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处于转型和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遭遇危机难免，若能有效地应对，持续发展可以预期，若应对不当，复兴大业难免受阻乃至重挫。善对危机，是执政兴国迫切需要弥补的短板。建立健全危机管理的体制、法律，很重要；培养、提升全体国民的危机意识，同样重要。“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危机意识不是一夜强化而来的，于国民需要从娃娃抓起、从教育入手，于政府需要着眼大处和核心、着手小处和细节。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这30年，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蛋糕做大了，木桶里的水涨了，我们开始关心起如何保障蛋糕继续做大和如何更好地分配，关心起如何弥补水桶木板的缝隙以及更精心的养护等问题。展望未来，在我们的蛋糕和水桶远非完美无缺的状态下，如何保证我们能够不断做大和持续发展？“木桶理论”给出了警示：一个由多块长短不同木板箍成的木桶，决定其容水量大小的并非是其中最长的那块木板或全部木板长度的平均值，而是取决于其中最短的那块木板。若要提高木桶的整体利用效益，当务之急是补齐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长度。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阶段，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思路来考虑，我们迫切需要弥补的短板就是危机问题，而在加强危机管理制度建设和危机立法的同时，危机意识的欠缺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般认为，危机意识就是未雨绸缪，是指对来自外部的某些有可能威胁自身生存的事物和状况的认识或反应。从实践层面来看，危机意识至少应该包括以下方面：现在或者将来可能发生什么？哪些概率相对比较大的问题可能在什么时候发生？发生问题可能造成的结果，尤其是可挽回与不可挽回的区分和重要性的先后次序如何？最后，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的发生应该提前做些什么。
首先，与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条件关系密切。正如新疆很难有海啸的危机意识一样，香港也不太可能有防旱意识。一个幅员辽阔、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国家，往往不急于去筹划资源危机可能带来的损失，相反，像日本这样的海岛国家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带有严重的危机意识，这并非日本人天生就善于危机思考，而是由其所处的客观自然环境造就的。
其次，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看看万里长城，我们在感叹先人坚毅卓绝的同时，也可以想象到中央王朝为保障国家安全的一片苦心：因为历史上反复发生外族、外国入侵的教训，所以“协和万邦”就成为最高理想。从明太祖《皇明祖训》里的非战思想，到我们目前的“安邻、睦邻、富邻”政策，都表明这个传统的深远影响。
第三，危机意识的内容是“常为新的”，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比如，美国全面崛起以后，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本土很少受到外来袭击，因此本土安全保障的危机意识非常淡漠。但“9·11事件”之后，美国迅速成立了庞大的国土安全部，此前其危机管理的核心机构——FEMA（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被纳入其下，显然本土安全保障的危机意识已经上升到美国国家危机管理排序表中的更高位置。再比如，近年来非传统安全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得到重视，无论是环境问题还是恐怖主义或者金融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危机管理的重中之重。
首先，本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培养危机管理意识的重要基础，没有哪个民族比自己更清楚所面临的危险、更准确地把握解决危险所可能采取的手段。《汉书·沟洫志》中有“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固然，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农业作为立国之本的基本判断还是准确的，而且长期坚持在农闲季节疏浚沟渠、兴修水利等大规模工程，本身就是一种危机管理措施，没有饱受旱涝灾害之苦的惨痛教训是不会有这样的危机意识的。近几年来中国大地上几乎年年都有旱涝灾害，除了客观自然条件影响之外，恐怕和农村既有现状，特别是普通农民既有危机意识降低，而国家层面上现代国土战备观念迟迟没有形成有密切关系。
其次，来源于与自己国家情况、发展阶段类似的其他国家。日本在危机发生时不同部门、地区之间的信息沟通非常迅速，这与反思阪神大地震期间信息不畅有很大关系。他们在各地、各部门的危机管理机构，充分利用发达的信息通讯手段和先进的网络技术，一旦发生危机事件，情报可以从村、町、市到都、道、府、县，进而直达内阁府危机管理中心，与此同时，各级危机管理机构都会展开危机控制的行动。像日本这种危机意识可能对我国的东部地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实，各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很多危机意识都值得我们思考借鉴。例如，我们担心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道德失范、社会分化等等，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经面对过。他们在发现这些问题之前有什么样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对危机预防产生过什么作用？他们危机管理失败给我们的危机意识提供了哪些启迪？