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如果你对国家推动的幸福工程不满意，你就拍拍手。
2006年5月22日星期一，我吃早饭的时候浏览报纸注意到另一位政客要发表演讲称赞幸福的重要性。托利党（Tory）领袖戴维•卡梅隆（David Cameron）显然采取了“推动幸福生活”的“激进新战略”。好像“如果幸福，你就拍拍手”的歌谣即将变成英国公众生活的主要口号了。
新工党和托利党（保守党）政客都把幸福带进政治里了。就这些家伙而言，新教徒的工作狂已经消失，他们认为他们工作太多了，面临严重的工作生活平衡问题。生活教练吉娜•加德纳（Gina Gardiner）同意就是如此。就在我翻阅报纸的时候，我看到加德纳夫人建立了一个机构叫做“重新战胜工作狂”，一个支持团体帮助让人们“在办公室工作时间太长“的人们制定“合理的社交生活”这可能成为幸福的秘诀。(1)
咋一看，英国政治精英中相对智慧的成员拥抱幸福没有多大意义。你根本不需要政治学博士学位就能了解到“如果你不能买来幸福”，你当然也无法通过立法生产幸福。
人类历史上，人们一直在寻找幸福，但是已经被证明这是个难以捉摸的追求。幸福或许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正如哲学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说的幸福不可能是人们行动的直接目的。“当你问自己是否应付的时候，你已经不再幸福了”。他还说“唯一的机会是乐趣，不是幸福，而是与幸福无关的其他目标，作为生活的目标。”正如理查德•索奇（Richard Schoch）所说，穆勒明白幸福的秘诀是个“矛盾的东西，只有你在追求别的目标的时候才能得到。”(2)幸福是你在追求美德，做好事，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得到的间接后果。因此，它有时通过我们的工作来实现。艰苦的，有意义的工作不仅不会让我们不幸福，反而常常是我们获得幸福的必要途径。
幸福当作美德来庆祝是受到个人利益至上心态和对公众生活的醒悟来推动。西方社会对于社会参与和公民责任所必须的美德和感情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视，而旨在实现自我满足的感情作为值得称道的东西，而把个人和别人结合起来的情谊往往被人们怀疑。
因此，感情被分为积极的（快乐，幸福，满足）和消极的（恐惧，愤怒，悲伤，憎恶）。积极的感情是让你高兴的，消极的感情是让你不满足，让你痛苦的。心满意足已经成为个人健康的标准。“情绪良好”已经变成了健康目标，和世界卫生组织1946年对于健康的重新定义一致：“身体，精神，和社会全部康乐的状态，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者身体虚弱。”今天人们强调感觉良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个人自我已经成为社会，道德，文化生活的关注焦点。因为感觉良好被看作美德的状态，分散个人对自我感情需要的注意力的糟糕的东西：如艰苦的工作，为别人做出牺牲，利他主义，承担的义务等都被看作个人追求幸福过程中的障碍。
幸福政治学的鼓吹者常常谈论“工作生活平衡”，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人们怎么能从工作中找到生命的意义。相反，幸福被看作来自个人内心的东西，来自个人对于自身感情需要的关注。实际上，最强烈的幸福鼓吹者会指出就连幸福也变成问题了如果实现幸福太依赖别人的话。《聪明的感情》（Intelligent Emotion: How to Succeed Through Transforming Your Feelings）的作者弗朗斯•威尔克斯（Frances Wilks）说应该是“追求快乐”的目标，而不是追求幸福，因为快乐是从内心激发的感情，而幸福需要事务有利的外向状态。威尔克斯认为期待通过“人和事”和“对外”的活动来自我实现是不现实的，相反，我们应该关注通过“对内”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表现的过程中的那些瞬间的快乐。(3)
当今幸福事业的目标好像是把自我实现的追求政治化。因为无法给予公众生活意义，也就是说个人自我以外的任何东西的价值，多数政客开始打感情管理的注意。这是殖民化私人领域，是行为政治。正如新工党著名的大臣泰萨•乔威尔（Tessa Jowell）说的，管理“行为新政治”是“政府面临的最迷人的挑战之一。” (4)
政府政策的转变，转向照顾个人的感情需要被看作从传统的福利国家鼓吹者社会政策的更进一步。有人认为这样的政策在过去过分关注于物质财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感情福利制度，“涵盖一切”的途径，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人们的感情需要。”(5)。
为了证明这个新的途径的合理性，常常有人说社会不平等给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糟糕的影响，换句话说，贫穷显然让你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质量都受破坏。“感情，健康和分配公正因此和西方发达国家关系非常密切”有个作家说(6)。社会政策领域的某些人说国家转向治疗是早就该做的事情。英国学者保罗•豪格特（Paul Hoggett）认为“生活好”的概念提供了核心的原则，以此原则就可以建立积极的福利国家的新形象。对于豪格特和他的同伙来说，“生活好”基本上用心理健康术语来定义。”(7)同样的，新工党政府的幸福生活精神领袖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宣称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是让社会更幸福。“要更幸福，我们就得在改变外在生活条件的同时改变我们的内在态度。”他说(8)。莱亚德最近呼吁政府训练万名心理治疗师帮助人们获得幸福。
或许行为政治提供了对自身作用和方向感到困惑的政治寡头组织的短期焦点。但是这个新的途径肯定不能让民众更幸福。
幸福治疗国家
莱亚德的途径替换了治疗干预为了政治方向。政治和文化精英或许缺乏信心来告诉人们相信什么，但是他们非常高兴指导我们应该感觉什么，应该如何感觉。这是当今政治生活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从关注公众议题的政策转向关注个人议题的政策。因为公众生活空洞无物，没有方向，私人和个人领域就被投放到公众领域。因此，原来关于未来社会的因为意识形态冲突造成的激情现在更可能成为个人不良行为，个人麻烦，和性格冲突的关注。在这样的气候下，政府成为个人的心理治疗师，把它们的目标作为社会的“治疗康复”，政府成为感情管理者。当布莱尔，克林顿之类人站在我们面前说“我觉得你很痛苦”，他们在向民众表示同情，并承担了政治治疗师的角色。
