一位选修通识《社会学》的同学，在课程结束的回馈单上写下他印象最深的部分是：社会学真是一门「包山包海」的学科，牵涉好多议题与面向，跟以前从公民课本或媒体上所认识的不尽相同。此外，社会学内部对同一事件的解释有好多不同的视野与立场，宛如罗生门般地「扑朔迷离」，就像侦探或推理小说的叙述铺陈那样相互交迭却又彼此矛盾，唯一的交集点或许只有那迷惑人的问题，至于解答则是南辕北辙、各自表述。这位学生无疑十分生动地描述出了什么是社会学。
社会学向来把社会现象及人际互动视为研究对象。在许多社会学家的眼中，甚至包括鬼神等超自然现象也都无法脱离社会文化脉络而被独立阐释清楚。通俗点来说，也就是太阳底下的众生相在广义上都可被视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因此称之为「包山包海」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的说明可能还是让许多人对社会学是什么感到一头雾水，摸不着头绪。或许你/妳曾碰过这样的例子：不少在社会上打滚过或生命历练丰富的人，或者拍着胸脯信心满满地，或者带着歉意委婉低调地向人表示，虽然没念过社会学，但整个社会就是他的教室，上的是扎扎实实的「社会大学」，所以了解的「社会事」比念社会学的人还要多、还透彻。实情确实可能如此。但这并不表示，社会学所谈的只是一堆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事实上，社会学得不断地从日常经验中寻找研究的材料、资源与养分，而绝不是在简单从事理论性的空想。
相较于其他学科，社会学有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它在理解个案的同时，又尝试说明集体的倾向。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这点，以下我将举个例来邀请各位看看，社会学会如何讨论一种或多或少都曾经垄罩着每个人的真实感受：孤单。
谈到孤单，一般人可能会直觉地认为，它属于哲学或心理学的研究议题，而不是社会学的讨论对象。毕竟，相较于政治、教育、环保等具体社会议题，或是有关理性对现代社会的冲击的讨论，孤单这种个人的感受并没有受到太多社会学家的关注。尽管如此，其实很早就有社会学家在探讨现代社会之过度理性化所引起的新的孤单形式，以及随之引发的失去整合及丧失连带的风险，因它造成了人的情感苍白，使得整个社会宛如铁笼一般。
孤单不只是属于哲学或心理学的研究议题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独自一人并不等同于孤单。我们时常在咖啡馆里看到有人独自静坐在角落，或是看书，或听音乐，抑或享受咖啡。这样的情景通常并不会马上让人直接和孤单寂寞连想在一起。我在此并不打算对孤单、寂寞或孤独这些用语做细致的词义区分，而只是想要讨论现代一种寻常可见的个人真实感受，亦即那种内在自我与外在社会间的断裂。自我与社会这两者间彷佛横隔着一道无形之墙，即便是大声吶喊、呼叫也无法将心声传达出去，甚至连最亲近的家人也无法沟通。
现代中西文学都曾精彩地描述了现代人这种孤单存在的苦闷与虚弱状态，譬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在卡夫卡那里，一位朝九晚五、背负业绩压力的推销员在某一个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由于人虫之间的无法语言沟通，因此即使他发出声音，别人也不懂得他的话。久而久之，他不但工作不保，连亲近的家人也觉得他是个累赘而嫌弃他。推销员及家人均在这个过程里受尽折磨，以致于最后他的死亡竟荒谬地使自己与家人都获得一种轻松的感觉。
这种内/外不同调的孤单现象俨然成为这个时代的命运。所以我们不必去进行问卷调查，询问你/妳过去到底多久（一周、一月、或一年？）多频繁（常常、偶而、或不曾？）感到孤单，每个人就都已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受过孤单感的侵袭。只不过，或许正因为一般人身历其中，所以恰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说，我们「无法看清时代命运的严肃面貌」。这时，纵使是在「社会大学」打滚多年的人，一样难以洞察到这背后的社会成因。相较之下，社会学家们反倒更容易能从中抽身出来，去对其进行反思。
