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联合国秘书长之前，我一直是一名亚洲外交官。在我担任韩国外长的时候，我和我的政府极力主张与朝鲜缓和关系。当世界上的某些人要求制裁以及惩罚性行动的时候，韩国则推动对话。
对话不仅要求发言，也要求倾听。这意味着坚持原则，但是同时也努力理解另一方，而无论哪一方有时看起来有多么的没有理性和不妥协。
这还是我在联合国的风格。我相信外交和接触的力量。我把对话置于辩论或者宣言之上。最主要的，我寻求有所结果。
我们现在正在缅甸做着这件事。我的特别顾问甘巴里已经回到了仰光。他的任务就是当一个公平的居中调停人，促使政府和反对派领导人、特别是翁山淑枝对话。他要达成的目标，是让缅甸政府释放所有遭到逮捕的学生和示威者，与反对派接触，向民主社会转变，并且重新加入国际社会。
这一类外交行动既不快捷，也不容易。赞扬是罕有的，且往往取得进展，也不显示迹象。这是幕后的、静悄悄以及充满艰辛的努力。人们要打电话，哄着各国领导人做这做那。这是一支由许多微小的步骤组成的交响乐曲，步骤之间的步调往往并非很协调，你希望这些步骤可以造就出更重大美好的结果。
你不指望什么。你只能不断努力推动。也许奏效，也许不奏效。然后你会以各种不同方式，一而再地尝试，每每只为取得一些小小的进展，以便为展开下一步铺路。
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我们就处于这样的境况。我已花费了数百小时来同冲突各方进行幕后工作。他们是苏丹政府、叛乱领导人、邻国以及非洲联盟的伙伴国。同时，我们正在推动我们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维和行动，给几十万流离失所的人提供食物和保护，并且在利比亚鼓励困难的和平谈判。
但是即使我推行我的独特类型的“亚洲式”外交，有时候在国际社会外交舞台上仍不免感到有点孤单。
亚洲人和国际事务
我们亚洲人居住在世界上最大的大陆，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以及增长最快的经济。我们历史悠久，文明古老。但是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还是差强人意。
亚洲对联合国的贡献尽管举足轻重，但是还可以更大。亚洲给予世界的人道主义援助，即使客气地评断，也只能说是还不够慷慨。此外，亚洲也是唯一还没有地区融合和共同市场的大陆。
拉美以及北美构想建立自由贸易区。欧洲人谈论建立欧洲合众国。非洲联盟希望成为非洲合众国。为何独独没有亚洲合众国呢？
亚洲和其他大陆不同的原因很多：历史、文化多样性、尚未解决的领土和政治争议、缺乏多边经验以及一个或两个权力中心的控制。但是，最主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试图这样做。
亚洲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作为来自亚洲的秘书长，我希望改变这情况。我希望看到亚洲内部更为融合，在国际上更多的参与。
我特别期望我的韩国同胞们有所作为。韩国人是杰出的民族，他们自力更生争取到今日的成就和地位。我希望韩国在世界上承担与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更大的责任，特别是在发展领域。发展是联合国宪章的三大支柱之一。韩国人需要站出来发言，做更多的事情，而这需要从更为慷慨的官方发展援助开始。
通过六方会谈，韩国人已经展现出在多边外交和解决问题方面的偏才。现在，他们以及整个亚洲，需要把他们的技能和成功发挥出来，为当今急迫的全球性问题发挥作用。
这不仅是我的希望，也是亚洲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