评论家描述的“保姆国家”如果用“治疗国家”来描述可能更准确。治疗政策的目标就是在政府和个人之间通过管理我们内心的生活建立密切关系。正如一个评论家说的“和心理咨询师采用的技术类似的技术现在已经成为当今英国政府管理人们的主要内容。行为政治表现了“获得不受任何限制的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的探索。(9)。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政府总是寻求影响公众的态度。但是影响关于参加战争或者死刑问题等的态度和当今操纵个人如何在自己家庭范围内的行为的工程截然不同。这个行为政治体现出来的治疗转变得到人们为了处理自己的痛苦需要帮助这个观点的支持。这种把公民当作不满意的孩子来对待的方式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被要求加入这个“如果你觉得幸福，你就拍拍手”的大合唱的原因。
国家干预公民私生活的新形式被许多评论家和知识分子看作不会招致反对的，事实上还被看作是受人欢迎的。他们认为关注治疗问题的公共政策可以让个人更有力量。在大西洋两岸，鼓吹者团体连续呼吁政府推动“感情智慧”“幸福”“感情民主”“感情水平”。一个英国思想库Antidote的目标就是把心理学的智慧和政治和公众生活结合起来，希望得到“形成倾向于支持更加和谐的社会的感情态度政策。”(10)。对于旧金山州立大学公共管理教授弗兰克•斯科特（Frank Scott）来说，治疗管理关心的是“重新把现代主义撕裂的自我结合起来”(11)。治疗管理的支持者好像不担心把“重新团结自我”的责任转交给国家官僚机构的隐含意义。
治疗管理的转变得到这个观点的支持：个人是软弱的，变化无常的。个人不再被看作可以自我做主的人，有能力发挥民主社会公民权利的人，而是潜在的“受到破坏的商品”需要得到专业人士和莱亚德的万名治疗师的帮助，指导他们怎样才能幸福。这种反民主的心态体现在当今的幸福工程里。人们不是参与，而是要被这些工程对待，支持，指导。
总而言之，我们的精英不仅试图要分解公众，而且要把我们当作客户和病人一样管理。当然，只要民众不参与政治，他们就被当作分裂的个人。行为政治不仅确认这个地位，而且巩固这个地位。
行为政治将让人担心的观点制度化了，那就是公众是依靠治疗政府帮助的病人。把公民变成病人有可能恶化人们和社会公共机构的关系。如果个人被看作需要机构支持才能感情正常，那么民主社会中的公民怎样监督制衡大权在握的人呢？正如宛尼萨•帕瓦克（Vanessa Pupavac）在批评治疗政府时指出的，“公民和国家关系的重新拟订伴随着把公民当作独立的，理性的公民的社会契约的破坏。”(12)
新的治疗社会契约得到家长式观念的支持，不幸的病人需要官方的管理和帮助。实际上，它已经不再是社会契约了，变成了公众和进入个人交易的国家的关系。
生产出来的幸福
旨在让我们幸福的政策和人们真正感受到的感情反应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它们企图社会化公众采取积极的思考，采取开明的专家如麦当劳幸福快餐认为合适的行为，幸福已经变成了可以被老师讲授的，公众学会的，政策制定者管理的容易消化的公式。
但是幸福决不能像幸福快餐一样被生产出来或者标准化。它也不能由仁慈的政策制定者恩赐。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幸福是个人通过与生活的挑战搏斗而经历的过程。批量生产的幸福本身就是矛盾的。幸福圣战者宣称他们的活动会帮助产生更关心人的，利他主义的，相互信任的社会。实际上，强调个人感情干扰人们对于美好社会的思考。数以千计的治疗师发布的公共政策很可能让公民变成无助的病人，关注于自我肯定强化人们自我渺小的意识。
只有最迫切的人才愿意参加幸福运动。有头脑的公民对于政治生活枯竭的反应是不满。当今，找到幸福的前提是搞清楚你为什么对生活不满意。
译自：“Why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makes me mad” Frank Furedi
原文注释：
(1) See ‘How to find out if you’re a workaholic…and where to get help’, Daily Telegraph, 22 May 2006
(2) See Richard Schoch, The Secrets of Happiness;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searching for the good life, Profile Books, 2006, p.41
(3) Frances Wilks, Intelligent Emotions; How To Succeed Through Transforming Your Feelings, Heinemann, 1998.
(4) See Tessa Jowell ‘Politics of Behaviour’, Observer 21 November 2004.
(5) See Hoggett, P. in Lewis, G., Gewirtz, S. and Clarke, J.(2000) (eds) Rethinking Social Policy, (Sage : London).p.144
(6) See Williams, S.J. (1998) ‘”Capitalising” on emotions? Rethinking the inequalities in health debate’, Sociology, vol.32, no1.pp.132-33.
(7) See Paul Hoggett ‘Social Policy and the Emotions’ in Lewis et al (2000) p.145.
(8) Richard Layard ‘Happiness is back’, Prospect March 2005, issues 108.
(9) Arnason, A. (2000) ‘Biography, bereavement story’, Mortality 5 (2), p.194.
(10) Cited in F. Furedi, Therapy Culture, Routledge, 2004, p.49.
(11) Frank E. Scott, Reconsidering a therapeutic role for the state: anti-modernist governance and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self, 2000, p.8.
(12) V. Pupavac ‘Therapeutic Governance’, 2001 p.3.
http://www.spiked-online.com/index.php?/site/article/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