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中国没有闯入2006年的足球世界杯比赛，但是北京对球赛的热情同样高昂。因为世界杯比赛都是在半夜进行的，许多北京人白天睡大觉就是为了等着夜里看世界杯。这让北京众所周知的拥挤交通松了口气。向城市热线紧急求救的电话数量在世界杯期间减少了11%。我儿子的期末考试时间安排在两轮比赛中间的三天休息时间内，有人说这个日子是特意挑选好了的。
伟大历史强国的软场地
如何解释人们对世界杯的热情呢？比如，很难想象美国人对国家队没有资格参加的国际比赛中其他国家取得的胜利感到如此激动和疯狂。在美国，尽管存在某些种族为基础的对某些球队表现出来的热情，比如意大利裔美国人对意大利球队感到亲切，墨西哥裔美国人支持墨西哥队等，但是世界杯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占据中心地位。但是美国或许是个远离中心的例外。在世界的许多地区，从南非到印度，到中国大量普通市民对世界杯感到疯狂，即使没有自己的国家队参加。这种世界范围的着迷部分可以从通常的商业考虑来解释：聪明的广告宣传，以及影响力增加的国家普遍参与全球活动的强烈愿望等。
但是在中国，或许还有很多特别的政治因素。正如美国海军学院俞茂春（Yu Maochun）注意到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决定直播1978年在阿根廷举行的世界杯是中国政治历史上的转折点，这是因为它带来的巨大热情和激动。对共产党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厌烦透了的中国人，自革命以来第一次认识到除了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之外，世界上还有这么让人情分不已的事情。意大利《新闻报》（La Stampa）的著名记者郗士（Francesco Sisci）解释了这种兴趣。中国最好的两份报纸，每天销售都在百万份以上的《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都主要刊登国际方面的消息，许多受欢迎的地方报纸则刊登地方新闻。在这两方面，报道都和事实出入不大，报道的内容也都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但是全国性新闻是官方宣传机构的产物，引不起人们多大兴趣。因此，中国人养成了对地方新闻和国际新闻的浓厚兴趣，对于全国新闻则不像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的人对国家事务那样关注。[1]
特别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对国际新闻特别感兴趣，包括国际体育。
不过，国际足球运动的美丽不能仅仅贬低为人们对体育运动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更有趣的问题也许是为什么中国人特别热情地支持某些特别的球队？在2002年世界杯赛上，我本来想亚洲的团结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队在第一轮就遭到淘汰，韩国队出人意料地表现很好。我在北京一个酒吧里观看了德国和韩国四分之一决赛，让我吃惊的是当德国队进球并最终赢得比赛的时候人群里爆发出欢呼。有人告诉我支持德国是因为德国足球在中国电视上直播，多数中国人对德国球员非常熟悉。有个朋友说韩国人（包括台湾人）是最剥削中国工人最厉害的老板，这个情况很多人都知道。不过我还是看出来中国人对小兄弟竟然比老大哥还厉害的事实感到某种程度的不快。
今年，我没有这样的幻觉。[2]
居住很多韩国学生的北京五道口地区对韩国队的热情很高。但是那些老北京人如何呢？（在北京住很长时间的人）他们都对韩国队被早早淘汰幸灾乐祸。对于日本，这种敌意就更明显了。世界杯期间很少有公共场所观看日本队比赛的，五道口地区的多数酒吧根本不播放与日本队的比赛。如果有比赛往往派驻不同寻常的大量警察，据说是因为政府担心反日暴动变地不可收拾。对于当局来说幸运的是，日本队一场球没赢，根本就没有进入下一轮。
我自己总是支持处于劣势的球队。在2002年，我是韩国队的忠实球迷。我的韩国朋友非常自豪球队中被他们称为精神力量的东西，这弥补了能力和经验上的不足，而且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我。2006年，我支持表现最好的非洲球队加纳,他们踢球非常用心、认真。或许左翼政治倾向的人天然地支持来自比较贫穷以及不那么有名的国家的球队。赢得比赛能够极大地提高对自己民族的自信心，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显然，加纳比美国更需要刺激和激励。[3]
