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教授的逝世，是中国社会学界的重大损失！30多年来，郑杭生教授以火一般的热情与活力，积极开展理论创新、著书立说，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郑杭生教授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进行了长期而卓有成效的探索，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开拓者，在三大领域建立了富有特色的理论。
第一，创造性地开拓了社会运行理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初期，社会学的定义首先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关注。郑杭生教授对社会学的定义是：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观点在《社会学概论新编》（1987）中得到系统阐述。当时，我在南京大学从事社会学教学与研究，认为郑杭生教授的观点对于中国社会学要为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是一个有益的推动。我在《现代社会学》（1987年）一书中对于社会学理论服务现实表达的关注，是对他的一个呼应。
第二，创造性地开拓了社会转型理论。郑杭生教授提倡社会转型，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运用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等概念，试图通过这些概念来概括中国社会变化的趋势和方向，是一种可贵的探索。郑杭生教授强调社会结构转型，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他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快速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学必须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正负两面，正确引导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潮，积极参与社会各个层次各个层面的制度创新，从而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中最大限度地推进社会进步，并把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一种积极的理论取向。
第三，创造性地提出了理论自觉的使命。郑杭生教授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他主张，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必须善于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他认为，理论自觉是一个时代性课题，我们应当把理论自觉真正落实到社会学发展中，立足现实、具有世界视野，结出中国特色的丰硕之果。郑杭生教授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深入考察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利益格局、社会控制体系、文化模式、社会支持系统等多个方面，发表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
郑杭生教授对于中国社会学事业的贡献，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开拓创新，还在于积极推进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郑杭生教授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社会学研究基地，并将它们建设成为中国社会学教育与研究的标志性重镇。他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先后出了4版，是国内最受欢迎的社会学教材之一。他是《社会学评论》杂志和《社会建设》杂志的创刊人；他设立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资助青年学者开展社会学研究。
郑杭生教授的不懈努力与学术成就，得到了中国社会学界的公认。2012年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在江苏吴江颁奖，他与陆学艺同获这一社会学领域的大奖。这是在我担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期间主持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当时，我宣读了颁奖词：“郑杭生教授长期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他提出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思想，并在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社会互动和社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和概念。通过组织和编写的社会学教材，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他注重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组织撰写基于大规模的经验调查资料的社会发展系列研究报告，体现了社会学的社会关怀和实践取向。他挖掘本土思想资源，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努力进行理论探索，为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相识到相知，他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学科规划评审组，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科评议组，在教育部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在中国社会学会等学术活动中，我与他共事多年，感悟了他坚定的信念与担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在南京大学建立与发展社会学学科、担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过程中，也一直得到他的支持，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这些，都将融入中国社会学界共同的怀念之中！
作者为中国社会学会原会长、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