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一篇题为《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中,提出“汉学心态”这个说法,引起学界一些朋友的议论。本来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做学问嘛,各有各的路数,不好多加议论。但考虑到教学需要,对某些偏向提出建议,也许是有利于同学们的学习的,所以我就再就这个问题,补充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我的基本观点是,汉学很重要,是可供本土学科发展借鉴的重要的学术资源,但借鉴不是套用,对汉学盲目崇拜,甚至要当做本土的学术标准或者摹本,这种心态并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我这里要提出警惕所谓“汉学心态”,主要是针对文学研究中空泛的学风,并非指向汉学。
汉学是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在欧美,提到汉学(Sinology),马上会想到这是很偏的古典的学术。有些新近的欧美汉学家,不见得喜欢“汉学”这个名堂,他们宁可把自己的研究叫做“中国学”。汉学在国外学术界处于边缘的位置,并不是主流的学术,而现当代文学研究又是边缘的边缘。不过近一二十年来,西方学者对现代中国的关注与日俱增,汉学研究的视野逐步从古代拓展到现当代。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华裔学者加入到这一领域。有些从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到欧美留学的人,学后在那里找到教职,比如在东亚系,他们有小部分人也对现当代文学有兴趣。这些华裔学者和那些传统汉学家不同之处,是对中国比较了解,但由于同样是在欧美的学术背景下做研究,还是不出汉学的圈子。汉学研究一般都做得深入专注,往往“穷尽”某一课题,在所属领域有发言权。汉学家的研究主要是面向西方读者的,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也就成为外国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从另一方面看,以西方为拟想读者的汉学,也可以作为我们观察研究本土文化的“他者”。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与成长,离不开对外国学术的借鉴,其中汉学就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但传统的汉语研究并不成系统,汉语语言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得益于欧洲汉学家的影响。又比如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作为专门的学问,也是先由汉学家搞起来的。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学科,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复兴,也借助过美、日等国汉学研究的催化促助。记得1979年,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看到美国汉学家夏志清先生的英文版《现代中国小说史》,在我们习见的文学史之外第一次发现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模式。在该书的引导下,我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废名等被遗忘的作家作品来看,大大拓展了眼界,也冲击了自己原有比较沉
闷的研究思维。当时我还在一本内部刊物上发文介绍过夏志清的书。还记得1980年代, 乐黛云老师领着一批学生翻译了几十篇国外研究鲁迅的文章,汇集出版,也给国内的鲁迅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那时伴随着所谓“方法热”,海外汉学著作大批翻译,改变了我们这个学科的研究格局。汉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复兴与发展,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应当感谢汉学家们的贡献。就是现在,我们与海外汉学的联系也还是非常密切,在北大中文系,就常有汉学家来访,海外汉学始终是我们重要的学术资源。