支持弱队还有心理上的原因。它们刺激了心灵上的浪漫情怀。想象一下有多少好莱坞电影的结局是弱队或者不看好的运动员最后获得胜利的。
但是在中国，弱队没有这样的优待，实际上正好相反。中国球迷支持的是德国，英格兰，巴西，阿根廷，意大利等传统的足球强队。人们对这些球队的热情实在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在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女主持人盛斌（Sheng Bin）在阿根廷被淘汰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下哭起来了。2006年当英格兰被葡萄牙队打败的时候，我儿子钢琴老师的丈夫非常沮丧以至于几乎起不了床。部分原因是喜爱传统强队可以用他们喜爱这种运动来解释：中国球迷支持过去表现很好的球队，未来可能有更加激动人心的球赛。但是也许有一种特殊形式的国际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在起作用。支持强队或许表现出对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的欣赏。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郗士先生（Francesco Sisci）发现与中国人一样的共同基础，都是通过激发对历史的爱，显示意大利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中国是东亚文明的摇篮。
相反，中国人不会为弱队或者弱小国家的球队喝彩，这些国家要么没有灿烂的文化，要么没有全球性的影响，或者悠久的历史。在足球上，这意味着他们不会为澳大利亚之类的球队喝彩，（一朋友曾问，难道你会为一帮大吃大喝的暴发户喝彩吗？）。在政治上，这意味着他们不会同情小国或者少数民族的渴望，比如魁北克操法语者（更不要提台湾和西藏了）。谈论他们的唯一理由是这些小国表现出值得全球称赞的成就来。如果澳大利亚比如在30年内成长为国际一流强队，而不是偶尔侥幸赢几场球，它可能赢得中国人的赞许。如果魁北克生产出让全世界都惊叹的成就，也可能赢得中国人的敬意。（尽管我来自魁北克，当我一再追问我们那里伟大的人是谁的时候，没有哪个中国人听说过加拿大曲棍球先手拉佛罗（Guy Lafleur）。
拥有偏见怎么错了？
2006年，对于传统足球强队的热情最著名的公开表现发生在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在四分之一决赛结束的时候。当法比奥•格罗索（Fabio Grosso）进入禁区在最后一分钟点球射门成功后，中国最著名的足球解说员黄健翔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
这里有必要引用新华社给出的官方中文版的翻译，黄尖叫：
点球！点球！！点球！！格罗索立功了。不要给澳大利亚人任何的机会。伟大的意大利的左后卫，他继承了意大利光荣的传统。法切蒂、卡布里尼、马尔蒂尼在这一刻灵魂附体，格罗索一个人，他代表着意大利足球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
就在托蒂（Francesco Totti）准备发点球赢得这场比赛的时刻，黄声嘶力竭地喊到：
托蒂，托蒂面对这个点球，他面对的是全世界意大利球迷的目光和期待。球进了！比赛结束了！意大利队获得了胜利，淘汰了澳大利亚队，布冯没有再一次倒在希丁克（Hiddink是澳大利亚队教练，曾经带领韩国队在2002年世界杯战胜意大利）的球队面前。伟大的意大利，伟大的意大利的左后卫，马尔蒂尼今天生日快乐！意大利万岁！！胜利属于意大利、属于格罗索、属于卡纳瓦罗（Cannavaro）、属于赞布罗塔（Zambrotta）,、布冯（Buffon）、属于马尔蒂尼！属于所有热爱意大利足球的人！！希丁克，失去了自己的勇气。面对意大利足球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他终于自食其果。他们该回家了，他们不用回遥远的澳大利亚，他们大多数都在欧洲生活。再见。