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可能我们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最后，历史的影响、外国的借鉴都需要，但真正树立起符合当前现实的危机意识，还不能完全受这些要素的束缚，而应该冷静分析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客观现实，从诸多矛盾的蛛丝马迹中，探寻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并且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作出应对之策。以当前备受瞩目的人口流动为例，按照中国古代“安土重迁”的传统和建国后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严格的户籍制度是避免出现因为人口大规模流动引发社会性危机的好办法。但是，看看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和我们的现实状况，这种制度必须加以改革，实际上我们国家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户籍制度要不要改，而是如何保证这种为解决问题而进行的改革不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毕竟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制度与现代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已经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之前必须估计到有可能发生的重要问题。从这种危机意识出发，相关部委进行广泛沟通磋商、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各级民众充分发表意见，拿出一个比较全面合理的方案，然后在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试点，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推开。众所周知，试点为先、成而广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其背后深植着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很重要，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当下有几种误解对于真正培养危机意识、健全我国的危机管理有害无益。
1.误区之一：通过“认真学习、全面领会、高度重视”来强化危机意识
理论研讨和灌输当然很重要，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恐怕培养的是虚假的危机意识。2003年，我们国家开始全面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和应急管理工作，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在短时间内迅速制定了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应急管理预案，但由此就说国家总体危机管理体制已经完备，而且通过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使全社会的危机管理意识大大提高，这些结论恐怕为时过早。我国国民的现实危机意识到底如何？2006年4月，中国城市居民危机意识调查项目组发布的《中国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网络调查报告》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危机感：52.6％的受访者不知道所居住的地方如何避难，63.3％的受访者没有接受过任何安全方面的知识培训。经历过危机的人都知道，危机意识是最典型的“知易行难”：平时自己能做到的，在危机状态下不一定能做到；而在平时知道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在危机的高度压力下也不一定不去做。遗憾的是，包括我国大城市、高知阶层在内的大部分民众，连平时亲身操作使用灭火器的基本训练都没有经历过，谁能保证遇到火灾那一刹那自然就能熟练使用？决策者不了解海上军事武装对峙的紧张气氛，怎么保证一定能冷静决策来避免擦枪走火？西方发达国家的危机演练已经由预先通知型开始向实战演练型转变，而在我国很多地区几乎没有组织普通民众参加危机预演的情况下，哪里谈得上具有高度的危机意识？
2.误区之二：“危中机”的想法
也就是说，一次危机事件的发生，的确会造成一定损失，但基于危机发生后的认真总结，一次危机有可能转变成为一次发展的机遇，人们会以此为契机查漏补缺，通过制度、法律等手段避免此类危机事件再次发生，甚至有可能因为这次事件产生一个社会发展的重大飞跃。从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来看，这种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2003年的“非典”，虽然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重大损失，很多人为此付出生命代价，但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全面构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普通民众对于烈性传染病的防范意识也有很大提高，这似乎都应该视为从危机中产生的机遇。但是，必须要澄清的是，危机是不是总能转变成机遇？危机之后是否还有机遇？即便短期产生了机遇，大规模、重复性的危机积累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更大危机？
