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安琪研究员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近期，湖南卫视引进韩国原版模式，推出亲子旅行生存体验节目《爸爸去哪儿》。这档真人秀节目一经播出，在荧屏上创造了始料未及的高收视率。 据其主创人员阐述，节目的主旨是弘扬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向“80后”父母们展示一部“生活教育百科全书”。参加节目录制的明星们，多为了“让子女多一些不一样的生活经历”。而纵览节目播出后整个社会舆论的发酵过程，幼儿教育专家们大多点评明星爸爸们教育孩子的方法，为其方法上的优点或缺陷指点迷津；一些媒体误读了国外关于父亲育儿积极作用的研究成果，片面强调“父亲带大的孩子更聪明”、“父亲榜样缺失导致男孩 ‘娘娘腔’”；还有一些媒体，则更热衷于以“帅爸萌娃”的趣闻逸事、“星爸星妈”的情史秘闻等庸俗八卦吸引眼球。
让孩子获得生活经历和成长、向父母传递教育孩子的方法，确实对青年家长有启发和指导实际应用的价值。教育学专家聚焦于育儿方法的评论和引导，对于有孩子的家庭也十分必要。然而，从社会学视角看“爸爸去哪儿”收视热，似乎更应侧重于关注这档节目在当下的现代性意义。这或许是更重要的。与此同时，对于那些被专家和传媒误读的错误观点，也需要加以拨正。
向社会诘问“爸爸去哪儿”
这档节目所引发的，将不只是关于亲子教育理念和方法的讨论，还将或多或少承载起更新社会性别观念的功用，有助于推动性别角色多元化、弹性化的现代性转变
众所周知，湖南卫视此次采用的节目模式引进自韩国。韩国MBC电视台在推出该节目时，采用的名称是“爸爸！我们去哪儿？ ”。到了“湖南卫视版”，节目名称改成了“爸爸去哪儿”。改得好！这个新题目，不仅点出了当下中、韩社会普遍存在的父亲家庭角色缺位，也向社会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诘问：在孩子抚育和成长的关键时刻，爸爸去哪儿了？
父亲参与育儿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男性家庭角色的重构，是一个跨文化的具有现代性蕴意的发展趋势。
曾有一家美国知名周刊，请世界500强企业退休了的CEO们填写一份问卷。其中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过，什么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前10大企业的老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然相同——“一定不放弃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美国政府“以儿童为本，对父亲角色和行为进行干预”的经验也令人叹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于1995年发布备忘录，指令联邦机构将父亲研究纳入联邦儿童与家庭研究基金的资助范围，着力支持“父亲积极参与家庭事务”方面的研究；规定所有的执行部门或机构，要在他们的方案、政策以及研究中包括针对父亲的部分。该备忘录还促使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成立了父职执行部。在联邦机构的资助下，一系列以父亲参与为研究主题的专业会议在全美召开，一些全国性调查中增添了关于父亲参与的内容，诸多学术期刊聚焦父亲参与主题下的学术争鸣。随着社会各界开展了诸多与“父亲缺席”有关的公众讨论，组织了一系列致力于“提升父亲参与”的社会运动、针对父亲的教育与训练项目，“父亲研究”迎来新一轮高潮。
2010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喜获千金，成为英国首位任内休父亲假的首相。卡梅伦也身体力行做着“好爸爸”的表率。日前，英政府宣布了一项更有弹性的父亲育婴假改革计划，以使父亲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新生儿，并挑战“女主内”的陈旧观念。
五年前，我们曾做过国内首项关于 “父亲参与”的专题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父亲在“关怀、陪伴”角色上确有更多投入。比如，在给孩子买生日礼物、接送孩子上学、上兴趣班、给予孩子拥抱与身体接触、主动与孩子沟通上都有更多积极表现。高学历的父母在陪伴孩子方面尤其有更多的自觉和参与行为。但是，在婴幼儿期给孩子换洗尿布、洗澡，在儿童、青少年期的日常照料方面（包括参加家长会、学校组织的活动、辅导检查作业等），父亲依然严重缺位。观念越传统的父亲，参与得越少。根据2010年进行的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在40岁以下的被访父亲中，最近一年从不或很少照料孩子生活的占到70%，从不或很少辅导孩子功课的为47%（母亲在这两项内容上的表现分别为7%和20%）。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竞争激烈、流动频繁、工作节奏加快的今天，性别角色更宜推崇多元化和弹性化，以应对剧变社会难以预期的风险和压力。比如，一些妻子在事业上更成功，加班或出差更多；一些男性失业或找不到理想工作；离婚后需要一方独立抚养孩子，等等。而大多数社会往往仍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陈规。上述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也表明，高达58%的被访者至今认同“男人应以社会为主，女人应以家庭为主”。当《爸爸去哪儿》中的明星爸爸们不会烧菜做饭、不会给孩子梳头穿衣时，观众通常以善意的笑声给予包容和理解。但假如这些问题发生在妈妈们身上，估计求全责备她们的声音不会少。
