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中国文化应该包括在今天中国境内的全部民族和人群的文化，历史上的中国文化还应该包括历史时期曾经生活在中国范围内各民族、各人群的文化。但由于汉族（历史上的华夏诸族）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主体民族，狭义的中国文化往往只是指汉族（华夏）文化，或是指包括汉字、汉文化圈范围内的主流文化。但是广义的中国文化是随着中国疆域的扩展和中华民族的逐渐构成才形成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最大作用、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狭义的中国文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文化主要是用这一概念。
一
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已证明，中国境内的早期文明曾经像繁星灿烂，遍地开花，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近年来，一些年代早、文明程度高的遗址不断被发现，而且多数并不在传统的“天下之中”的范围内。但是这些文化遗址有一个惊人相似的特点——都没有延续到近代，往往到了三四千年前就戛然而止。而此后延续到今天的文化，毫无例外都来自黄河流域，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例如，大禹治水，是中国创世纪中重要的一环，但从科学技术角度看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可能出现持续多年的大范围的洪水，只有沿海地区的海侵才有可能。对大禹的出生地也有不同的说法，其中包括川西高原的羌族聚居区。所以，合理的解释恰恰证明大禹本身就是文化开放、人口迁移、民族融合的产物：治水的传说可能来自东部沿海地区，随着这些人的后代迁移才带到了黄河流域。古老的羌族也曾向黄河流域输出过移民，而他们的后代在融入华夏诸族之后还保持着对发祥地的记忆。
不少族群的发祥地并不在黄河流域，包括以后构成华夏诸族的部落在内，如商人一般认为起源于北方或东北，而周人在定居于周原一带之前有过多次迁移，并且有戎人的成分。但由于黄土高原和由黄土形成的冲积平原——华北平原土壤疏松，植被相对稀少，容易清除，适合以简单的工具开垦耕种。三四千年前这一区域气候温暖，降水量充沛。相比之下，南方气候湿热，植被过于茂密，土壤粘结，疾疫流行，开发困难，直到西汉还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黄河流域以北地区则因气候条件不适宜原始农业的开发，早期的居民或先后南迁，或逐渐成为牧业部落。就是在黄河流域，上游因高寒而不宜生存，下游近海一带因河道漫流摆动和海水侵蚀也无法定居，主要的聚落和居住区集中在中游和中下游之交。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农业的开发提供了便利，开始时农业与牧业并存，只是随着农业优势的日益扩大，农业人口的不断增加，才使牧业逐渐萎缩，牧业人口或者外迁，或者为农业人口所吸收，这一区域也最终成为当时主要的成片农业区。
在长距离的、反复的迁移过程中，从随遇而安到定居的过程中，在不同的部落相遇、相争到相处的过程中，为了自身的安全、生存和繁衍，人们不得不努力发挥自己的长处，并学习对方的优点。无论自觉或不自觉，无论在心态还是行动上，都是开放的，否则就会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被淘汰。由于农业与战争都离不开人，被淘汰的部落也不是被在肉体上消灭，其人口大多被战胜的部落所吸收，他们所传带的文化也被融合于战胜部落的文化之中。华夏诸族就是由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部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的，早期的华夏文化自然也是不同来源的文化接触、碰撞、融合的结果，本身就是相互开放的产物。
这种开放的传统在春秋战国时还在延续，并且随着各诸侯国之间剧烈的竞争兼并而发挥得淋漓尽致。思想和学术方面诸子百家的形成，百家争鸣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如赵武灵王亲自考察了胡人军事制度和作战能力后，毅然决定实施“胡服骑射”的重大改革，不惜为此而改变传统服装。尽管他的改革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胡服骑射”很快为华夏诸族的各国所采用。赋税、司法、军功、移民、行政区划等各种新生事物和改革成果在各国间的传播和普及，正是开放的结果。实际上，各诸侯国之间在制度、观念、文化方面的统一，在秦始皇灭六国之前已经在进行。原来只限于商、周的王都一带的“中国”，已经扩大到华夏诸族的诸侯国。就连一度自称为“蛮夷”的楚国，也已被承认为“中国”的一部分。
在华夏诸族的文化逐渐形成并显示其强大生命力的同时，华夏的民族优越感也已形成，并进而发展为严格的“夷夏之别”。这种观念认为华夏（诸夏）与周边诸多的“蛮夷”（包括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非华夏诸族）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前者代表文明，后者代表野蛮，甚至认为蛮夷与禽兽无异。这种优越感的物质基础，是发达的农业，和在大规模农业生产条件下形成的手工业、商业和城市以及与此相适宜的各种制度。春秋初年，华夏诸族的人口已经超过千万，并且已有高于游牧、狩猎、采集民族的出生率，此后尽管天灾人祸不绝，华夏（以后的汉族）人口与周边其他民族人口相比，始终处于压倒优势的地位。