并不是有危机就可以转变成机遇的。我国中央政府三令五申，通过法律、行政命令、宣传号召、严格督察等多种手段，试图彻底杜绝矿难事故和其他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但类似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动辄就损失上百人的生命。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危机管理，更不是提高危机管理意识就万事大吉了。与此同时，危机之后所谓的机遇无法弥补危机本身造成的损失，尤其是广大国民的生命安全。国家的发展基础是国民，发展动力是国民，发展最终目标仍然是国民，党的“十七大”强调“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人民根本利益中的根本是生存权、是免受外来威胁和获得幸福的权利。危机是因为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素所引发的事件，我们要质疑的是，那些以牺牲国民生命和幸福换来可能的机遇，是否在危机发生前就完全不能预防？更严重的是，某些关键危机意识的缺乏，有可能在未来更大规模的危机面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既包括国民最可宝贵的生命，也可能包括国家的独立主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社会发展也造成了很多传统社会所没有的问题，例如人们对于现代生活基本条件的高度依赖，社会各个领域联系空前密切，这些特征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使社会体系越发脆弱，任何一个环节的问题都可能产生并发式或者串发式效应，使危机事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局部到整体，最终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今年气候变化引发的雪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场危机中所暴露出来的诸多矛盾，证明了无论国家的管理机构还是普通国民，都必须提高“抗打击能力”的危机意识：如果不是雪灾，而是我们认为离自己很遥远的战争呢？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社会，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一个政党、一届政府的威信是逐步积累、不断壮大的，但危机事件却是不断蚕食人们心理承受能力和政党、政府威信的蚂蚁。今年美国的大选，共和、民主两党竞争激烈，预测最终结果现在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共和党失败，其原因除了布什总统的对外政策影响之外，肯定还有诸如卡特里娜飓风等危机事件的影响。“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孙思邈的话昭示今人：提高危机意识是民族复兴这样庞大工程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3.误区之三：危机意识的提高会带来危机管理的行动，并取得最终成功
无论社会危机还是外交危机，很多具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即使我们意识到了、发现了问题，但能不能成功解决恐怕不是一个由此及彼的必然推论。例如能源危机的问题，我们国家能源危机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彻底形成。1980年8月14日，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教授、著名原子能物理专家王淦昌教授和煤化学家鲍汉琛副教授在中南海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课，题目分别是《从能源科学技术看能源危机的出路》、《核能》和《从煤取能》。此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全国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的通知，最终编辑成册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重要影响。在这些讲座中，科学家们在讲解能源危机现象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查明情况、摸清需要；制定法规、充实机构；科研先行、循序渐进；油先煤主，发展水、核；分配得当、各得其所；更新设备、防止污染；温度对口、梯级利用；系统规划、能尽其用”等一系列主张。王淦昌教授展望我国核电发展，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尽可能抓紧人才培养以及“不能长期议而不行”等建议。近30年过去了，上述观点、看法反映出来的危机意识并没有根本改变我们所面临的能源危机状况，究其原因，
除了国内、国际形势的客观变化之外，很明显的是这种危机意识付诸实施所需要的健全的危机管理体系、完善的法制和临机应变的灵活反应能力尚未具备。
中国人对于危机意识并不陌生，从小就受过诸如“有备无患”、“防微杜渐”、“曲突徙薪”之类的熏陶；在重大危机面前，我们通过全民动员的方式，也基本上能妥善处理、化解危机。但是，真正实现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提高危机意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已经成为我们当前执政兴国要务的重要环节。
危机意识的培养是个长期的、渐进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不能希望开一次会、上一次课就顺利完成，更不能有侥幸心理，认为“危机就是偶然发生，发生了也不一定扩大，扩大了也不一定与我有关”，甚至把危机意识教育看成是“蛊惑人心”、“杞人忧天”。固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对很多危机事件的处理都有了更强大、更完善的解决方法，但归根到底的因素还是人，是素质良好全面发展的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们的教育系统，尤其是从家庭教育、学前教育和初等教育开始，就应该把危机意识的培养纳入公民的基本素质训练之中去。一个合格的公民，首先应该能够学会生存、自保，然后才能去助他、奉献。“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危机意识的培养，不能要求一夜之间强化出来，而应该是从小培养起来忧患意识的自然放大。危机意识教育，包括来自中国传统思想的总结和西方现代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应该以生动的方式，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入到不同年龄段的教科书中，进入课堂。