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深圳市代市长王荣在深圳市就业工作会议上表示： “农民工”的第二代现已成年，他们在就业时会选择留在深圳。因此，“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深圳“农民工”这个概念将会消失。（7月5日《广州日报》）
“农民工”的政治身份还是“农民”，这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很难摆脱；“农民工”却不再种地，他从事的是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作，虽然这常常是不固定的、临时性质的、缺乏充分保障的。深圳这样的城市中聚集了大批农民工，但他们仅是“候鸟”式的过客：从人身关系角度，他们与城市不存在确定的关系（身份），从文化角度，城市难以让他们产生情感上的归属感。农民工不得不来往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成为一个巨大的漂移的社会群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的子女渐渐长大，他们对自己与城市间关系的看法，已经和父辈发生了很大的不同。农民工二代们很多在城市长大，认为自己是城里人，或者虽在原籍成长，但自小向往父母打工地的城市生活。他们从来没有在农村种过地，也从来没有想过回去种地。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城里人”，城乡二元结构使他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城市社会基本保障，抗风险能力极低。他们受教育程度稍高，因此职业期待也高，但竞争能力又远不及同龄的城市青年。大量与城市无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常住人口，使得城市管理中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农民工二代的民主和权利意识已经觉醒，身份认同和平等要求是社会运动的重大诱因。第二代农民工的非农化，已经是当前社会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尽管学界和媒体对此多有讨论，但在政府官员中，据我的了解，王荣还是第一个公开指出农民工二代将促成“农民工”概念消亡的。当然他首先关注的还是，农民工不回家了，“蓄水池”的体制发生变化了，这会给城市就业和劳动管理带来什么影响，深圳有关部门要如何做好应对的准备。但能够看到这个问题、承认这一社会现状需要重视，已经代表了官员的执政水平有了进步。相比较而言，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普遍态度是：需要时是廉价劳动力，将户口或者 “市民待遇”的资格作为驴子前的胡萝卜；不需要时是负担，想的只是怎么设门槛或者怎么把他们送回去。我们的地方政府，是很少对农民工有点感恩之心的。因此，才有上海的优秀农民工得到户口时的痛哭流涕，才有经济危机时全国政协委员理直气壮地要求“谁的孩子谁抱”。
因此，我要为王荣的新“农民工”观叫好，毕竟正视问题是解决的第一步。也希望接下来深圳这个受惠于农民工的发达地区，能从用工地政府的角度，对农民工非农化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为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也就是地方政府应为治下的全体公民，包括市民和农民工提供基本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将执政观念转变为，没有让农民工到享受到“市民待遇”，就是对农民工基本权益的侵害。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除养老保险等外，要格外重视失业保险，以帮助职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度过困难期。另外要加强农民工二代的教育和培训，在基础教育上保证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水平，给他们能够通过念大学等改变命运，提供一个正常的通道来完成农民工二代社会地位的转变和上升。另外，尽量提供免费或低学费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帮助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工二代掌握谋生的技能。
当然，对中国的现实稍有了解，就知道王荣并没有能力来彻底解决农民工的非农化问题。深圳农民工对这座城市的贡献和给其带来的“烦恼”，都与国家的城乡二元体制有关。农业户口决定了农民工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及可获得的社会保障和国家福利的多少，基本规则体系没有改变，即使王荣能率先看到问题，也不能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因此，光是王荣看到“农民工”概念将走向消亡还不够，还需要其上级政府、中央政府更多地重视这一问题，早日做出制度性的变革。
我还是感到有一些遗憾的是，王荣对“农民工”概念的思考，还是从管理者的角度进行，而不是以帮助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为问题的出发点。实际上，即使“农民工”的概念消失了，也不代表这个漂移的群体的消失。重要的是了解他们的利益需要和政治诉求，切实保护他们的权益和权利，使这个漂移的碎片能够顺利找到着陆点。
（原题《深圳代市长“农民工”观的希望与缺憾》载东方早报，2009年7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