我这里提出要克服“汉学心态”,带有学术反思的含义,这种不正常的心态主要表现在盲目的“跟风”。这些年来,有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甚至包括某些颇有名气的学者,对汉学、特别是美国汉学有些过分崇拜,他们对汉学的“跟进”,真是亦步亦趋。他们有些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借鉴,而是把汉学作为追赶的学术标准,形成了一种乐此不疲的风尚。所以说这是一种“心态”。看来中国的学术“市场”的确是大,许多研究在美国那边可能很寂寞,很边缘的,来到这里却“豁然开朗”,拥有那么多的“粉丝”和模仿者。结果是“跟风”太甚,美国打个喷嚏,我们这边好像就要伤风感冒了。可能有人会说,都讲“全球化”了,学术还分什么国界?如果是科学技术,那无可非议,先进的东西拿来就用,不必考虑国情、民族性什么的,但是人文学科包括文学研究恐怕不能这样,其中民族性、个别性、差异性的东西也可能是很重要的。汉学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人文学科,其理论方法,以及研究的动机、动力,离不开西方的学术背景,用时髦的话来说,有它自己的学术谱系。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拿来就用,甚至就以此为标准,为时尚,为风气,心态和姿态都和海外汉学家差不多了,“身份”问题也出现了。所谓“汉学心态”, 不一定说它就是崇洋迷外,但起码没有过滤与选择,是一种盲目的“逐新”。
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前面我也谈到,这位汉学家在1980年代对于打破学术思维的僵局曾起到类似“催化剂”的作用。至今他的小说史仍然是我们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参照系。但是否也应当有些选择与过滤呢?就拿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的评价来说,他注意到张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注意到那些非常有创造力的方面,这是一种独具的眼光。但夏志清对张爱玲写土改的《秧歌》、《赤地之恋》等小说也那么推崇,认为是记录“人的身体和灵魂在暴政下面受到摧残”的杰作,恐怕就不敢恭维了。《秧歌》把共产党写得那么暴虐,那么没有人性,显然是出于一种反共的政治立场。张爱玲那时到了海外,对国内的土改并不了解,她为稻粱谋而接受了美国官方的资助,《秧歌》、《赤地之恋》都是带有很强政治性的“命题作文”。我们赞赏张爱玲的小说,但不认为《秧歌》、《赤地之恋》是出色之作,因为里边概念化的粗糙的东西实在太多。夏先生反感所谓“流行的意识形态”,认为束缚了现代文学的创造力。但夏先生为什么高度评价《秧歌》?恐怕也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偏见,或者说是出于冷战思维。夏先生小说史的方法源自新批评派,他也试图强调细读,尽量做到比较客观。事实上,这也没有很好做到,他把那些反映时代主流的作品几乎都归类为次品,就不够公正。时过境迁,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指责夏先生。但如果把夏志清的文学史作为学术摹本,是否也应当了解一下他当年写作的学术背景和方法理路呢?现今有些新近的华裔汉学家以及他们的模仿者,在研究土改文学或者中国1950年代文学时,用的还是类似夏先生当年的方法,他们总是非常超然地认定当时的文学就是“政党政治”的宣传,以及“意识形态”的控制,还有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解释,等等,而对于特定时期普通读者的实际状态和审美追求,他们是视而不见的。他们可以“同情”土改运动中被镇压的地主阶级,而对千百万农民的翻身解放却无动于衷。在他们的笔下,解放之后的新中国完全是精神沙漠,而少数敏感文人的体验就足以代替千百万普通中国人的命运。这起码是一种历史的隔膜。如果说汉学家这样写文章还比较好理解,因为学术背景不同,而那些盲目“跟进”的追随者,仿佛也是在另外一片土地上做超然的汉学文章,只能说是隔岸观火,隔靴挠痒了。
有时某些国外的研究介绍进来,一时引起大家的兴趣,或者有些模仿学习,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如果模仿竟然成为风气,成为某种盲目逐新的心态,甚至左右了学科的发展,那就需要检讨了。就如一袭华美的时装,刚面世大家都很赞美欣赏,如果群起而仿作,那就“撞衫”,泛滥而腻味了。“汉学心态”就是蜂拥“跟进”,是学界的“追星”,失去了自己的学术个性与自信。前些时候美国一位很有成就的汉学家提出“压抑的现代性”,认为现代性特征早在晚清就出现了,并非五四之后才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位研究者的论述是有些道理的。在晚清小说和文学翻译中,比如狭邪、公案、谴责、科幻等等,的确可见某些可解释为现代性的因素。大概这位华裔汉学家是看到五四传统太强大了,被神圣化了,就来点质疑,往五四前面追溯,结果发现现代性在晚清就产生了。他要颠覆以往过于强调的五四传统,借此模糊从晚清到五四的历史界限,不免也有“过度阐释”之嫌,不过总的来说,他还是立足于文本分析和原始材料的调查,没有脱离文学,也丰富了对文学史的理解。这个汉学家的观点当然值得讨论,事实上现在也有人在批评他的论述“过犹不及”。
问题不在于这位汉学家,而在于许多蜂拥“跟进”的模仿者。多数“仿作”的路子大同小异,就是抓住某些“个案分析”,并不顾及“个案”的代表性,便从中“提拔”所谓“现代性”因子,证说预设的命题,有点“穿鞋戴帽”。很少有人注意到汉学家提出“压抑的现代性”初始的含义及其学理背景,也全然不顾在当今国内出现贬抑五四传统的风气之下,这种思路是否利于深入探讨问题。一时间竟有那么多人都在谈“压抑的现代性”,都在彼此“克隆”。这难道不是心态出了问题?
