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的“张鸣事件”已在网上争论得沸沸扬扬。不少对张鸣先生有所了解的人觉得本性平和、宽厚、研究风格也扎实沉稳的他这次采取如此“冲动”的方式有些难以理解。事件的起因看似并不重大，评定职称和相关的学术评价机制问题几乎所有在大学工作的人都会遇到。但事件背后的问题绝对不小，这就是张鸣在不同的文章中反复提到的学术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界官场化，学者奴才化的大学现状。张鸣也确实想就这些关乎学术生死存亡的问题做一场理性的公民讨论。而张鸣的“激动”也好“冲动”也罢，我完全能感觉到真的是出于忍无可忍。对于张鸣的拍案而起，我想每个有正常感觉、正常思维和尚有良知的学术工作者或教育工作者都不难理解，因为我们每日都生活于和张鸣同样的大学生态中，我们对这样的生存环境感同身受。
行政指挥棒每日在我们头顶打转：昨天是每个导师要给自己的博士生每人每月200元生活补助；今天是博士生必须在所谓核心期刊发表4篇论文方可答辩毕业；明天是研究生毕业论文要有中期报告、预答辩、正式答辩；后天可能又来了TMD×××评估检查……；叠床架屋，层出不穷。对于这些数不胜数的规定、要求、招式我们就不能问一声从哪来的？谁定的？依据何在？把教师和学生当作什么？以政治学为业的张鸣要问一句所有这些“规定”的合法性在哪里，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
机制的问题是学术腐败的症结所在。以强制要求研究生发表论文为例，说它是“逼良为娼”一点不为过。首先是“凭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哪里？这时候怎么不讲和国际接轨了？哪所国际知名大学有这种鸟规定？接下来是能否操作的问题，不知道做出此规定的官员算没算过，共有多少“核心期刊”，扩招后有多少研究生、博士生，版面够不够发每人4篇论文。再接下来就是形成腐败链的过程，对期刊版面的需求量大增，许多期刊向学生和青年研究者收取数额不菲的版面费，给原本没有工作收入的学生雪上加霜；而这些版面费哪去了？让人不由得怀疑是不是有关部门官员参与了分肥（当然只能是怀疑，局外人无法知道其中内幕）？另一方面，一些刊物为了自己的声望影响，要求学生的文章有导师属名才予发表，又增加了导师侵占学生成果的机会，造成另一种形式的学术腐败。而且不难想象，这种以量取胜的大跃进产物的学术水准又怎么可能好的了？强制发表如果有“正面”效应，那大概就是学校的成果数量、有关领导的学术业绩和政治业绩、在官办的学术评估中取胜；而负面效应在于，对老师和学生而言绝对是灾难；生产出大量垃圾对学术本身更是严重的破坏。
从那么多毕业学子争当公务员、甚至达到上千人瞄准一个位置，从那么多学者争当官员，在体制内谋取一官半职，从那么多官员想方设法获取学历学位，学而官或官而学的现象中，我们不难窥出个中缘由。但是作为官外人，作为体制边缘人，作为“白丁教授”，我们却不知所措，无计可施。面对一部庞大的官僚机器，我们甚至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指挥我们、监控我们、恶心我们。这是让我们压抑、憋闷的原因，那感觉就是胸中如有燃烧的块垒，浇不灭，化不开，冲撞得心口疼痛不堪。所以我完全能切身地感受张鸣的激愤和行动，对此我也要竖起大拇指说一声“好样的！张鸣”。（未完待续）
大学生态：我们该何以自处？
面对不合理的种种规定、指示、要求，我们通常的作法是想方设法、东补西抹，变通也好，妥协也罢，最后应付过去了事。而这次对付过去了，下次又不知来什么新招——申报博士点，申报一级学科，申报校级或国家级重点学科，申办什么什么基地（注意：与拉登的组织无关），申报什么什么工程……，似乎永远没个完结。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中国社会的习惯性运作方式是搞运动，比如历次政治运动，比如张鸣先生专文批判过的大跃进运动，而现在大概“运动”的名声太臭，而“工程”和“计划”大约与经济发展科学发展有关而被经常使用了，985，211，“百人××”“千人××”“万人××”计划……，但无论如何替代，意思还是差不多，内涵也就是学术大跃进。长此以往，工程越来越多，越搞越大，而学术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逼仄，我们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越抽抽儿。
习惯成自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愤怒、抗争逐渐走向妥协、顺从最后甚至加入其中。制度形塑了我们，我们也参与并支持了制度的运作，成为其共谋者。其实，坏的制度安排也是好人惯出来的，因为它每次都实施成功了。如同面对一堵厚重的墙，我们曾经试图撞开它，但撞来撞去，墙未倒，撞墙的却碎了，甚至变成了筑墙的砖石。今日大学生态的形成，我们每个人都有份。
说到行动，张鸣也不过就是要讲讲道理，是不平则鸣，是带着愤怒讲道理。但每当我们表示愤怒要讲道理的时候，几乎身边所有的人——我们的家人、至爱、知己、好友都会劝说“算了”，理由简单至极——“没有用”；而我们也每每用同样的话劝解我们的家人、至爱、知己、好友。我们是犬儒的集中体现，我们每日里揣着明白却装作糊涂，我们常常义愤填膺却什么都不做。我们就是犬儒。徐贲将现代犬儒主义表述为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疾俗的一面，也有委屈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
如此大学生态有着一种“冷水煮青蛙”的效果，最后谁也蹦不起来。在愤世疾俗、嘻笑怒骂中沉沦和堕落，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可怕也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在这种生态中我们该何以自处？何以使心智正常而良知未泯的自我保持人格不分裂？如何面对作为未来社会脊梁的莘莘学子？何以对学生说我们应该向阿伦特那样“积极生活”，参与公共事务或“以学术为志业”？我们又以何德何能培养学生成为真正的公民？这一切，谁来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