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齐介仑 北京报道
南都周刊：研究三农问题，你感觉自己的优、劣势各是什么？
李昌平：长处嘛，跑的地方多，跑的国家多，周边同类型的，人口密集的，比如越南、日本、朝鲜、印度，以及我国的台湾，这些地方经常去，经常和当地的专家交流。中国国内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不管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不管是平原，还是山区，都会去看看，自己有时间也做一些实验。
另外，官员、学者、NGO、老百姓，这几拨人，我和他们说话没有障碍。官员的那套话语体系，学者有的不太明白，而我是那个体系出来的，我明白。我在一个国际NGO里工作，NGO的一套话语权我也掌握。老百姓在说什么，我也明白。
第三，我和一般的研究者不同，我是立足于农村的发展来思考。有些人是研究农村，我是来研究农村怎么发展，我是实用主义。比如说土地。有人说要资本下乡，资本扩张很快，使得土地的价值更高，而我立足于农村，立足于农民，我首先想的是，村庄要发展，土地制度该怎么去建设，这是不同的视角。如果你把土地作为一种财产，那么你就主张土地私有化，而如果你把土地看作农民发展的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谈他的政治治理制度怎么建设，他的公共服务体系怎么建设，他的生产制度怎么安排，所以这是视角的不同。如果你是个大学老师，你写篇文章可能只是为了评教职，而我的目的则不然，我是以你为本，你要成长，你要发展，你要怎么利用土地。因为我在农村做了这么多年的党委书记，我可以立足农村来说话，我研究的是，如何让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有了这个基础，我希望的是，让土地要成为农民自我发展的一个资本，而不是别人的资本。
我为什么要反对“公司加农户”呢？因为“公司加农户”不是农民的经济，是资本的经济，是你要把他资本化。我的立足点是，让农民自己来资本化，以农民为主体，强调他的主体性，强调整体性，要做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是我的视角。一个外部的人在研究农村的时候，他的目标不是这个，他也不可能有这个目标。
南都周刊：那么你的劣势有哪些？
李昌平：我的研究劣势当然是很多了，比如说，他们写文章，很规范，这种规范化的写作对我来说很痛苦，这是我的劣势。另外，我是学经济学的，而他们很多人读过自由主义的著作，比如哈耶克的东西。或者我没读过，或者我读过但没有这么深刻的体会，读完之后的感受不一样。他们读完之后觉得是真理，而我读完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开拓了我的视野，但如果你要把哈耶克那一套放到中国的农村去，我又觉得不太现实。
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凡是做农村实验的人，包括在NGO里工作的人，意识形态都偏向中左，做经济的、做企业的，都偏向中右。这是因为，大家在不同的体系里面，面对不同的现实。所以，在主流话语体系里讨论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费劲。现在在北京学术圈或者大多数媒体上呈现的，多是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我的劣势。因为你写出来的东西，必须符合自由主义的思想，如果你不符合这个，别人会说，你不合逻辑。而且，我们这种人不可能有自己的派别，不可能有自己的群体，也没有体制内的那种平台。
南都周刊：你《大气候》中提及的所谓“李昌平难题”，是怎样的含义？
李昌平：书名《大气候》是书商取的，我原来的题目叫做《三步走了大半步》，我是想让读这本书的人知道，其实，农村的改革才刚刚开始，只走了半步，而且很多是走回去了，另外有些是走错了，我们现在对农村改革的评价太高了。
前三十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认为，通过沿海经济的发展，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可以实现工业化，实现产业化，我们这些年都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我们看，农民并没有减少，金融危机以来，农民工又返乡了。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经济模式，是外向型的，它并不能帮助中国解决农村问题。你看，农民数量从改革开放时期的7亿人增加到了现在的9亿人。沿海经济发展起来了，但在沿海打工的，还是农民工。像我，在北京工作，待遇还是农民工的待遇，还是不能变成市民。现在的问题是，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现在是这样：减少农民，那么农民工就多了，农民工越多，制造业就越过剩。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严重，减少农民呢，使得工人问题严重。这就是中国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