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就这么大，不变的，所以土地的自然供给是固定的。地球上的人口还会持续增长许多年的，这个也很难改变。技术进步可用使土地单位面积产出增长，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所导致的物质（粮食、森林、煤、油、气、矿产、水等）消耗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土地单位面积产出的增长。譬如我父亲（在农村）每天消耗的物质大约只是我（在北京）所消耗的物质的五十分之一。中国现在像我这样“现代化”了的人只有4亿人，将来会有10亿、甚至更多。因此，节约土地（特别是耕地）和各种资源是必须的。中国政府提出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直没有人敢公开挑战这根“红线”。
最近有专家出了一个报告：《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报告认为：“改革以来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增产了60%，而耕地却在减少。说明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无关。……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粮食消费增加了17%，但粮价下降了一半。说明粮食相比于五十年前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报告据此得出结论：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是错误的决策。
如果将18亿亩耕地“红线”只与口粮挂钩，“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是错误的”的结论在一定阶段内可能勉强成立。可是，现代人和后现代人不仅自身要吃粮食，还要给自己的车吃粮食，给自己的宠物吃粮食，给自己的饮用水吃粮食……。当今和未来世界，粮食就是能源，耕地不仅仅与口粮相关，耕地已经与能源高度相关了，耕地已经与人类的生活方式相关了。
假如世界进一步维持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假如石油价格维持在60－70美圆/桶以上的水平，生物能源产业就会成为“朝阳产业”，这个世界就一定会有相当部分耕地用于 “种”乙醇（或汽油）。假如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像美国人或北京中产阶级一样生活，这个世界可能会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穷人吃不饱饭。2008年石油价格一度高达147美圆/桶，谁能够保障石油价格永远不会高出60－70美圆/桶呢？
马克思说得好：“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成了谬误”。
在我看来，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决策，不仅不是“错误的”、“拍脑袋的”的，而是高瞻远瞩的决策。
《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提出了许多“没有必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理由，有很多人做出了回应，我不一一列举了。这里只对“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会制约城市化（农民进城）的进程”做出回应。我的观点是：只有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才有利于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
首先，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占地比例偏高。根据学者马慧的研究，如果武汉用地合理布局，适当增加楼层和地下设施，可节约耕地60%以上。如果拿北京同日本东京相比，两个城市的辖地面积基本相等，但东京人口容量为2600多万，是北京人口的二倍；此外，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共有闲置土地100多万亩，空闲土地８２．多万亩，批而未供土地200多万亩，以上三类土地总量近４００万亩；此外，我国的工业开发区，还有40％的土地还没有开发；此外，沿海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后，将至少有十分之一的厂房和出租屋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综上所述，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我国的土地供应不是过严，而是过松。
其次，城市化的结果应该是节约土地，不仅要守住18亿亩“红线”，还应该抬高“红线”才是。从理论上讲，城市化应当是有利于节约土地、增加农地，而不是相反。如果进城人口按每人需要交通、居住、工作、公益设施等用地0.25亩计算，未来30年有6亿农村人口进城，需占地1亿亩。但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减少6亿，通过村庄整合、产业集群和土地整理，至少可以“节约”2亿亩耕地。农村腾出的土地要多于城市占用的土地。城市化应当是有利于18亿亩“红线”抬高，而不是相反。但是，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却恰恰相反，这恰恰说明我国的土地供给过于宽松是重要原因。
第三，只有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才能统筹并促进城市化和新农村两个建设。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需要占用土地，而新农村建设理论上可以“节约”土地，如果不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就会造成农村占地和城市化占地同时增加的局面；如果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统筹城乡建设，不仅可以城、乡建设相互促进，还可以抬高18亿亩耕地“红线”。有人可能认为这样做会增加城市化成本，延缓城市化进程，其实不然，因为这样做使得土地的经济供给量增加了，地价应该是下降的。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做会增加新农村建设的成本，加重农民负担，其实不然，如果村庄整理后，数亿农民居住在中心镇和中心村，节约出来的土地进入市场，可以增加农民数万亿土地收入；此外，建设在中心镇和中心村的农民房可以进入国家现代产权制度体系，农民家庭可以增加数十万亿的“可变现金融资产”，这会大大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而不是延缓。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会使得农民变市民、农民变城镇居民的速度大大加快，对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国民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意义重大。
美国《能源政策法案》是新世界的起点
2005年8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能源政策法案》，在美国政府财政扶持下，生物能源成为美国新型产业，粮食和石油高度相关了。当时石油价格不到40美圆，多数人都认为用粮食生产能源，成本过高（只有当石油价格达到60－70美圆/桶时，粮食转化成能源才有利可图），生物能源产业短期不会有太大的前景。至于生物能源产业的出现，会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甚至人类生活方式产生何等影响，经济学家们几乎 “一无所知”或“漠不关心”。但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石油价格狂涨3倍多。由于美圆贬值和石油价格飙升，使美国等人少地多的发达国家的生物能源产业变得前途无量了，还使人多地少、资源稀缺、且重仓美圆的中、日、印、韩等国，损失惨重。美国不仅由此成为生物能源产业的最大收益国，而且，生物能源产业导致的粮食危机还强化了美国的“粮食武器”，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回过头去看3年前的《能源政策法案》，《能源政策法案》不是一个简单的法案，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起点，美圆贬值、石油和粮食价格飙升，是美国《能源政策法案》出台后的必然的后续步骤。美国的《能源政策法案》是可以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或广场协议相提并论重大事件。甚至认为《能源政策法案》是新世界的起点也不过分。
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去思考，可以肯定将来还会不断出现全球性粮食危机、石油危机。如果石油价格飙升，美国一方面可以获得粮食和生物能源收益对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美圆贬值获得巨额“赖帐收益”以此抵消石油涨价的不利。何况石油涨价也是美国石油大亨们发财的好机会！此外，在某一阶段，生物能源产业还是美国对付欧佩克和俄罗斯的重要武器。
13亿人的中国，即使粮食与石油不挂钩，在吃饭的问题上，靠人之心不可有，自给之心不可无。何况粮食与石油已经挂钩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