学生的社会实践和参观学习，除了革命历史遗迹、文化艺术展览，也应该包括灾害训练演习、交通安全现场和接近真实的避难自保模拟。最近，北京、上海等城市开始通过动画片、公益广告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利用发达的媒体电视网络，向普通市民宣传危机预防常识，受到了广泛好评。中小城市，尤其是广大农村如何进行类似危机意识的培养，还有待不同地区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摸索尝试。相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全社会危机意识淡漠的情况应该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危机事件频繁发生，不是只有中国才这样，世界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类似阶段。既然如此，找出在某段时期内对国家整体影响最大的社会危机和对外安全领域内的核心问题，就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和应对，而不至于天天被具体事件所纠缠，抓住芝麻而丢了西瓜。2008年奥运会已经指日可待，交通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赛场秩序问题等等都不能出娄子，闭幕式不结束、各国队员没有平安回国之前，类似这种无穷无尽的事情都会让组织者牵肠挂肚。但从以往举办奥运会各国的经验教训来看，重中之重是保护各国运动员和观众的人身安全，在有可能影响人身安全的诸要素中，恶性犯罪和恐怖活动又是防范的重点。既然如此，哪些势力最有可能成为阴谋策动者？哪些人有可能成为其攻击对象？在北京有可能采取行动的手段和时机又是什么？但这一切仅仅是发现了问题所在，真正的危机意识需要表现对在任何一个细节的处理上，只有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不出错，才能保证大会最后的圆满成功。再比如，洪灾、雪灾这几年已经给我们国家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自然灾害发生以后的人员救援、财产损失就成了当务之急，这时候的危机意识就是如何尽可能挽救每一个人的生命、防止危机的扩大和蔓延，把损失降到最低。但处理好这一点仅仅是应急处理的程序，始终把视野放在这一点上就是被动应付，一次灾害过后就需要面临着下一次灾害可能的风险。因此，全面的危机意识同时还应该关注危机过后的灾区生活、经济重建，甚至要考虑到灾害造成的心理阴影消除等长远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对危机发生深层原因的分析上，特别是在结构性原因上下功夫，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仅仅强调“十年不遇”、“五十年不遇”无助于真正彻底解决危机问题。
3.充分理解危机意识过剩的矛盾和特点，在宏观把握上不能出现失误
“往最坏处打算，往最好处争取”，这是危机意识特点的典型反映。与情报工作一样，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危机管理人员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与自身紧密相关的部分，强调这一部分危机的破坏力和早日解决的重要意义。因此，体现在管理过程中的危机意识容易出现“从重不从轻”或者“从紧不从松”的思维倾向，毕竟在“行政问责”的压力下，过分准备要比危机发生时束手无策更容易成为当事人的选择。因此，为了引起人们的警惕关注，有40%降雪概率的时候很容易被上升到60%，就算相关部门为此可能要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无谓的准备，这总比万一下雪却因为准备不足而引发指责更好。这种现象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或者哪个部门这么做，而是危机意识作用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现象。因此，在面临全局性、复杂性危机时候，负责宏观管理部门的领导人必须对信息有清醒准确的评估能力，注意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排除各种干扰根据危机的实际状况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作出准确决策。例如，面对日益紧迫的环境危机，保护好环境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已经不是问题的根本，需要重点考虑的是：针对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国内地区差异和世界范围大背景下各种矛盾的互动，环境领域的危机意识要把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结合起来，根据中国环境的现状和发达国家环境危机管理经验，对当前各种环境危机作出总体评估和治理优先次序的安排，然后统筹兼顾，按领域、地区拿出逐步解决的日程表。
我们国家希望利用10年左右的时间，能够建立起“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危机管理体制，这也决定了在核心危机管理机构决策者的危机意识，与普通民众的危机意识有所不同。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人员必须经受过专业训练，像以往那样依靠组建临时处理机构、从各部门抽调人员的做法是缺乏远见的。在建立国家级危机管理中心的同时，应逐步健全各项危机立法，建立各类危机事件的大型数据库，增加危机管理研究的投入，等等，这些举措都将有助于全社会危机意识的提高和保证危机管理的最终成功。
古人云：“国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显然，一定的内忧外患有助于保持和激发国家的危机意识，从而达到居安思危、自强不息的目的。但是不能忘记，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内忧外患的危机事件如果得不到顺利解决，同样可能影响执政兴国大业。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来源：《绿叶》2008年第3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