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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平民上升的渠道不应被阻塞

  

   现年24岁的湖南浏阳沙市镇青年罗炼,2003年起南下广东打工,先后辗转深圳、珠海、中山、佛山,做过保安、油漆工,跑过太阳能和房地产生意。今年9月14日中秋节,正在佛山市南海区一家具厂做学徒的他留下一纸手写字条后,悄然出走,至今不知所终。他在字条里写道:“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

   我在看到评论者转述的上述字条的内容时,第一个感觉是,能写出这么好文字的人,居然一直靠打粗工谋生,而且大有活不下去的意思。说实在的,这样的文字,即使在重点大学的文科学生中,也很少见。但据报道,罗炼2002年高三未参加高考,辍学读职中。工友说:“他的书我们看不懂,都是之乎者也。”罗炼的二姐介绍说,罗炼“心很高”,去年跑地产时甚至还写过一份计划,想象着几年后自己开几家分店,甚至未来自己的公司怎样上市,“很理想化的一个人,但真正做起来很难”。他似乎生活在一个不属于他的圈子或阶层之中。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一个有才华的人身居下潦,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挣扎,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最终绝望。一两个人也许只是个案,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这样的人多了起来,形成一种格局,在社会上层的人,永远在上面,世代嬗递,下面的人永远在下面,无论如何都翻不了身,等级、身份大体固化,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停滞,那么,这样的社会格局,如果在当代中国,那是相当危险的。

   在我们很多人不耻的帝制时代,有人做过统计,北宋年间的进士,世族家庭出身者仅占12.8%,中等家庭和寒族出身者却占87.2%;而明清两代进士大约有44.9%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潘光旦和费孝通曾统计了清末915名科场中试者,发现41.16%的人来自乡村。(参见杨齐福:《科举与古代官僚制度》)

   在古代,底层民众要通过在商业或其他领域的成功取得社会地位,大抵很难。在科举考试这个渠道里,尽管“成功人士”也凤毛麟角,却在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上,还是比较可观的。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借以打破世族门阀对官职官位的垄断,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官僚体系中来,背后的一个隐性担忧就是,有才华者沉居下流,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从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兴奋,到武则天“使人才流寓不偶,宰相之过也”的感喟,都有这个意思在。

   今天的社会,目力所及,就我熟悉的教育这一个领域,城里的重点大学,却出现了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的现象。我所在的学校和专业,连续几届,一个班级三十几人,居然一个来自农村的都没有。由于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加剧,农村的孩子,只能上那些等级不那么高的学校,不那么好的专业,在今天这个就业很讲究所谓“名校”的情景下,这些农村孩子毕业后的前途可想而知。而且,一旦高考没有进个好学校,此后无论怎样努力,再考本科或研究生,上一个名校,也有可能无济于事,因为现在就业,很多用人单位要看第一学历,如果第一学历不好,就算你是北大清华的博士,也未必受欢迎。其实,罗炼这样文采斐然的农村孩子,如果不能进重点中学,没有经过魔鬼式的考试训练,即使参加高考,多半上不了所谓名校,在改变其阶层身份上难度仍然不小。

   干部家庭出身的人更容易做干部,这是社会学家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证实了的事实。作为事业单位,学校在招聘时更多考虑的是第一学历好的学生。在走市场的企业里,按道理应该唯才是举,但是领域宽广的国企,其结构和文化,很类似官场,来头和出身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只有外企和民营企业好一点,但这些企业中做简单加工类的中小企业,更需要简单劳动的打工者;具有技术含量的企业,非受过良好教育,擅长外语者不可,吃香的还是“名校”学生。

   阶层的流动,是天经地义的传统。在今天这样的社会,如果出现了等级固定化的趋势,是相当可怕的。一个社会有很多人地位不高不要紧,要紧的是要给这些人中有才能有志向者留下一个渠道,使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经过努力奋斗,有改变自己的身份的可能。如果这样的渠道阻塞了,就必须及时加以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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