以台湾的社会学界为例。譬如有叶启政，他向来十分关心现代人类处境，并基于社会及人际关系越来越分化的这个事实，进一步反思西方那种以理性及积极进取的「有」之概念所形塑出的人类图像，以及由此所建构出的理性化社会。有鉴于这种井然有序的社会反噬地成为一个让人束手无策的刚硬牢笼，因此他提出一种以柔克刚的行事策略，强调陶养「无」的孤独与修养，从中获得一方安身立命之所，以摆脱结构加诸个人身上的箝制。此外，还有黄厚铭也关注到这个议题。他清楚观察到，网络的起哄文化事实上是一种寻求认同及连结的方式。换句话说，这是社会内部在新兴媒体科技的运用中提供给自身的一种解决方式，以搭起自我与外在社会的连结。
在此，本文无意去深入探讨「诉诸修养与孤独的策略」或是「融入起哄文化的作法」是否能彻底解决现代各种令人「挫败」的孤单感。这里想要强调的是，社会学家们早已看到：我们无法否认现代社会越来越破碎及片断化，也无法轻视社会本身在面对这些景况时所做的任何努力。
社会学如何解释个人孤单现象的出现？
对社会学而言，这种孤单感绝不可简单视为人类的生命本质或个人的心理状况，而是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因而需放在社会的框架里来加以解释。上述台湾社会学界的例子即是社会学对现代孤单感所提出的可能解释。除此之外，社会学还可从什么面向来解释这种内在自我与外在社会间的断裂，以及随之而来的存在孤单感与疏离感呢？以下不妨再以西方社会学曾提出过的四个面向的考察来做说明：（一）工业化、（二）城市化、（三）个人主义化、（四）意义之剩余与不足。
（一）工业化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生产品、人与自我、以及人际间的关系，以致于人们对周遭的人事物失去了相互依存的情感关系，彼此间产生疏离与异化的感受。在追求最大利益化的过程中，人的身体及情感的表达与控制皆必须配合工厂情境，理性而有效率。
处于生产线流程中的工人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作业员仅负责重复组装产品的单一部分，以提高制程的效率，然而这种理性化的分工、类似机器的动作却使他/她们跟成品失去整体的情感连带，减损了工作的创造乐趣。试想一位负责组装某电子零件的作业员，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地工作着，甚至不知道所组装的部分在整部机器成品中具有什么样的功能，长期下来必会使其身体及情感的表达也渐渐被规格化，导致劳动过程变得无聊又无趣。这恐怕并非是一般人所想要追求的理想生活。
然而，这种因工作形式改变而产生的现代生活压力，并不限于作业员身上，事实上其早已广泛地扩及大部分的工作领域。譬如近年来台湾服务业发展蓬勃，这类讲求服务至上的工作强调需要有良好的服务质量，因此要求服务人员应表现出亲切有礼的态度，将顾客捧为神圣物般，不容得罪。这些情感性的制式化劳动反过来会吊诡地引发工作人员的疏离感，尤其是当其面对奥客时，或因个人因素而无法随时保持笑容之时，其内在自我与外在社会的那道墙便悄悄围起。当然，真实自我被压抑的情绪还是会蔓延出来，而这种横亘在真实自我与职业角色间的负面情绪大部分是能够被顺利排解掉的，但有些确实会转为工作及心理上的压力，从而加深自我想望与外在期待的鸿沟，激起了对社会的不满、以及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不安与彷徨。
（二）城市化也是一个常被提起的影响因素。已有不少研究指出，大都会的生活形式及空间规划对人际关系的冲击。近年来，台湾不少建商纷纷推出饭店式管理的广告来招揽买主，其宣传的项目之一是：基于安全及隐私的考虑，住户的出入感应锁只能设定通往自己所住的楼层，而无法随意通行各个楼层。这种设计应用在饭店管理上是可理解的。毕竟，在一个可以容纳数百人的大型饭店里，因为住户流动率高，彼此都是陌生人，使得不确定性及风险也相对提高。再者，有人风尘仆仆地出外旅行，恰恰是因为不想跟熟识的人打交道，想短暂脱离原有的社会网络，希冀在这种放空中获得解放，藉此寻找自由与自我。
在当代，出走或旅行这件事情与自由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意味着脱离家庭束缚、工作压力、人际关系的牵绊及父母长官的要求等等外在的期待框架，让人得以想象在异地与陌生人的新关系中重获自由，从而自在地做回自己。在异地体验自由的这件事情本身，就已透露出：我们在实际的生活经验中常常感受到内在自我与外在社会间存在一个相互抗衡的关系，并在当中感到苦闷与郁卒，因此需要透过暂时的抽离原有的时空才能体会自由。