值得欣慰的是，参与节目录制后，那些原先自以为称职的爸爸，却在最简单的照料孩子的任务中束手无策、洋相百出，从而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太专业的爸爸”，“因为平时做得不够好所以原形毕露了”；并感悟到“妻子非常伟大，能把孩子带到6岁，我带了3天就快崩溃了”；或认识到“孩子是需要陪的，需要时间去沟通和交流。我会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留出更多的时间来陪她”。
可见，“爸爸去哪儿了”这一诘问，传递了家庭育儿父亲不宜缺位的现代新观念，也因其紧贴时代脉搏，注定将掀起一场讨论“父亲角色如何重建、亲子如何共同成长”的热潮。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这档节目所引发的，将不只是关于亲子教育理念和方法的讨论，还将或多或少承载起更新社会性别观念的功用，有助于推动性别角色多元化、弹性化的现代性转变。这种由一档综艺节目引发的广泛关注，恐是书斋中的学术研究难以达到的。 父亲带大的孩子更好？
类似“父亲带大的孩子更聪明、更独立和全面发展”这样的说法，实属片面。多数研究显示，父亲和母亲参与养育对于孩子的意义是同样的，且是互补的 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均表明，父亲的育儿投入，不仅可加深父子间的相互了解，密切父子感情，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还可增进婚姻关系，并让父亲获得更多的积极体验，促使父亲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父亲的育儿投入较多、质量较高，孩子受益更多”，已被不少研究验证。那些父亲承担了40％或以上照顾任务的学龄前孩子，在认知发展上得分更高，对环境更有控制感，也表现出更强的共情能力。研究结果还显示，父亲的育儿投入，不仅有助于亲子和婚姻关系的融洽，同时，在育儿过程中，他们自己也体验了为人父的喜悦和自豪，获得了被孩子需要的价值感。大量父亲认为，孩子成长的每一个进步，都令自己感到兴奋、骄傲；养育孩子，使自己更有爱心、更成熟、更有责任感，并激励自己积极进取、获得成功；与孩子的交流使自己变年轻、给自己带来乐趣和成就感，为此新学了很多知识，得到很多收获，还可扩展自身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如果父亲能积极参与育儿，能从中受益的，将不仅仅是孩子，而是整个家庭。
当然，尽管人们对于父亲参与的重要性的认识需要提升，但也不应过分放大父教缺失导致的不良后果。比如，一些专家和传媒似乎误读了父教缺失的不良影响，强调“父亲缺失的孩子更容易违法犯罪”、“母亲更溺爱孩子”等，都有失偏颇。
国外“父亲缺失（FatherAbsence）”的概念，通常指的是因父母分居、离婚或父亲死亡等形成的单亲家庭子女缺少父教、父爱的现象。显然，这与我们一些专家或媒体所认为的“父亲缺失”等同于“父亲因为工作压力大或出于传统观念而较少参与子女教育”完全是两个概念。一些专家反复引用的所谓 “美国60%的强奸犯、72%的少年凶杀犯、70%的长期服役犯”来自“父亲缺失家庭”，实际上是无父单亲家庭。也就是说，欧美国家所讨论的父亲缺失的严重后果，主要是针对离婚率上升、单亲母亲增多（尤其是一些未婚爸爸逃避抚养责任，而缺乏资源的少女妈妈又难以给孩子提供较好的成长条件）而言的。它强调的是，在那样一个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在认知、情感发展、心理适应、学校表现和攻击控制等方面逊于双亲家庭。这和双亲家庭中父亲参与较少不是一回事。
类似“父亲带大的孩子更聪明、更独立和全面发展”这样的说法，实属片面。研究显示，比父亲的男性特征更为重要的，是父亲的养育方式，而父亲角色与母亲角色间的差异，并不那么重要。也就是说，父亲与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差别不大。多数研究显示，父亲和母亲参与养育对于孩子的意义是同样的，且是互补的。未见有研究表明，在家庭教育中，谁的作用更大，或主要由母亲养育的孩子智力差、更依赖、犯罪率更高。至于溺爱型教养方法，无论在父亲还是母亲中，都只占少数。不少经验研究表明，溺爱型教养方法未呈显著的性别差异，甚至显示母亲反而更少溺爱孩子；相较于母亲，父亲采取不适当教养方式的更多。
此外，“父亲榜样缺失，导致男孩‘阳衰’、‘娘娘腔’”的流行观点，也并无经验实据。尽管早期的性别角色理论，侧重于研究父亲与儿子的男子气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发现两者具有稳定的相关性。史蒂文斯通过对6420个核心家庭和14000个无父单亲家庭的追踪研究发现，父亲缺失家庭和双亲家庭中的孩子并无显著差异，学前儿童的性别角色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也能得到发展。原因之一，儿童生活中的其他男性（如朋友、亲戚，甚至大众传媒或图书、游戏中的男性形象）都为其提供了榜样；之二，儿童期同伴的影响或要大于父母对其的影响。也就是说，父亲未必是儿童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性别角色榜样、社会化的引导者。青少年也并非生活在所谓的“女人圈”中。