在我听着黄发泄情绪的时候，我也能听见邻居公寓里发出类似的欢呼声（当时是凌晨1点）。我深深为这种对另外一个国家的胜利表现的热情展现感动了，被他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表现出来的爱感动了。我感到好玩的是，中文里的“意大利万岁”字面意思是“活一万年”，这种话语是热情的群众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呼喊。（毛主席万岁）
让我惊讶的是，黄的评论引起一场风波和争议。中国著名网站如新浪和搜狐网上论坛里有大量赞成和批评的各种意见。北京博客飞雪贴了一个题目是“意大利万岁，黄可以回家了”的帖子。澳大利亚对不起，请原谅我们的疯子。根据没有确认的网上散播的文章，有超过30个澳大利亚球队支持者第二天包围了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要求大使向中国政府针对黄的评论提出正式抗议。几天后，黄发表了公开的道歉信：
亲爱的球迷朋友们，我的现场解说夹带了过多的个人情绪。今早我再次看了录像带，我再次感觉到，确有偏颇之处，给大家造成了伤害。在此我向观众道歉。我对意大利足球相对比较熟悉，内心里比较希望看到意大利的出线使后面的比赛更加精彩。但在解说当中，我不恰当的把对球队的热爱和自己的岗位角色混淆了。昨天我在最后几分钟内的解说，不是一个评论员应该有的那种，所说的话，引起了观众的不满、意见、批评，我再次真诚的表达歉意。今后在工作中我会总结经验，时刻把握好自己的岗位角色，处理好情感和理智间的平衡。我们在转播的时候，总希望裁判公平公正，但做一个评论员，我也一定要公平公正，做好体育评论员的工作。最后，祝各位球迷看球愉快。
评论员应该中立没有偏见吗？我倒觉得黄可能没有从这个事件吸取正确的教训。（认为他的道歉是真诚的，更大的可能性是他被迫道歉。）一方面，喜欢激情和有争议的评论员可能有政治理由。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词汇是稳定，政府严格管制媒体（更不要说政治机关了）要确保有争议的观点不能播放。如果媒体不能兑现这个诺言，稳定就要受到威胁。政府就要使用各种胡萝卜和大棒将其恢复到正常状态。在这次事件中，政府经营的电视台连续报道澳大利亚队在比赛中的成绩，同时字幕上称赞澳大利亚体面地退场，像真正的英雄，显然是要安抚黄的发泄而怒火中烧的亲澳大利亚球迷。黄本人被迫放弃解说意大利球队的其他世界杯比赛。在我看来，黄被球迷所怀念。后来的两场意大利比赛包括在决赛中战胜法国的比赛的解说是非常糟糕和乏味的。这个评论员好像没有黄知道得多。不过，更让人担心的是政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惩罚那些不听政府指令的人，比如剥夺他们的工作机会。难道这是澳大利亚支持者真正想要的东西吗？尤其是在这个对公开表现激情和感情都皱眉头的政治体系里，这是对付社会争议的方法吗？
质疑评论员应该中立的观点或许有文化上的原因。或许更深入地扎根于中国文化里的是另外一个模式，评论员应该像一个知识丰富的老师，向观众解释哪个运动员或者球队表现了哪些品质和特点。评论员不仅仅是传播实际信息，还应该像对待学生一样为观众提炼道德含义。由观众/学生决定他们是否同意评论员/老师的观点。不同意的人应该温和地提出抗议，但是不能使用武力表达不同意见。许多网民支持黄的事实说明评论员/老师这种标准模式仍然在当今中国流行。（根据新浪网进行的网上调查，几乎一半的受访者说黄的评论是不公平的，有个非常流行的手机铃声就是模仿黄在意大利胜澳大利亚的时候激情四射的狂叫。）我不否认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比如中国社会里对意大利队的普遍支持，但是很难想象比如在瑞典或者加拿大会出现这么赤裸裸的充满偏见的评论员。中立公正的理想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不仅仅是法官或者裁判，而且包括评论员，官员，老师，甚至父母和朋友，这些观念在西方社会都是根深蒂固的思想。
利己民族主义（self-regarding nationalism）的危险
黄的发泄中最动人的方面是他表现出来的对另外一个国家的爱。他是在庆祝意大利的辉煌传统吗？如果意大利评论员做出类似的激情表现，至少对于旁观者来说，肯定是让人倒胃口的。什么伟大的意大利，完全是屁话。吐沫四溅的评论员的形象倒让人们想起意大利的法西斯暴徒。在这场争议的比赛之后不久，黄即席的发言表现出更加危险的民族主义症状。澳大利亚让我想起1981年在世界杯预选赛中淘汰中国队的那个倒霉的球队。澳大利亚现在争夺亚洲区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它可能不够强大对付韩国和日本，但是很可能战胜中国队。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这样的心态或许放大，当中国运动员获得世界一流地位，比如在奥运会中，或者几十年后在世界杯上。到那时，黄就要为自己国家的球队喝彩了，他们可能表现出对对手更咄咄逼人的仇恨，也可能产生更加危险的政治后果。1999年女足世界杯上美国队打败中国队后，中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反美浪潮，以至于美国国务院对在中国的美国人发出警告要保持低调。