当这种模式扩及到有关「家/邻里」的想象与实践时，它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公私领域的清楚划分，试图力挽狂澜地保留一块自由之地给自我，让受压抑的真实自我能够在家内无拘束地放松与表现。另一方面这却也同时实践了自我与社会的疏离，因为人们不再能普遍信任邻里乡亲而自在地与其互动。一个看似控制风险以降低不确定性的作法，在同时却也提高了人际的不信任感。总之，大都会里越来越私人化的生活品味及心理素质在自我与外在间划出一条界线，这有如两面刃一般，一不小心就会让人从信任及隐私的一方滑溜到孤单与疏离的另一方。
（三）在讨论到当代社会中个人与社会间有某种无法穿透的隔阂的感受时，不可避免地得提到个人主义化的现象。毕竟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人越来越返回自身去思考行动的动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以反思自身与所处环境的关系。
有趣的是，在这种反思中，不可避免地拉开了自身与我们所进行反思的对象间的距离，从而保持自我有一种质疑或者反抗的可能性，或也可能转化为一种不被理解的苦闷。在亲子、师生、夫妻、同事、同学的各种人际应对进退中，我们都可能出现过和这些亲近的人之间格格不入的感受，在那当下，我们十分在意倾听自己内在声音的颤动，「做自我」的吶喊声特别铿锵有力，甚至让人愿意为此付出生命。
多年前，两位北一女资优生结伴到宜兰一间旅馆烧炭自杀，她们所留下的遗言充份表现出这种个人主义特征。其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家人：当你们读到这封信时，请不要为我们难过，这是经过长时间考虑之后的抉择。我们抛弃了所拥有的一切的原因很难解释，以下不精确的言词，希望你们能稍微了解。当人是很辛苦的，使我们觉得困难的，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挫折或压力，而是这社会生存的本质就不适合我们，每日在生活上，都觉得不容易，而经常陷入无法自拔的自暴自弃的境地。我们的生命是这么地微不足道，在世界上消失应该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是在平静而安详的心情下，完成了最后一件事。」
正因为看到了现代社会里那种内心自我与现实「社会本质」之间的距离无法在当代强调个人主义反思行动的思潮下被弭平，故犹太裔英国/德国社会学家伊里亚斯（Nobert Elias）说道：「感觉自身的『内在』和『在那儿的外在』世界之间有一道相隔的墙，这种情绪是真实的；另一方面也要洞察到，这种情绪绝非打一开始便存在的，但要将两个洞察相连起来绝非易事。……，它其实是自身的、也是由社会所建构出的隔离行动具象化（Verdinglichung）后的结果。」
（四）最后，我们还可以从意义的剩余（surplus of meaning）及意义的不足来考察自我与社会的断裂关系。我们发现，现代社会之高度分化及个体化意味着：垂直式的社会区分已转为水平式的差异，而彼此存在差异、但相互平等就是这种社会的理想情况。基本上，这种社会结构的转换牵涉到意义的释放及选择的多元化，这虽然不是「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但原则上充满各式各样合法及合理的行动选择及意义。
吊诡的是：一方面，我们活在一个强调创造自己生命意义及自我选择的时代里，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里却又弥漫着前所未有的无意义感及失落感，找不到生命的方向。于是，坊间充斥教导人们如何做自己的励志书，热销不减。现在，选择变成为一个问题。就好样电视频道从以前的无线三台扩增到现在的两百多台，观众们虽手握遥控器，彷佛可以自行做出选择，但却常常上上下下地按钮而仍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节目。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曾说：个体性是一种「不满足感」，当个体在反思行动及自我规定生命意义的过程中将自己抛掷到更新及创新的齿轮中，在意义多元化中寻找独特意义时，不免会体验到内在自我与外在社会间的阻隔，以及独特意义的不足。这个不足推动了社会的创新，也造成了原始的自我与社会间的紧张关系。
面对孤单，社会学的药单是什么？
乍看之下，社会学内部对于同一事件的解释确实有好多不同的说法。但这并不表示它们彼此间必定就互相冲突，因为它们或许都各自看到了该社会事件中的某些真相。此外，我们也可发现这些说法也并非都完全不能跟台湾现况相呼应。因此一旦我们能将这些观察整合在一起，则对该事件的具体解决之道或许也就昭然若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