现在许多“仿汉学”的文章,看上去很新鲜、别致,再琢磨则有共同的一个毛病,就是“隔”,缺少分寸感,缺少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就像听外国人讲汉语,总觉得少了某些韵味,不是那么回事。而可笑的是有些“仿汉学”的文章并不掩饰其“仿”,反而标示其“仿”,连语气格调都很像是翻译过来的,是那种比较生硬蹩脚的翻译,它要的就是那个翻译味,这类文章可以称之为“仿译体”。大概以为这也是一种标新立异的“创新”吧。汉学的套路并非不可借用,但总还要有自己的理解与投入,有自主创新,而不是简单克隆。
我们也注意到,现今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少都与传统汉学拉开了距离,有所变通,其中最显目的,就是强化理论设置。可能因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汉学界位置较低,要打开局面,自然要往新路上走,要从文学领域做出去,往主流学术所看重的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上靠。希望本来比较冷僻的学问能进入主流,这也许就是新近的汉学特别注重新理论的原因吧。不过汉学毕竟是边缘学术,在西方是一个寂寞的领域。尽管近些年外国人关注中国多了,学汉语的人也多了,我们办的“孔子学院”也到处开花,其实都是“应用层面”的居多,研究中国的学问真正要进入主流学术,恐怕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我们还注意到,某些华裔汉学研究者和传统的汉学家又有些不同,他们似乎更加注重研究写作的“可操作性”。如果像传统的汉学家那样,非常专深地考察研究某个文史领域的课题,圈子之外是不会有很多反响的。要拓展影响,就不能不更多地采用相关领域的理论方法,特别是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框架。设身处地想,在西方学界要站住脚跟不容易,学术生产的“可操作性”是不能不考虑的。比如文化研究,就比传统的文学研究“可操作性”强一些,所谓“现代性”的阐释,又更能拓宽研究的向度,这些都是如今关注现当代文学的那些汉学家格外喜爱的路子,也容易“出活”。汉学家在这方面有许多成果都值得肯定,而且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过,问题出在 “跟风”中。这里不妨就稍微具体谈谈“泛文化研究”与“现代性”的过度阐释问题。所谓“汉学心态”与“仿汉学”风气,在这两方面是表现得较为突出的。
首先要说明,“现代性”研究非常重要,这个概念已经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覆盖性概念,谈论“现代性”没有什么不好,我自己有些文章也在讨论现代性问题。不过我发现现在这个词用得有些泛滥,无边无际,其核心含义反而不太清晰了。本来,在一些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汉学家那里,“现代性”可能是被借用来处理文学史的一种标尺,目的是质疑和颠覆以往那种以“启蒙”为价值依托的研究取向。而我们某些模仿者并不一定了解这些背景,就是一味模仿逐新而已。比如把“现代性” 的追求解释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唯一基本主题,一网打尽,其余一概不顾;又比如,把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现代性”作为试金石,用于衡量和剪裁中国文学的丰富史实,等等,虽然不无新意,但这是先入为主,要颠覆传统,刻意“翻新”。此类研究大而无当,总是从概念到概念,无视文学创作的情感、想象、审美个性等问题。在某些“后现代”的论作那里,文学性更是被放逐,文本分析只是作为社会变迁、文化冲突的例证,
文学变成可以任意按社会学心理学理论拆解的冷冰冰死物, 变成支持都市文化、公共空间、民族认同、性别政治等问题阐解的材料。即使在谈什么想象、记忆,也不是文学意味的,因为这些“材料”也已经整合镶嵌到说明 “现代性”或“后现代”、“后殖民”等特征的理论框架中去了。这样,就背离了文学研究的本意,是貌似新鲜的理论僵化。社会学是否接纳这样一类研究我们不能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类“仿汉学”研究并未能真正提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也未能解救现当代文学的困扰。
