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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女性“盲从减肥”的社会文化原因
――全国成年总人口的实证分析
Weight Lossing and Blindly Following among Chinese Adult Female Population: A Social-Cultural Analysis
黄盈盈[①] 潘绥铭[②]
Logistic regresson model based uopon three nationwide random smapling survey in 2000, 2006 and 2010. The term “blind flowing” means those women who want to lose weight but are not actually overweight. They focised on the female image and temperatiom forced by the male social aethestic standard. On the contrary the “resistance women” means they do not want to lose weight although they are actually overweight.
摘要：本文从身体研究的层次上，使用2000年到2010年四次全国女性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按照女性实际的体重指数与她们的减肥意愿之间的关系，提出女性的“盲从减肥”这一概念（不超重却要减肥）。本文分析这些女性的社会阶层特征与文化动机，将其总结为：盲从减肥不是保健活动，而是对于以“身材”和“女人味儿”为中心的呈现式身体的关注，突出地再现了各种社会目光（以男性审美观为主）的在场，其实质是顺从社会主流对于女性形象的规定的一种实践。
一． 问题意识与研究背景
身体研究，主要还是在欧美的理论框架中展开。回顾身体的理论，“有三个伟大的传统将身体拖出了意识哲学的深渊”，一个是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一个是涂尔干、莫斯、布迪厄这一人类学传统的社会实践性身体，一个就是尼采、福柯的历史与政治身体观（汪民安，2003：21）。这些研究大多是围绕身－心、主观－客观、个体－社会等基本问题而展现出来的不同的研究流派（Lock，1987）。如果对欧美的身体研究做一个粗线条的梳理，那么至少存在四种身体：个体的身体（现象学思潮）、社会的身体（象征和结构主义思潮）、政治的身体（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以及一种逾越了规矩和诸多二元对立的、强调日常生活的身体（比如冯珠娣和洛克等人的思想）（黄盈盈，2008）。这四种身体至今并存于西方学界，也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本研究的问题意识产生的理论背景。
身体研究在近几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不再是“缺席在场”（Shilling，1993，转引自李康，2001：35）。越来越多的西方身体研究理论被译介到中国，中国学术界甚至提出了“身体转向”的口号[③]。只是，目前的身体文献主要偏向哲学与理论探讨，实证性研究与经验性身体还非常缺乏。
本文并不打算在围绕“身心”而展开讨论的西方语境中分析中国社会的“身体”。中国社会的“身体”是什么？“西方哲学背景下的问题放到中国环境下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冯珠娣、汪民安，2004）这些问题引导着笔者在中国的情境与语境下，思考“身体”，尤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身体”（lively body）（Lock
& Farquhar, 2007）。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减肥是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性身体，涉及我们对于身体的自我想象与管理。
（二）减肥的文献回顾
在西方，有关减肥的研究非常之多，大多数是在心理学与健康研究领域，以女性身体为对象来考察身体形像、减肥以及体重指数（BMI，body mass index）。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青少年的肥胖问题。[④]
在中文文献中，大部分有关减肥的文章是大众健康类的通俗读物，学术类的“减肥”研究则基本上都是在医学领域。[⑤]从社会文化角度进行研究的尚不够多，而且基本上是局限在某个年龄段（主要是女大学生）或者某个局部地区。
基于减肥这种实践性身体背后的理论背景、社会与大众传媒上对于“减肥”的热衷，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减肥这一个经验性身体的缺乏，笔者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要使用实证的数据分析，来检验一下中国女性的减肥情况究竟如何。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以女性的“减肥意愿”为核心，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女性真的比男性更加肥胖吗？男女在减肥意愿上有何差别？
第二，女性真的都是因为肥胖才要去减肥吗？与减肥意愿有关的社会阶层因素都有哪些？
第三，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减肥仅仅是一种保健行为吗？这种身体管理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因素有哪些？
二、方法
（一）数据来源
在潘绥铭教授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完成“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
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的[⑥]、会讲汉语、能识汉字的总人口。以城乡之别、人口规模与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初级抽样单位（PSU）为县级地理区域，2000年的PSU是60个；2006年是120个；2010年的98个。终端调查点为城市社区（三次依次为50个、150个、124个）与农村的行政村（依次为10个、45个、36个）。终端抽样框包括流动人口（地理位置法抽取）在内。三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依次为3815人、5403人、7202人。应答率依次为76.3%、79.6%、72.1%。
三次调查中的女性样本是1916人、2682人、3769人，总计8367人。复杂加权统计分析的权数是城乡、性别、年龄。[⑦]
此外，笔者2010年在调查成年人的同时，在相同的终端调查点中随机抽样调查了14－17岁的总人口，获得1593个有效样本（女性763人），应答率为66.8％。[⑧]其重大意义是：包括了不上学的、已经工作的与来自农村的流动青少年（20％）。但是由于年龄段和问卷内容不尽相同，因此只能有选择地与成年人进行对比。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我们采用了如下实地调查方法：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我们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二）核心指标
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身高与体重的询问。以下提到的“体重指数”的计算公式均为：体重（公斤）除身高（米）的平方（kg/m2）。正常体重为数值18 – 25；超重为25 – 30；轻度肥胖为>30；中度肥胖为>35；重度肥胖为>40。[⑨]
关于减肥意愿，问卷中的提问是：现在，您想减肥吗？回答是：很想减肥，有些想减肥，不想减肥。我们把前两个回答归结为“要减肥”。
三、研究结果
表1：男女肥胖度与减肥意愿的比较（加权）＊
＊所有男女之间的差异的显著性均为.000。
从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50岁以下的男人的体重指数都高于女人，超重者的比例也都高于女人；可是在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女人中，希望减肥的人却都比男人更多；在最年轻的18－29岁组里甚至是男人的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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