幸运的是，华夏对蛮夷的鉴别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以一旦某些蛮夷成员接受了华夏文化，就会被接纳为华夏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华夏诸族与以后的汉族，并不是纯粹的血缘结合，更多是出于文化认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三苗、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东胡、羌、百越、匈奴、鲜卑、羯、氐、高车、室韦、丁零、昭武九姓、突厥、吐蕃、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族，一部分已全部融合于汉族之中，另一部分也有一些成员在迁入中国后最终成为汉族。即使是高鼻深目、金发碧眼的“夷狄”，只要服我衣冠，习我文明，就会被视为“归化”。在尊重中国文化的前提下，“夷狄”也能传播他们的宗教和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像利玛窦等传教士还被尊为“西儒”，可以与士大夫自由交往，传教布道，观测研究。在吸收异族人口的同时，华夏（汉族）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大量异族文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华夏（汉族）文化一直是开放的。
二
由于自夏、商和西周以来，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王都所在对周边地区据有绝对优势，而当时人对东亚大陆以外的情况基本还不了解，或者只了解其落后一面，所以形成了一种王都所在即天下之中，王即是天下主宰的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有这样的诗句：“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正是这种观念的写照。
经过战争、吞并和融合，华夏诸族已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民族，占据了当时自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陆附近的岛屿上，还不存在总体上与之匹敌的其他民族或政权。在此范围之外的情况，虽然人们并非一无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亚的陆上交通线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已经存在，产于新疆和田的玉石已在中原广泛流传，说明至迟在4000年前，已经存在由今新疆西南至黄河下游地区的交通路线和人员来往，但其影响还是相当有限的。
随着产于境外的玉石、珠宝、香料等奇珍异宝的传入和亲历者的见闻，使人对以中原为中心的观念不能不有所怀疑。于是昆仑山、瑶池、西王母和海上神山一类神话应运而生，并恰当地弥补了天下说的不足。境外的文明和珍宝来自可望而不可及的仙境，此外就只有愚昧落后的蛮夷，这当然无法动摇中原的天下之中地位。
经过秦朝的短暂统一和随后的几次战乱，空前规模的西汉帝国终于巩固下来。到公元初，汉朝的疆域西起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和东海，北起阴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根据明确记载，汉人的足迹已经到达中亚、西亚，直到地中海之滨以及日本、东南亚，贸易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九州”以外的存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来自西域的葡萄、苜蓿、杂技、音乐已接近寻常百姓，异国的使者和商人在长安已不时可见。各地都有人参加过征伐匈奴、大宛的战争或边境的屯戍，他们都亲历了“九州”以外的地方。出使异域归来的使臣的详细报告，管辖西域各国的都护府的文书档案，使学者和史官能够留下确切的记载。《史记》、《汉书》中有关西域的史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是比较翔实可靠的。但这一切并没有削弱那种以中原为中心、华夏为主干的天下观，反而使之加强，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臣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
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的甚至成为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演变成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发达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与这种天下观一致的记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根本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所以传统的天下观始终延续，不断加强。
明朝后期，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新知识。万历十五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达广东肇庆，此后他绘制了多种中文世界地图，并附以详细的说明。但传统的天下观已根深蒂固，利玛窦展示的世界被多数士大夫视为海外奇谈。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18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强已在海上称霸并将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时，修《明史》的史官还认为利玛窦所传播的世界五大洲的学说“荒渺莫考”。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使节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来华，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试图与清朝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并希望向北京派遣常驻代表。但最终获得乾隆的“特颁诏谕”却说明双方的目的完全南辕北辙：“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在中国的统治者乾隆的眼中，英国也好，其他“万国”也好，都不应该与“天朝”平起平坐。“天朝礼法”不同于各国，各国也不可能学习“天朝”，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文化差异，而是有尊卑高下之别。