（当然这也是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不久）。[4]
或许我危言耸听了。就像正统的宗教群体有时候相互尊重对方的戒律（蔑视不可知论者自由派或者无神论者）所以球迷能够在国家荣誉上找到共同的快乐。在德国和葡萄牙比赛开始前，举着各自喜欢的球队国旗的热情球迷进行联欢庆祝。这些球迷可以分享各自对自己球队的热情。他们发现相互之间的共同点比那些对足球不感兴趣的人更多。而且利己民族主义能够通过热爱运动表现出来。当国家队表现糟糕的时候，中国的球迷照样看，比如2002年世界杯，当时中国队被巴西打得落花流水以0：4惨败。不过，从其他足球强国的经验来看，即使中国队成为世界一流足球强队，也不能保证中国球迷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在齐内丁•齐达内（Zinedine Zidane）在和意大利对的决赛中糟糕的用头撞人事件后，法国球迷就不能聚拢多大的热情观看法国队的比赛。球迷往往很挑剔，如果他们的国家队没有表现出普遍公认的良好品质的话。
即便如此，利己民族主义存在真正的危险。中国人对奥运会金牌的追求就表现了这样的危险。中国的最好的运动员是在非常小的时候就被挑选出来，然后进行国家资助的高强度体育训练，对于其他形式的学习关注很少。运动员被当作国家获得政治分数的工具，奥运会的播音员公开宣称中华民族的伟大。正如知名记者桑叶（Sang Ye）说的，对于中国来说，体育运动与体育没有多少关系。它既不关心身体健康也不关心个人美好的生活。对于中国人来说，体育比赛实际上是政治制度间的斗争，是用来实现国家荣誉梦想的让人兴奋的鸦片。（参看桑叶的《中国真相》（China Candid [加州大学出版社2006]）中采访顶著名运动员的内容）。中国的近期目标就是在北京举行的2008年奥运会上超过美国成为金牌榜第一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待体育的方式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当时这个城邦国家的军事竞争激烈，相互厮杀争取生存和扩张。所以很自然的，他们非常强调对士兵的训练，国家资助的体育训练的目的是强健身体，（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培养勇敢的美德作为副产品。希腊人推动国家间的体育比赛，并主办了著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国争光。整个体制塑造了赢者通吃的心态，甚至没有对第二名的奖励。冠军被国家当作征服敌人的英雄来看待，会得到数不清的物质利益，比如终生免费的饮食。
中国自己的政治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早期的政治实践）指向另外一个途径，这个途径或许对现代社会来说是更需要的。儒家观点认为体育锻炼应该和追求非军国主义的美德结合起来，成功与否应该看它对道德和智慧发展上的贡献而不是体育比赛中的胜利。这样的理想通过仪式来实现和提升，因为在竞争关系的背景下人们即便不走向战争，也很容易堕落成为敌意和对抗。但是，这个理想在当代世界实现并非完全不可能的。孟子描述了失败的射箭者心理反应，射手在确定站立姿势正确后才放箭。如果没有能射中目标，他不会把失败归咎于胜利者，他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和在比赛后大方地与获胜者握手的网球运动员没有什么不同，争取以后更加刻苦地训练以提高自身的水平。孔子对君子射手的描述和相扑摔跤的仪式也吻合。君子之间进行射箭水平比赛，但是他们的关系不是竞争性的。相互打招呼、相互谦让后，射手才登上高台，返回后还要喝酒庆祝。即使在比赛中，他们也是楷模。在足球运动方面，相关的仪式包括见对方球员跌倒赶紧帮助扶起来，比赛结束的时候交换汗水湿透的衬衣。这些仪式不需要与支持某个球队相冲突。