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看到，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社会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当前我国存在的诸多矛盾，如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等等，恐怕都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不无联系
新自由主义刚开始推行时确实缓解了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各种更具根本性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深化。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贫富分化加剧以及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加深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后果，而这些，又成为了导致这次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基础条件。经济增长减速。在1973年到1998年期间，全球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比黄金时代（1950-1973年）下降了近40%，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与前一个时期（1951-1980年）相比则下降了一半。据统计，1980－1998年期间，有118个国家有相关数据，其中有32个国家是负增长。
随着金融自由化而来的，是各种投机泡沫的迅速发展。由于受到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泡沫的影响，一方面是世界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是世界上大部分人民处于相对和绝对贫困化状态，从而导致全球性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两个因素同时存在，直接的后果就必然是经济危机。
此外，美国和欧洲、日本、中国经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近年来也急剧加深。最近这些年来，美国从日本、欧洲和中国大量进口，为稳定日本和欧洲的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形成了巨额的外债，从而大大削弱了美元的地位。而美元币值的稳定是其他个人或者机构愿意借钱给美国的一个基本条件。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美国要减少贸易赤字，就得减少从日本和欧洲的进口，而这很可能给这两个地区的经济雪上加霜，把他们推入衰退的泥潭，这反过来又有可能加深美国自己的危机。反之，如果美国任由当前的趋势发展，则极有可能带来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失去美元的霸权地位。但由于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能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元大幅度贬值后很可能出现国际金融市场的大混乱局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近30年时间里，由于实行了严格的监管政策，美国没有出现过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没有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破产。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也不时发生。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在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美国金融资本的影响力逐渐增大，美国国会在80年代初通过了解除对金融行业进行严格管制的两个法案，更在1999年废止了分业经营的法案。
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美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其结果是：金融市场几乎没有监管、信息极不透明、欺诈成风。2002年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媒体都强调安然等只是几个“坏苹果”，只要识别出来并进行处理就行。事实上，安然等公司当时几乎所有的做法和行为方式都是华尔街通行的，只是由于各种偶然因素遇到了无法控制的困难而被抛弃而已。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暴露出来的情况再次验证了这一点。
为了转嫁风险，所有这些机构都试图在获取各种丰厚的佣金和手续费的同时把风险转嫁到下一个买家的身上，最后形成了一个以次级按揭贷款为基础的证券倒金字塔。但是，当市场上所有的机构都这样思考和行为时，市场的参与者都既是卖方又是买方，转移出去的风险又被转移了回来。因而，当次贷危机爆发时，所有机构都受到了影响。在这次危机爆发后，美国当局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出台了33年以来最严厉的一个金融改革方案，目的就是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种体制。
这次金融危机中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现象是美国私人部门的债务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之后，美国的投资一直增长乏力，于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刺激消费。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为保证资本回报率，美国统治集团采纳了一系列打击工人力量的措施（如直接打击工会、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等），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消费能力下降。为了保持生活水平，在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的基础上，美国家庭不得不大量借贷消费。其后果是美国家庭部门的欠债越来越多，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0%和美国家庭部门可支配收入的130%。正是这种脆弱的金融状况给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急剧发展奠定了基础。
多年来，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了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更为深刻。我们看到，随着这次危机的到来，虽然有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者的反对，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首先抛弃了他们长期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厉行政府干预，这本身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沉重打击。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我国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社会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当前我国存在的诸多矛盾，比如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等等恐怕都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不无联系的。可喜的是，我们注意到，在许多领域我们已经开始重新反思相关的政策，在逐步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这次危机中以及之后，我们应该更为全面地在各领域清理这种思潮对我国的各种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发展经济学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