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也没有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0页，以下只标页码）细读这段谈话，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益处”，并非建立在科学的实践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的假设之上。那么，怎样才能使“如果”变为现实呢？这是谈话没有涉及的问题，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多年来，我们一直把集中统一领导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作我们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对西方国家的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两院制等民主形式持否定态度。否定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分权制约“牵扯”太多，不利于集中统一，不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第178页）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谈话中又一次指出：“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用。”（第195页）这种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西方国家的议会政治的确牵扯较多，使得有些问题久拖不决。但是，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政治体制，有一利必有一弊，决策效率的降低恰恰是实行民主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同样，“决定问题快”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就需要付出可能导致决策失误的更大代价。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所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西方国家同样不可能发生。
分权制约体制的长处，恰恰在于它的相互“牵扯”。由于多了几道闸门，错误的决策就不那么容易出台。以美国为例，国会、总统、最高法院三足鼎立，立法、行政、司法相互制约。在国会中，众议院和参议院又构成相互制约。有了这样的相互制约，政策就很难搞错。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下，决策失误已是家常便饭，不仅仅是小的失误，而且往往是全局性的重大失误。因此可以说，有了“牵扯”才能避免“政策搞错”。
一个正确的政策，应当是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并且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决策是否正确，首先取决于决策者对客观实际的认识。作为个人，其认识能力总是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对问题的认识难免带有片面性。但是，作为群体，具有集体智慧的优势，对问题的认识就会更为全面。正所谓“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因此，个人或少数人的拍脑袋式决策，难免失误。而多数人经过反复辩论后作出的决策，就可以有效预防失误。其次，决策是否正确，还取决于决策者的价值观。决策者对预选方案的选择，总是有着一定的标准。个人或少数人的决策，难免带有个人的好恶，有可能罔顾民意，形成专断。而多数人经过反复推敲作出的决策，就可以按照多数人的偏好作出选择，使决策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意愿。
对于建构分权制衡的领导体制，人们担心的是不利于建立领导权威。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以美国为例，可以说不存在一言九鼎的最高权威。国会可以否决总统的提议，总统也可以拒签国会的法案。表面看起来，众声喧哗，吵吵嚷嚷，没有人可以发布“最高指示”，似乎缺乏权威。但在实质上，人们尊奉的是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而不是某一个个人的权威。这一点，正是现代社会法治精神的精髓，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之处。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内容之一就是将以往的“又快又好”改为“又好又快”，强调要好字优先，好中求快，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也有必要将“又好又快”作为科学民主观的重要内容，通过建构分权制约的领导体制，利用“牵扯”来保证科学民主决策，从而把“政策正确，方向正确”从“如果”变为现实。
（2008年5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