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老师10月28日晚遇害，在事发一小时之后，就有同学给我发短信，当时我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只知道他被人砍伤了，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有点麻木。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对暴力和血腥已经如此习惯，习惯得如每天的洗脸刷牙。
人的情感会有亲疏远近，这是天然的。好恶喜厌愛憎……，这些因事因人而发的情绪与情感，其强度与深度也都与先天禀赋、人际交往的疏密，还有后天的情感教育密切相关。
我认识程春明教授，至少不算陌生，但是我们基本上没有私交，也从无超过五分钟以上的两人单独相处。第一次与程老师的近距离接触还是在电话里，至少有六年以上了，是因为我写过一篇书评，关于舒国滢教授的一部文集，程老师看到以后，舒老师牵线，我们在电话里通了几句话，那时就感觉程老师是个热情的人，也是个谦逊的人。
后来，我去了法大，在我少数参加的几个会议上，我遇到程老师，这时候我们当然会聊几句，对他的感觉还是如初，他是个热情、善良和谦逊的人。再后来，有时候会在学校办公楼的楼道、电梯里遇到，这时也就是普通的相互问候。
一个多月以前的9月28日，我们在北航的一个案例研讨会上遇到，照例寒暄问候，他给我的印象还是那样，热情、善良、开朗、谦逊。最后一次遇到，则是上上周的10月22日下午，我们都在E段教学楼上课，在课间，我们一起站在教学楼外的天井里抽烟、聊天，上课铃响了，就各自回教室。
我和程老师的所有交往全都在这里了，我们没有很深密的友情。
知道程老师去世，是在事发之后两个小时，我从另外的同事那儿获知。我想，我对程老师的悲痛和惋惜，也是这样一点点开始的，我没有他的亲人好友那样的深悲剧痛，但是心理上一直处于莫名难受的状态。
这种状态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我和他是同事，我认识的人，但更重要的却不是这层关系，而是我们都是有血有肉，同样来自我们都不清楚的一个神秘之处的生命。
在最初的两天，这种心理状态甚至带来了一些生理反应，数日来，只要醒着，一个人的时候，我无时不想到那血腥的场景。当晚，从得知程老师去世之后，我就开始上火，脸上起包，第二天和第三天，肠胃不适、上吐下泻，没怎么敢多吃饭。我甚至怨恨媒体过于写实的报道——伤口的长度和深度，让我一直难受，说不出哪儿难受，可是哪儿都难受，一种莫名而焦虑的难受。
我自知，这种难受是源于我们都是人，都是有感情的，有喜怒哀乐的人。而现在这个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来不及打个招呼，来不及道个别，来不及一个相互致意的友善温和的表情，甚至连一个笑容都来不及给我、给他，他的生命就如烟而逝。现在，他还躺在那个冰冷的地方，带着致命的伤口，带着他的亲人友人们难以平息的深悲剧创，带着他对尚未出生的孩子的眷念。虽然今天的太阳如此辉煌灿烂，可是程老师却再也看不见了，再也看不见了。
事发的第二天下午，是我的“中国宪政史”课，走进教室的时候，还有二十分钟才上课，我冲着同学们笑说了一句：“吓坏了吧都？”大家就笑了——空气里弥漫着过于诡异的紧张，我本能地想缓和一下，然而我立刻又觉得似乎是不妥的，我觉得自己整个的状态怎么会那么满拧。上课铃响了，我提议同学们全体起立，为程老师默哀一分钟。之后，我没有讲平时该讲的内容，那一堂课，我给大家讲“愛”，也让同学们讨论这个话题。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与现在的许多中小学教育相比，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老师们无论水平如何，都很敬业，他们教给我们的善良、正直、理想主义，也总是在他们自己身上体现着。然而，就是在那样敬业的教育中，中国长期以来的仇恨教育、暴力教育，可是一样不缺，因为老师们也是愚民教育和暴力文化的受害者，正如现在的大量教师是愚民教育、暴力哲学、仇恨文化和全社会犬儒主义盛行的多重牺牲品。
