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任关系相对正常的社会，动辄怀疑一个人的善举，要求他出示每一句话的凭证，是一种不义的行为，也容易落为被人嘲笑的小人
余秋雨先生到底有没有向四川灾区捐款20万元呢？在一面倒的质疑声中，终于有一个支持他的关键证人站出来了，他就是都江堰市教育局副局长肖融。肖副局长证实，余先生的确曾有意捐款20万元，后来改为捐赠价值可能会超过20万元的图书。
不幸的是，也正是这位肖副局长，证实了余先生及其代言人多次说谎的事实。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余先生未曾向四川灾区捐款20万元，也没有捐建三所图书馆，而且尚未捐赠三万册图书，他只是决定将要捐赠。这和余先生及其代言人此前信誓旦旦“一次性捐款20万元”、“独资捐建三所图书馆”、“已经到账了”并不相符。
有人怀疑肖融副局长作假证，因为正如社会公众一再要求余秋雨先生出示捐款收据却未见“真身”一样，他的这些说明也没有凭证。对此，肖副局长给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回答，说他们之间达成的是“君子协定”。
所谓君子协定，就是口头约定，不是靠法律，而是靠道德来约束的合约。这种道德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之上。有论者提出是君子就不要搞君子协定，我能理解这是对法治社会的渴盼。但是，即便是法治制度相对完善的社会，君子协定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是社会运转的基本粒子，越到人际关系的底层作用越明显。你去市场买菜，不管如何明码实价细致入微，你也做不到一手交钱一手提着摄像机，你只能相信绝大多数菜贩不会收了钱不认账。就是法律本身，也建立在君子协定之上，比如原告和被告都相信，法官对铁板钉钉的事实是会认账的。这就是社会中基本的人际信任。
作家和读者之间，必须有一种基本的信任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君子协定。作家写到痛苦，读者的阅读体验首先是去想象痛苦，而不是怀疑作家写错了，或者故意骗人，把欢乐写成了痛苦。同情与慈善也是这样，有人替灾区感到难过，为灾民捐款，你立马就怀疑他其实幸灾乐祸，不仅没有捐款而且还抢灾民的钱，这就太让人痛苦了。因此，我非常理解，当作家阿来被怀疑和余秋雨先生一样诈捐时，他愤然写道：“我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的任何行为都想象得蝇营狗苟，不是每一个人都怀疑别人每时每刻都在作私利的盘算，不是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身处某个假想的道德高地而觉得有天然的权力随时随地对别人进行审判。”
也许阿来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痛苦正是这种基本的人际信任被破坏的结果。假如你去市场买菜，遇到过菜贩收了钱不认账的情形，你自然就会收回这种信任；又假如你下次不得不再去，你可能就会叫上一个证人；又假如这个证人翻脸说谎，那你可能真的要提上一个摄像机了；又假如这个摄像机竟然是假冒伪劣产品，或者录像拿到法庭上法官黑白颠倒，你要么会疯掉，要么就设法移民新加坡了。
毫无疑问，余秋雨先生的言行，正是对这种人际间君子协定的破坏。在信任关系相对正常的社会，动辄怀疑一个人的善举，要求他出示每一句话的凭证，是一种不义的行为，也容易落为被人嘲笑的小人。但是，通过对余秋雨先生的质疑，大家发现提着摄像机上市场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就会上当受骗。含泪劝告余秋雨先生，与其高谈阔论“中华民族大爱无疆”，不如身体力行地维护社会基本的人际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