我们不是埋怨汉学家们的理论操作,他们许多人也许想不到传入中国之后会产生这样的后果。特别是那些华裔汉学研究者,他们可能切身感受到西方文化变迁中某些 “威胁”,很自然要考虑“中国问题”,其中可能不无学者的使命和真诚。不过他们用西方的知识框架和眼光打量中国文学现象时,难免又是有些隔膜与夹生的。所以我们借鉴汉学家的学术,最好能有一份自觉,对当今许多“仿汉学”论作中存在的问题保持一种清醒。就拿现在许多谈论现代性的文章来说,虽然使用这一覆盖性的概念比较便利,打破了多年来人们习见的一元论的文学史完整图景,但“现代性”的理论向度被无休止地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因而把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疆域也无限扩展了,文学研究的审美意义和创作个性等核心部分被完全稀释了,这势必会动摇学科的合法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由文学现象所引发与提供的有限资源往往被无限地过度阐释,难免方柄圆凿。“现代性”在某些汉学研究中内涵可能比较清晰,而大量“仿汉学”的论作反复引证现代性等基本概念,如民族国家想象、被压抑的现代性,等等,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成为新的简单化的模式,同样可能简化了历史,束缚对文学史的想象力。
最后再说说“泛文化研究”,其中主要涉及“借喻式解读”的问题,也是目前“仿汉学”文章中常见的路子。应当说,西方汉学家在文化研究方面不无成功,而且这种研究思路传入中国之后(当然不完全是汉学的影响,也有西方社会学等领域理论的影响),拓展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疆域,也增加了研究的活力。文化研究先天地具有某种批判性,在力求突破传统研究模式方面,的确有其锐气。我是赞成适度使用文化研究的方法的。但是现在看到某些模仿和跟进汉学路数的文章,讨论文化研究的问题,总是很空泛,好像不是中国学者在写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倒像是大洋彼岸的汉学家在遥看中国现象。这仍然是心态问题。“借喻式解读”这一常见的 “仿汉学”路子,就容易空泛,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种读解设定的观念大都立足于批判,不承认有所谓历史的真实,认为历史都是后设的,是后人想象、构造出来的。其关注点也主要是历史材料包括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比如讨论四五十年代的文学,首要的目标就是尽力发掘被一般文学史家忽视的“权力关系”,着力说明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左右与主宰文学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研究的角度。不过有时因为寻找“权力关系”的意图过于迫切,难免先入为主,理论早就摆在那里, 要做的工作不过是找到一些能够证明这些“权力关系”的文本材料。有的文章为了说明诸如性别、政治、“民族国家想象”之类很大的命题,又顾不上梳理四五十年代“转型”过程中极为复杂的文学现象,就大而化之,用观点加例子的办法,重点分析从《白毛女》到《青春之歌》几个文本,然后就得出很大的结论。这类 “借喻式解读”,通过所谓文本的内层精读达致外层重构,或借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理论拆解作品,发现“修辞策略”中隐藏的深层文化逻辑,其好处是简洁,有批判性,的确也带来某些新的视角,会格外注意文本背后的产生机制,看到以往可能被遮蔽被遗忘的方面。但其缺失也往往在于先入为主,不是从材料里面重现历史,不考虑使用文本例子的历史语境与特殊内涵,不愿在历史资料以及文学分析上面下功夫,容易把历史抽象化。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特别提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各有所攻,两者有所不同,彼此也有所“不通”。