那时候，我们缺乏的，最缺乏的情感教育——如现在一样匮乏，那时候，我不会愛，不懂得敬畏生命——仅仅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是远远不够的，十年的家庭善行培养，社会上一夜的恶行就足以摧毁它，人类堕落的能力和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现在的我，同样没有身不由己地去愛和敬畏生命的能力，虽然多年来，我在理性上不断地明示、暗示自己去努力地愛，去敬畏生命。但是，很遗憾，从生命本身和情感本身出发，如泉涌般的愛和对生命的敬畏，在这次事件中，让我很清楚地看到自己，那是没有的。
我一直很清楚自己，内心里有很柔软的一面，但也有很冷漠的一面。这冷漠的一面，从一定程度上说与柔软的那一面同样本质。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听说程老师被如此血腥地砍伤之后，没能立刻反应过来的原因。我是一点点反应过来，随着当晚独自一人对事发现场无以控制的想象，一点点递增着这难受，这悲伤。
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感受到的这一切，使得我想到另一个问题。既然我自知缺乏理想的愛和敬畏生命的能力，也自知缺乏在生命本源意义上反对暴力的能力，那么我至少要在理性层面上反对暴力、反对仇恨。无论在道德和在法律上，作为杀人嫌疑犯的付成励同学，他的暴力行为都是要强烈反对和谴责的，但他同样是暴力文化、仇恨哲学的受害者。
有些人因为此事件本身谴责学校，在案情大白天下之前，我想任何人没有资格就此事件本身谴责学校，因为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学校在其中有没有责任。
退一步讲，即使学校有责任，谴责学校这样的小环境，虽然不是毫无意义，也意义不大，它有更为深刻和普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原因，于学校而言，总体上说这是一起偶然性的突发事件，学校也是受害者。在一个弥漫着如此暴力气息和仇恨毒雾的当代中国社会，人的生命似乎越来越像个侥幸的存在，谁也保不定自己哪天出了门就再回不了家——可能仅仅是因为你在城管执法现场拍了几张照片，也可能仅仅是因为你对警察执法的方式表示不满，或者是因为你在被征地过程中不愿意失去家园……，既然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是如此侥幸地活着，我想我这个既怯懦又愛管闲事的人或许尤其没有理由例外。
我愿意用理性的声音替代我尚未炼成的敬畏生命的能力，告诉任何一位在我博客里或者在其心中诅咒我死的人们（我收到过不少这样的纸条，因为我反对死刑或者其它他们不喜欢的观点，他们发出过各种各样让我去死的诅咒），以及将来可能的所谓“执法”过程中杀害我的人，如果你真的对我拿起屠刀，将我杀死在路边、寓所，甚至我现在任教的讲台上，如果死之前我还能说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对你说：“对不起，我没能帮你走出暴力的误区。”——如果那一刻我来不及说，或者我说出了本能反应的恶语，那就以现在的文字为准吧。
程春明老师已经被残忍地杀害，杀害他的不仅仅是付成励同学，更是这背后无处不在的暴力文化和仇恨哲学。师生两个都是受害者，但受害者远远不止于他们两位直接的当事人，还有各自的家人，程老师的父母、妻子还有未来的孩子，付成励同学的父母亲友（他的父母还要再背上罪犯家属的沉重心理负担，这是怎样的伤痛？），以及一切双方当事人认识的友好相识，还有容易被忽视的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们。有些伤害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一点点爆发出来，也许，这种心灵的康复对有些人甚至可能整整一生都未必能完成。
人死不能复生，悲伤也无法替代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如今付成励同学深陷囹圄、未来生死未卜，如果我们还没有能力如行云流水般地热愛生命、敬畏生命，至少可以做到理性上对此信念的认同，至少可以在理性上基于对生命的敬畏，而悲悯作为生命中一员的付成励同学，鼓励他坚强地活着。在良法意义上，付成励同学固然应当承担自己戕残生命的恶果，亲友、学校、老师、同学、全社会包括我自己在内却也有义务关怀他、愛护他，帮助他早日获得灵魂的救赎与新生。
我相信，只有愛才能完成这些使命。我更相信，仇恨只能增加仇恨，暴力也只能助长暴力，只有愛才能最大程度地消融仇恨与暴力。
2008年11月3日於追遠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