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连续一周来，全国大多数人都在关注汶川大地震的新闻。这已经不是让人置身事外的新闻，灾难似乎也不是远在千里之外。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毫不迟疑地献出了久被藏匿的爱心。在紧张的救灾中，在各种渠道传来的灾区消息中，自然会有一些杂音，然而总会有一种更强大更紧迫的力量，驱使我们把这些杂音消除掉。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不是那些喜欢清议的知识分子打口水仗的时候。甚至，对那些死难者，以及尚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灾区人民来说，一切的言语都是多余的，苍白的，甚至矫情的。我们只有行动，用行动表达自己的慈悲。所以，我一直没有写什么，哪怕是仅仅记下自己连日来的心情的文字也没有。然而，在今晚，在举国共赴国难的当口，我却被告知一向所尊敬的朱学勤教授，竟然用了“天谴”这样的词汇来解释这样一个巨大的灾难，引来网上的骂声一片。在这骂声中，我觉得有必要思考一下，朱学勤教授何以出此“天谴”之语？
“天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语境中，是一个非常恶毒的诅咒。总是一些无力者，在受了极大的侮辱与损害的时候，才会对那些自己认为罪大恶极的人，用这样的词汇表达一种刻骨仇恨。而且，因为“天谴”这词汇太过于文绉绉了，书面味道比较浓，目不识丁的小人物即使所受的侮辱与损害无以复加，也只会用“老天爷饶不了你的”之类的说辞。所以，“天谴”是知识分子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代言时的用语。恶毒，而又文绉绉，这恰恰是愤世嫉俗而又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最喜欢的说话方式。
愤世嫉俗与为民请命，恰恰是朱学勤教授的自我身份认同。我们可以从这次针对汶川地震的发言中检查一下他所愤的“世”与所嫉的“俗”所指为何。他的原话不长，不妨在此照录如下：
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华南雪灾，山东车祸，四川地震，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圣火应该停一停，国旗也该降一降，就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他们不是伟人，只是遗骸，遗骸千万，只是无言。
这是朱学勤教授的一贯语风：情绪激烈，注重修辞。但若透过这激烈的情绪与华丽的修辞，其实不难看出他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大地震的震惊，对于它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对于其中的死难者，对于那些无辜而受灾害的四川人民，也与我们一样抱着深深的同情。也即所谓“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是也。然而，他更多的还有不满。他以为今年以来的华南雪灾，山东车祸，与当前的四川地震等等这些灾难，与“赤县喧嚣”有关。我这里不敢妄加推断朱学勤教授的具体所指。但从上下文来看，前一阵子的奥运圣火的传递所造成的“赤县喧嚣”，似乎是其一端。
我们都能感受到的是，地震前有关奥运圣火的连篇累牍的报导，以及与圣火传递有关的民族主义情绪，抢占了一切新闻的制高点。天下事，并不会因为超强度地关注此一点，而彼处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恰恰相反，这些被遮蔽的或许会因为这种无端的忽视而肆无忌惮地滋生。看不见的就是不存在的，这是我们一向所严格批判的唯心主义。但很多情况下，我们很想用吸引眼球的办法，把人们诱导成这样的唯心主义者。奥运圣火的传递，似乎就被额外地加载了这样的任务。我们被铺天盖地的传递新闻挟持着，似乎以为神州大地上只这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关注，为之摇旗呐喊，如醉如痴。即使不能亲临现场，也要在电视屏幕前手舞足蹈，在各地奥运倒计时的钟表下神情恍惚。奥运几乎成了所有人必须赶赴的人生最重要的约会一般。
强势的媒体宣传在塑造着我们的欲望。如此世道，如此人心，或许可以解释朱学勤教授的出离愤怒。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数万四川同胞与奥运失约了。也许，正是对奥运牵肠挂肚的时候，灾难突然降临了。这样巨大的灾难唤起了我们的爱心。我们一下子陷入悲痛之中，而且眼泪没有擦干，就积极地投入了抗震救灾的行动中。整整一周过去了，还有多少人去关注那继续传递的圣火？相比我们前段时间在圣火传递中表现的喧嚣，我们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沉静了许多。虚浮的嘉年华会，终究抵不过物伤其类的悲悯情怀。
朱学勤教授言辞激烈的背后，对生命的悲悯却也浓得化不开。但用“天谴”来指称这场大地震，似乎有让无辜的死难者代“赤县喧嚣”领罪的嫌疑。这话说得有些过了。而且拿“天意”不惜拂逆“佛祖”而降罪与民，那就真不知是谁的罪孽如此深重，会导致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的滥罚？毕竟奥运的召开凝聚了我们一百年的民族想象。用圣火传递来凝聚人心，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也许是因为在如此巨大的死难面前悲愤难以自已吧，乐于为民请命的朱学勤教授忙不迭地把苍天与佛祖都请来了，儒道释集结到一块，以表达对自己对一切卑微的生命的尊重。但在这点上，与“为中华哀”的“爱中华者”，是有着最大公约数的，而这个公约数不是为我们的政府的“国难日”举措兑现了吗？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国难当头，不是争论的时候，不但如此，在共赴国难的道路上，多一些对不同的表达方式的宽容，这或许才是我们所应该采取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