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一个精妙的东西。它能跨越时空，纤毫毕现地描述事物，缜密无隙地传达思想。但有时语言又是贫乏的，先天或无意的语言模糊性暗藏了多向的玄机，给人留下了多种理解的空间。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阵子《人民日报》在报导参加国事活动的领导干部时,一长串名单最后总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结尾“…还有余秋里同志。”怎样理解这个“还有”?为什么每次都是这七个字?此句式事出有因:起初拟就的名单上没有余秋里,事无巨细的周恩来总理在审定名单时说:“还有余秋里同志嘛!”于是有关方面添上了“还有余秋里同志”，并且从此一字未改。当时,见报的领导干部名单是个晴雨表,“还有”二字看似模糊却可能负载政治定位的功能,所以在人眼中这“还有”二字的去留不是个句法问题,没有新的指示哪个编辑敢删一字?文字里的玄机真是妙不可言。试想,这句话到后人那里,要搞清楚其缘由、原意,怕是需要不小的功夫和具备那一段历史的鲜活“学问”,不真切体味当年的语境,是永远无法说明白这“还有”二字的。
作家王蒙在回忆录中谈及当文化部长时的一件事。他写道：“天安门广场其时还挂着马恩列斯的巨照片，上面让我们一批做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员研究一下，研究的结果竟没有一个人（包括我）敢说不挂。而是向后拖，说是等到什么什么节日再搞吧”。 “上面让……研究一下”从表面上看是模糊的，而事实上意图指向是清楚的，特别是斯大林的挂像问题不宜再拖下去，全世界几乎没有哪个党哪个国家再把他视为神明挂出画像了。可是，此事事关重大，“研究一下”的语义仍然具有文字表面的不确定性，领受了任务的人们因深感压力而含糊应付，结果“最后只好由最高领导讲了话。”王蒙后来写道：“其实让我们讨论，就是不准备继续挂下去了，其实是希望我们提出建议，为领导分一点忧，承担一点分量。而我们辜负了领导的期望，就这么点出息，硬是只能请总设计师自己出来打冲锋。”写出这段话，已是大约二十年之后了。
文字的模糊与清晰，二者关系错综复杂。字面本身的模糊带来理解的多向性,其实背后也常有明晰的指向。王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大概是《别把我当人》。有学者甚为不满地批评：“怎么能不把人当人呢？”这位学者居然从字面理解，甚至不解人之常情。笔者曾听王蒙在演讲中议及此事，他少见地拍着桌子厉声说：“世界上哪有谁说不该把人当人的？王朔的意思是千万要把人当人啊。这点意思都看不懂，这样的人还当什么批评家，甭当了！”
笔者注意到，对郭沫若、冯友兰先生“文革”中的一些文字，舆论中多有苛责。窃以为大多是过分简单地从字面看问题，没有把握到文字背后的情势。
因为郭沫若晚年一本《李白和杜甫》，有人说他扬李贬杜是投毛泽东之喜好。这看法未免太表面太僵拙。我以为周国平分析得更客观，他认为，文革中的动乱，特别是文革中两个儿子的死对郭沫若打击非常大，“我想那段他是有很多反思的，而这个反思我觉得他后来表达在他写的那个《李白与杜甫》里面，也包括他当时给我的一些信。” 有一封信里郭先生讲得非常沉痛，大意是说，他很羡慕周那样的年轻人，而自己已经不可能了，“成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希望我在那条真正的路上走到底，在泥巴里面扎根，扎得越深越好。”周当时以为是鼓励之辞，后来看了《李白与杜甫》，发现他实际上在讲他自己的心情，郭沫若“分析李白晚年的一首诗，那首诗谁也没有注意过的。但他就把这首诗说成是李白一生的总结和觉醒之作，说李白这首诗表明，他已经看透尔虞我诈的那个社会，从此以后决心走真正的路，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这才是一条真正的路。把这个话跟给我信里的那个话联系起来看，其实就很清楚了，就是说他对当时的政治是非常绝望了。”对同一本书，两种结论截然相反，可见文字的“模糊”性质能给人带来多大麻烦。不过 ，对比那种判定《李白和杜甫》是拍马屁之作的看法，显然周国平因把握了文字背后的东西而看得更透彻。
对冯友兰，有人以他在“文革”期间的一些文字为据，认定冯精神屈膝问题不小。针锋相对，也有人指出每个人的具体处境、性格各不相同，发出了“不要苛责古人”的呼声。的确，冯先生许多年来一直处于来自最高处的聚光灯光的强烈照射之下，被一次次思想运动直接冲击着紧盯着，作为知识分子是否从思想上被重塑的样品，“想不说话都不行”，他所承受的泰山压顶般的压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在此处境中，他在某一阶段的言论发生一些变异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在那年代，连周恩来还说“江青是旗手”呢。晚年的冯友兰找回自我，八十岁之后重写七卷中国哲学史，这真是一个奇迹。他的女儿冯宗璞先生说过一句很中肯的话：在水里火里历经那么多年之后，他仍然能思想能搞哲学就很不简单了（大意）。的确，无视特定的背景和每一个人的具体境况，孤立地着眼于文字本身，以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看问题，其结论必然有失公允。
“白纸黑字”本身是简单的，但它背后的东西纵横叠错，要比字面复杂许多。我想起一位报告文学作家的感慨:“凭同一资料,你可以把一个人写成好人,也可以把他写成坏人。”。这有点可怕，也常使人无奈。基于此，惟有全面把握表面文字背后的具体情势，深入地体察当时当地的语境,方能正确理解和解释。特别是做学问的人,天天和语言文字打交道，粗枝大叶主观随意信马由缰，其结果往往是曲解，幼稚僵直断章取义凭空猜测，更会将结论引向荒谬。对语言，对文字，对史料，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该文发表于07年12期《杂文月刊》，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