对“不通”部分恐怕要格外小心。文学研究偏重对对象特点的探求,重视艺术创造的个别性、差异性;而文化研究则相反,它所关注的主要是一般性和共性的现象。文学研究必须重视创作也就是文本的研究,而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大文本”,包括印刷呀,出版呀,阅读呀,传播呀,还有性别、政治、民族,等等,而且主要是关注文本背后的东西。这些年许多论文一窝蜂都是着笔后者,什么都往“文化研究”上扣,这就有点“泛”了,而对于文学本义的研究,反而越来越少有问津。此潮流波及教学,文学课程的“文学味”被挤压得越来越淡, 中文系学生开口闭口都是目光四射的“中外文化”,而作品却未能认真读上几本,也真是个问题。文学研究适当引入文化研究的因素,肯定是有好处的,但同时又是有限度的,在文学领域使用文化研究,无论如何,落脚点仍然应该是文学。
现在文化研究有点“泛”,所谓“现代性”概念用得也有点“泛”,原因可能很多,但“仿汉学”赶浪潮的学风是主要原因。我们借鉴学习某些汉学成果,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心态有些问题,就是为了理论“炫耀”,或者兴趣主要是建立方便论述的框架,重在“可操作性”,结果就会舍本逐末,文学分析反倒成了证明理论成立的材料。这类研究多半是僵化的,机械的,没有感觉的,类似我们以前所厌弃的“庸俗社会学”的研究,完全远离了文学。奇怪的是现在这类空洞的唬人的“仿汉学”文章又常被当做“创新”,甚至比许多老老实实写的文字更容易发表出版,学术泡沫就愈加汹涌了。
我们对以前“党八股”的文风很反感,这些文章往往都是先入为主,比如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就是观点加例子。现在不引用毛主席语录了,而改为引用西方某个汉学家或西方理论家的观点,完全不加论证,各取所需,就作为全部论述的出发点。汉学家的观点或者某一理论是在什么层面上提出的?学术理路背景是什么?采用这种观点或理论哪些方面可能有利,又可能会遮蔽什么?所举例子是否有足够的代表性?许多“仿汉学”的论作是不大去考虑的。写的都是“痛快”文章,可总是彼此套路相近。这是否也可以称为“洋八股”?昨天我参加北大和香港某大学两校研究生的论文讲演会,发现香港学生的文章一般做得很细,围绕某个具体的问题展开,注重材料的收集和整理。而我们有些同学的文章往往都是谈论比较大的问题,而最多的就是诸如现代性、文化冲突之类问题,还有后殖民、民族国家想象、性别视域,等等,就是要“证实”这些理论的存在,有时就显得很空。尽管也可能会采用个案处理,加上“以什么为中心”之类限定,因为缺少量化的考量,也还是浮泛。作为学术训练,当然要有理论眼光,有问题意识,特别是博士论文,没有理论架构就很难做成文章,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材料和思考上。现在这种浮泛学风的责任不要推给汉学,起码有一部分应当由“汉学心态”来“埋单”。许多学生如今不读书或者很少读书,要读也就是读几本时髦的汉学著作和西方理论,怎么能进入历史的细部?又怎么能建立文学史的视野?有些大学生研究生毕业了,连《世说新语》、《孙子兵法》都没有读过,甚至《红楼梦》也只看过电视,却可以放言什么“中国文化”。《论语》大概还是读过一些的,但不一定知道“增广贤文”之类“亚文化”对于国民道德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巨大影响。本来就始终在学校的象牙塔中,并不了解社会,了解国情,而书又读得少,自然不会有分寸感与历史感,那就只好跟着某些汉学家在理论上兜圈子,讨生活,玩概念游戏。
总之,我们要尊重汉学,引进汉学,研究汉学,但不宜把汉学当成本土的学术标准。我们可以借鉴外来的学问,但是问题的发现、问题的建构和方法的选择,应该建立在自己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上。现在“仿汉学”成风,有所谓“汉学心态”,其实是缺乏学术自信的表现。现在连经济科技发展都要讲自主创新,何况关乎民族精神建构的人文学术研究?看来我们的确要重振信心了。
原刊载于《文艺争鸣》2007-07,中国文学网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