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经济”这一“新概念”之后，中国各地也随之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知识经济”热潮，以至于学者若不颂读它，仿佛没有站在研究工作的最前沿；官员若不提及它，仿佛就没有放眼世界。
然而，中国人早就具有远比“知识经济”概念丰富得多的思想意识。古有“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禄，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说明读书何等之重要：不仅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收入，还可以得到佳人的垂爱；今有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早于克林顿十年就把知识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如此，中国先哲们还有“学而优则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署”之论述。这就为入朝为官者制定出一条根本原则：不学无术者，不为民做主者，趁早别做官，免得乱拍脑袋、瞎决策误国误民。所以，对于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来说，在中国诸多思想者面前，国外大喊特喊“知识经济”的人们，简直就是拾中国古今诸多哲人的牙慧。
如果暂且借"知识经济"概念一用的话，中国可不可以说老早既具有“知识经济”的意识，又拥有“知识经济”的实践？毕竟，连1999年新当选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这样敌视今日中国的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唐朝和宋朝都具有灿烂的文化，曾给予日本这样或那样的帮助。
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对中国人来说，第一仿佛是似曾相识，今人大可不必“全盘引进”；第二又好像总是擦肩而过，稍纵即逝，随之而来的是近代中国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直到让西方列强的火炮给打得稀里哗啦。笔者斗胆妄言：导致近代中国日益走向衰败的唯一根源，正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忘记“学而优则仕”等古训，玩读书人于股掌、置民主决策于九霄云外，使中国一再丧失健康向上的动力。在如此内忧外患境地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驱者们终于从实践中很不情愿地得出了诸如“难得糊涂”、“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之类的结论。当然，这些不过是他们在充分认识到“英雄无用武之地”之后，在心“死”之前所发出的“最后”呐喊罢了。
中国近代当政者反对听到不同的声音、鄙视知识分子的坏传统，从秦始皇时期就出现了。秦王朝为什么覆灭？秦始皇“焚书坑儒”不必再提；秦二世临死前的“善”言还是很有温习之必要：“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由此可见，千百年的历史已表明，中国人既不缺“知识经济”意识，又不缺“知识经济”实践，最缺“以知识为基础的政治”，或者说“知识政治”。也就是说，选择“学而优”之人入朝做官以改独断专行为科学决策；读书人能够独立思考并畅所欲言以使各种思想在相互撞击中迸发出更加绚丽的思想火花；各级官员能够真正被置于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之下致使其不得不真心实意听取读书人的意见；等等。通过诸如此类的途径建立起知识政治，既令秦二世之类的封建统治者后悔莫及，又是任何封建君王所难以完全做到的事情。如此重任，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得起，而且事实上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党的第三代领导人身上。他们已经将“依法治国”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中。他们之所以下大决心实现“依法治国”，因为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说：“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给我们很大压力，我们自身还有许多困难”；也因为正如李瑞环同志在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所说：“由于缺乏经验，也由于指导思想一度出现偏差，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失去了许多宝贵时间。…回顾千年往事，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就是，过去耽误的时间实在太多了！”
正因为如此，作为正在领导中国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最应该、也最有可能把现代中国引入“知识政治”的健康发展轨道。因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硬力量（hardpower），而且也取决于软力量（softpower）。在现代社会，硬力量就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及其有关的科学技术水平；而软力量则表现为能够为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所认同的价值观。华盛顿总统如果仅仅是为美国人民率先垂范，激流勇退，他也只能是被一代人所景仰；然而他为美国人制定了一部既简短又实用，既通俗易懂又百年流传的合众国宪法。因而美国人民对华盛顿总统至今难以忘怀。华盛顿说，“经验告诉我们，…人性就是人性，我们必须承认。凡人总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他认为，如果能够制订出一部充满活力的、开明的宪法，实行严格的相互钳制和相互监督，防止人们侵犯宪法，美国人民就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他们的尊严和举足轻重的地位。或许，正是华盛顿给了美国人这样一种软力量，美国政府最近十几年、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才得以横行世界而无所顾忌。1999年3－4月间，美国总统克林顿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如下讲话：“财富要靠思想来创造，如果中国人不能自由交换信息，如果中国不打好竞争全球资本所需的法律和政治基础，如果其政治体系不能获得由民主选择产生的合法地位，那么，中国成功发展的可能性就将大为降低。”
克林顿的话的确倒是给中国人提了个醒儿：“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理儿，中国人早在1840年，就从国破家亡的奇耻大辱中深刻认识到了。为什么到了新中国建国50周年之际，我们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挨了炸？因为中国发展太慢了！所以，朱颖逝去后，她的父亲朱福来老人再三告诫今人：“同志们，咱们共同努力，强我中华！”而要真正实现“强我中华”的目标，当代中国人就绝不能离开软力量（softpower）的建立、健全和完善。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大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确取得惊人的进步。但也不可否认，50年前从原苏联照搬过来的、谁官儿大谁说了算的政治制度，还在苟延残喘。在如此政治制度之下，内部争斗成为经常的事；邓小平时期，先因为深受文革之苦而写下1980年8月18日那篇立志改革的著名文章，后来却又重蹈毛泽东覆辙；从1984年就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越改亏损面越大；近十几年来，贪污腐败之风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像决过口的九江大堤、垮塌掉的綦江虹桥等“王八蛋工程”时有所闻；等等。
现在，中国各级领导层在作决策时如何给予人民一个发言权，向他们提供一条发泄不满情绪的和平途径，如何发展和壮大自己的软力量，如何使中国实现其著名领导人之一万里在1986年所提出的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或者说，如何使中国尽快驶入“知识政治”的“高速公路”？这些，正是摆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执政党人面前的一大难题。毕竟如万里同志所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排除决策的个人色彩、感情色彩，真正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毕竟如李瑞环同志所说“保持团结稳定的局面，说到底取决于群众的稳定、人心的稳定。民心顺一切皆顺，民心稳社会就稳”；毕竟，在一切失误之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一九九九年四月初稿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稿
一九九九年七月三稿
二零零零年三月四稿
（《中国最需要知识政治》，香港《华人》杂志1999年第7期刊发；此次已作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