为什么这种以中国和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天下观能够长期延续呢？首先还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适应了农业社会的需要。在农业社会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只需要不断改善，却没有根本变革的需要。其次是在中国以外，并不存在整体上比中国更先进的农业文明，中国人自然会缺乏向外界探索和学习的积极性。再则，由于中国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并不害怕开放，也不怕其他文化的传入，实际上在不断接受外来文化。
三
到19世纪中叶，尽管中国的农业社会并没有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依然能适应中国社会，但已经崛起的西方列强却不能再容许中国自外于世界之外，急于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文化不得不开始了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从天下观到世界观。原来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当主宰，此后却不得不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当竞争的一员，并且连平等的地位都无法享受。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如在鸦片战争后，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就介绍了亚洲、澳大利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各国，认为英国最为强盛，描述了英国生产技术的进步，伦敦的繁荣景气。具体介绍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有女王，又有“巴厘满”（PALIMENT，议会）、“五爵会议”（上议院）和“乡绅会议”（下议院），说明乡绅阶级的职权、地位和在政府中的作用。还介绍了美国实行的民主共和制，总统四年一选，议会中少数服从多数，“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又称瑞士“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数百年不见兵革”，“此诚西方之桃源也”。尽管编者更关心的是如何“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大量介绍西方的船炮、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器械的制作和使用方法。
稍后问世的《瀛寰志略》更系统、详细地介绍了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位置、历史、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状况，对以往中国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有涉及，而对亚洲、欧洲、北美洲的介绍更加详细，如欧洲各国的面积、人口、财政收入和兵力都有具体数字。作者不仅肯定英国的制度已为欧洲许多国家所仿效，又指出英国因此而强盛的事实：“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对华盛顿个人的功绩和品格更是推崇不已，镌刻着这段话的石碑作为中国人民的礼物，远涉重洋，运至美国首都华盛顿，至今镶嵌在华盛顿纪念碑的内壁。
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学者走出国门，亲历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后，多数人不得不承认西方物质条件的发达和政治制度的先进。但当这类记载传到国内后，绝多数人还是将信将疑，怀疑者甚至直接指责传播者为“卖国贼”，是为“夷狄”张目。当西方世界的真相已经无法否认时，保守派又想出另一种抵制的办法——“中国古已有之”，就是无论西方有什么优点，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说不定西方还是向中国人学的。如当有人盛赞华盛顿功成身退、美国总统由选举产生时，保守派就会说：中国早就有尧、舜、禹禅让，比美国先进得多。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工业社会取代了农业社会，民主制度取代的专制集权制度，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现实的需要，从而产生了变革的自觉性。更多的人面向世界寻求真理，引进并接受先进的文化。经过长期奋斗，中国在世界上取得了平等的地位。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经济腾飞，国力大增，也使中国文化浴火重生，使中国人民恢复了开放的自信。今天，当200余个国家的运动员走进2008奥运会的会场，当80多个国家的首脑见证这一盛会，当数十亿人的目光投向北京，中国文化已经完成了由天下向世界的转变，从容地面对世界，面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