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韩国人是自己球队最热情的支持者，但是在韩国队主场在争夺第三名的时候输给土耳其队，韩国队围成一个圈对观众鞠躬表示感谢。现场观众回报以更热烈的欢呼鼓掌，不仅为韩国队，让人吃惊的是，还为获胜的土耳其队喝彩。这样的反应或许有特别的原因，每个韩国人都对土耳其当年支持50年前的朝鲜战争而充满感激，但是这个动人的场面显示儒家传统仪式能够减缓民族偏见的极端行为。韩国人被广泛认为是东亚国家中儒家思想最典型的国家决不是巧合。对于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中国人不要从希腊的体育理想中汲取灵感，倒应该从自己的儒家思想中汲取更多营养。[5]
本文的灵感来自2006年世界杯期间关于中国的电子论坛ChinaPOL，这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和记者的电子邮件列表。我想感谢所有参加讨论的朋友们，特别感谢Richard Baum, Avner de-Shalit, Bruce Jacobs, David Kelly, Donald Keyser, Parag Khanna, Paik Wooyeal, Francesco Sisci, Michael Walzer。同时感谢俞茂春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
作者简介：丹尼尔•贝尔（Daniel A. Bell）又名贝淡宁，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最新著作包括：《自由民主之外：东亚背景下的政治思考》（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Political Thinking for an East Asian Context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与人合编（Jean-Marc Coicaud）《行为伦理学：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的伦理挑战》（Ethics in Action: The Ethical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GOs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作者通讯地址：daniel.a.bell@gmail.com.
原文注释：
1.)人们可能预测如果媒体开放政治体制民主化后，加上争议性的国家议题被公开报道被大众讨论后人们对国家事务的兴趣会增加。与之相应的是人们对国际新闻的兴趣会减少。比如在台湾，民主化已经让政治辩论集中在国家事务上，因而对国际事务兴趣包括国际体育就小了。最近政治开放或许帮助解释为什么世界杯在台湾没有像在大陆那样掀起热潮。（当然有别的因素，台湾人对棒球兴趣更大）
2.)派克•沃伊尔（Paik Wooyeal）已经注意到给邻居国家喝倒彩的倾向可能是普遍性的。比如，德裔瑞士人反对德国队，英国人反对法国队等。是否因为邻居们历史上的恩怨仍然形成了在体育比赛中的偏好？或者是嫉妒邻居的成功的天然倾向？
3.)加纳在2006年世界杯中以三比二淘汰了美国队，但是在比赛中我不能把自己的高兴表现得过于明显。我和儿子一起看比赛，他拿的是美国护照，他在为美国队喝彩，我不能扫他的兴。很难劝说孩子他们对球队的忠诚应该部分根据国际经济正义的原则来决定。
4.)克林顿政府声称轰炸不是故意的，并为轰炸和生命财产损失道歉，但是中国对于美国的官方解释存在广泛的怀疑。
5.)我没有暗示对金牌的追求应该完全让位于对儒教文明的关心。我自己也还没有从加拿大没有在蒙特利尔1976年奥运会上没有得到一枚金牌的失望中恢复过来。（我也不会为加拿大是唯一个主办了夏季奥运会却没有赢得一枚金牌的国家而自豪）。我的意思是儒家文明应该成为重要的内容，国家的荣誉不能仅仅局限在对胜利的追求中。参与国际体育比赛的国家也能为自己的文明，体面和公正的意识而自豪。
译自：“The Politics of Sports: Watching the World Cup in Beijing ”By Daniel A. Bell
http://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article=694
译者注：本文得到作者授权翻译成中文，并在网站发表，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