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在6月15日《光明日报》上看到周洪波先生题为《新词语冲击波的是是非非》的文章。认真拜读之后，感到有话要说。这里不揣冒昧，讲讲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就正于语言学界的专家学者。
自幼习俄语，久而久之，对俄语有了一种偏爱。在中文的环境里生活的时间长了，偶尔听到一两句地道的俄语，竟会有“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我始终认为俄语是很优美也很严谨的语言。而前几年的俄国之行，却令我目瞪口呆：连俄语也“改革”得面目全非了，报纸上的文章，竟有大量用俄语字母拼写的英文词充斥其间。手头不备一本英文词典，有些文章真就看不下来。俄国新近出了一部外来语详解词典，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收录了近年出现的大量外来词。我原以为，社会生活在变，语言也不得不跟着变，这也是所谓的大势所趋吧。殊不知前些日子域外传来这样的消息：俄国为净化祖国语言，已成立专门机构来清理语言污染，而首当其冲的正是那些充斥坊间且不合规范的所谓外来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我国当前的语言文字状况应当如何估计呢？我国是否也存在语言污染的问题？1992年，吕叔湘等八位专家曾大声疾呼加强国家对语言文字的管理，他们对国内滥用英语等现象提出批评，认为这是语言不健康、不纯洁的表现。如今八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方面的情况又如何呢？今年三月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圣华先生在《“活水”还是“泥淖”》一文中指出：“恶性欧化译文体对现代中文的污染，已经到了泛滥成灾，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了。”金先生所说的“译文体”，“是指一种目前流行于中、港、台三地的用语；一种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似通非通、佶屈聱牙的表达方式；一种大家看来碍眼、听来逆耳、说来拗口，却又乐此不疲，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自己前卫先进的文体”。真是一语中的，入木三分。文中所引例句，更是令人忍俊不禁。如“在浓烟中逃生时，为避免吸入有害气体，请尽量采低姿态逃离。”这里的“低姿态”让人觉得不知所云，原来那是从一个英语句子硬译过来的。本应说“俯身而行，以免吸入浓烟。”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英语靠拢的结果，就是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
我们认为，金先生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这方面还可举出更加触目惊心的例子。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肯定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新词语、新表现方式的出现不可避免，也值不得大惊小怪。但是如果认为汉语太落后，不足以表现新事物、新观念，应处处向英语靠拢，那就会贻害无穷。例如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城市中出现了一批兼购物、餐饮、娱乐、居住、办公于一身的大楼或者楼群，英语里叫plaza，将其称之为“大厦”、“中心”、“商城”甚至“大世界”、“新天地”等等均无不可。可偏偏就有人独出心裁，将其称之为“广场”。寸土寸金之地密不透风的建筑群同“广场”即“广阔的场地”有何相干？然而，在原本是由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广场“独领风骚”的长安街上，居然就有一个个这样的“广场”拔地而起，不仅大煞风景，而且贻笑大方。这难道也叫创新？这里，所谓的“创新者”唯一的依据是：英语plaza便有“广场”这一义项。殊不知“广场”一词自有其千百年来形成的固定含义，向英语看齐，削足适履地将一个新的义项强加到“广场”的头上，只能是“创新者”的一相情愿。换言之，这违反了语言自身发展的规律。
措词简洁本是汉语的一大优点。“译文体”却最“善于”化简为繁。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曾提到中文里“被”字泛滥的可怕。英语“carved on the stone”译为“刻在石上”即可，有人却坚持要译为“被刻在石上”。金先生说，以此类推，也许应该说“被写在纸上的字”、“被放在桌上的书”、“被生出来的人”了。我们对金先生所说的“被动横行”颇有同感。需要补充的是，这方面也有“创新”。众所周知，汉语里用以表示“把话说给别人听，使人知道”这层意思的，有“告诉”、“通知”、“报告”、“转告”甚至“打招呼”、“透信儿”等词，如我们说：“请告诉（通知、转告）他今天下午开会。”但从来不说：“他被告诉（被通知、被转告）今天下午开会。”而某权威报纸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这个男孩只被告知叫马蒂尼。”译者显然是受了英语动词被动语态的影响。遗憾的是，“被告知”这一表达方式如今在媒体上时有所见，不能不说是“译文体”的“功劳”。
眼下时兴吵作，时兴跟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读音为“ku”的词儿突然流行开来，一时风头正劲，似乎不说“ku”就显得不新潮、不前卫。日前一位电影节目主持人在向观众介绍“当前美国最‘ku’的十部影片”时有这样一段“妙论”，他说：我们对“ku”的确切含义还说不清楚，不过大家都能体会到“ku”的意思。而电视画面上的英文明明是top movie ，top的意思是“极致”、“绝顶”，这里说十部“顶级影片”或者“最佳影片”不挺好吗？干吗非得说“ku”呢？其实风靡一时的“ku”不过是英语cool的不够完整的译音（漏掉了[l]），这个词在英语口语里有“绝好、顶刮刮”之意。我们在特定的场合，表示夸奖时说说“Cool!”,同告别时说“Bye-bye!”或者表示认可时说“OK!” 一样，并无任何不妥 。然而，口头上说说可以，硬要形诸文字，亦步亦趋地效法英语，削足适履地用汉字“酷”来表示夸奖、称赞，就颇值得商榷了。因为汉字“酷”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冷酷、冷峻”，与“顶刮刮”、“棒”、“帅气”根本不沾边。又据说“ku”的含义“丰富无比”、“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么“ku”的“创新”就让青少年去自由发挥好了，何劳媒体往里搀和呢？
面对复杂纷繁的语言文字局面，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语言学家不应“无为而治”，不能仅仅局限于记录语言本身经过自我淘汰已筛选好的新词新义（尽管这项工作也很重要），而要加以引导和规范。比方说，层出不穷、几乎天天用到的“VCD”、“DVD”、“IP卡”、“IC卡”、“MP3”……等英语词，给不会英语的人带来诸多不便，是否可以尽快组织有关部门确定其汉语译名呢？在这方面，“因特网”、“激光”甚至“可口可乐”、“电脑”等都是成功的范例。又比如积极干预语言文字的应用过程，对于不合规范的用语坚决“亮黄牌”。这方面要慎之又慎，但也大可不必因为过去这方面的个别失误而束手束脚。
沙尘暴，赤潮，水污染等已向我们敲响了环境的警钟，全国上下都意识到了治理环境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语言污染方面，我们难道也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吗？
200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