不少研究还发现，尽管简单的双变量分析表明，父亲缺失的男孩与双亲家庭存在显著差异，但如果控制了有关家长的教养态度、教养方式以及亲子关系等变量后，这个差异就不再显著。换言之，家长的教养理念、特征以及良好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对儿童的身心发展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和谐的、支持型的家庭生态环境，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更为重要。
所以，父职缺失之所以会产生不良影响，不是因为孩子缺乏性别角色榜样，而是由于父亲参与的多面向作用（包括经济的、社会的和情感的）没有实现，或者没有恰当地被实现。在日常照料上，父亲也许不及母亲更擅长、更细心，但父亲还可以通过他们所传递的行为、态度、信息等来间接地影响孩子。没有研究表明，以母亲为主的抚养教育方式会导致男孩所谓的“中性化”、“娘娘腔”。随着中青年父亲对孩子关怀陪伴的增加，所谓的男孩“阳衰”、“娘娘腔”等片面论断也将越来越站不住脚。
增进父职参与需要社会支持
父职参与水平的提升，离不开亲属网络、社会组织、职场、社区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支持。在倡导性别角色多元化、弹性化的社会观念上，传媒还可以做得更多
其实，无论是推崇男孩刚强、独立，还是要求女孩温柔、文静，所谓的“因性别施教”背后，是陈旧过时的性别角色教育观。一些传媒乐于夸男孩具有“纯爷们”的男子气，评女孩“漂亮”、“乖巧”或“小小女汉子”，表面上是对男孩女孩性别特质的肯定，实际上都是传统社会刻板印象作用下的结果。
目前，双性化教育已成为家庭和学校教育的新理念。在《2003—2004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在教育领域促进性别平等的四条标准，给各国对儿童实施“双性化教育”以理论和实践上的有力指导。台湾地区在其颁布的国民教育阶段有关课程纲要中明确提出，
要求“学习双性化（刚柔并济）的性别角色，并应用于家庭、学校与职场”。大多数研究表明，具有双性化特质的男女，在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和自我评价等方面都优于单性化者。双性化是一种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心理特质，也是信息化、多元化时代性别角色发展的趋势，是顺应时代进步的世界潮流。
那么，既然增进父亲的育儿参与有那么多积极作用，我们可以为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做些什么吗？
从家庭生态学的视角来看，父亲的抚育参与不仅依赖于妻子和亲属网络微系统的支持，也受到整个社会的组织、机构、文化、亚文化环境等宏观系统的制约。也就是说，父职参与水平的提升，离不开亲属网络、社会组织、职场、社区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支持。
欧盟积极倡导其成员国发展家庭友好政策（诸如父亲育儿假、亲职假、特殊育儿假和灵活的弹性工作制等），试图将孩子照料责任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其中，北欧国家更是鼓励父亲参与育儿的典范。例如，瑞典法律规定父亲育儿假不可转作他用，多休产假还可领取高额“平等奖金”，以促进家庭责任承担上的性别平等。
相较而言，我国在鼓励父亲参与抚育方面的公共政策基本缺位。其中，给予父亲的在子女出生时享受的所谓“照顾、护理假”，只是为了鼓励计划生育的政策中的一部分。当前，上海男性只有3天“照顾、护理假”，且只有在晚育的情况下才可享受。因此，建议从儿童本位和性别平等的视角出发，制定增加男性带薪育儿假、设立满足子女紧急或临时需要的亲子照顾假、试行弹性工作制等公共政策，这些都是政府可借鉴的可行方案。
从社会支持角度来讲，推进父职教育和训练的普及也非常必要。如，社会组织可开展婚前或育前教育，组织成人培训、开展亲子一日游等活动；学校开展有计划的亲子活动，让爸爸推荐一首最喜欢的歌曲、给孩子写一封信、推荐一本自己曾经读过的书；邀请各行各业的爸爸根据自身专业特点来给孩子们做讲座，开展“我和爸爸去旅行”等活动，都值得提倡和发扬。
传媒除了关注明星父亲在育儿中的参与，更应关注普通家庭的父亲参与，包括流动人口、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中的父职缺失。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数据显示，在0—17岁的农村留守儿童中，父亲外出打工的占83%（其中父母一同外出打工的占47%）。因此，我们期待类似《爸爸去哪儿》这样的节目未来能够不只是以明星来吸引眼球。如果参与节目的家长能够来自各行各业、不同社会背景，是否更有助于大家思考，究竟怎样才是一个称职的爸爸、亲密父子关系的典范究竟是啥样？
此外，在倡导性别角色多元化、弹性化的社会观念上，传媒可以做得更多。对包括“男人以工作为先，女人以家庭为先”、“男人抚育孩子的能力比女人差”、“管教孩子还是应该遵循传统观念中‘严父慈母’的角色分工”、“养不教，父之过”、性别角色教育中“男孩要有男孩样，女孩要有女孩样”等在内的刻板观念，都要进行批判性分析，以更多元、均衡的方式来勾画两性形象。这将不仅有利于男女在性别角色上的平等自主选择和全面发展，也有助于增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家庭的和谐美满。
（演讲时间：2013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