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吉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据报道，部分职工因不满企业重组而在通钢厂区内聚集，反对河北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一度造成工厂内7个高炉停产，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被殴打，不治身亡。
我注意到新闻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极少数人在通钢焦化厂宿舍逐室搜找到陈国军后，对其进行殴打，并继续煽动不明真相人员，对宿舍及抢救道路进行封堵，不准医护人员进入宿舍对其进行救治，阻止公安民警对其救援，并向劝说人员投掷砖头、瓦块。后经吉林省国资委、通化市政府主要领导向围堵群众宣布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决定，让大家放出人质，退离现场后，大部分人员离去……”
假如，在此前，工人的权利就得到尊重，他们就有充分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就有与吉林省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对话的渠道，悲剧还会发生吗？
但是，工人的话语权被无情地剥夺。通钢公司注册资本38.83亿元，其中，吉林省国资委持有46.64%的股权，建龙钢铁持有36.19%的股权，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14.6%的股权，通钢集团的管理层持有2.57%的股权。通钢集团近3万名员工被边缘化，他们的权利和话语权遭到蔑视。尽管，我们经常听到“代表谁谁”之类的说法，但是，除了员工自己，没有任何人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或者，以代表他们利益的方式去侵害、剥夺他们的权益。
当资产重组成为强势者的盛宴和弱势群体的眼泪，悲剧注定难以避免。
通钢血案促使我们对悲剧进行反思，总结教训，以便亡羊补牢。
事实上，在通钢事件以前，就发生过多起类似的悲剧。而所有的悲剧都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共同点：话语权被处于强势的资方牢牢把握，弱势的劳工一方的权益和利益诉求被无情的忽视，由此激起愤怒的火焰，埋下仇恨的种子，引发悲剧。
中国劳动者的话语权，由于无法得到法律的刚性保护而长期处于弱势——弱到被忽略甚至蔑视的地步。新劳动合同法施行后，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由于该法施行的时间正好与次贷危机的发生重叠，导致很多人把企业的倒闭归罪于劳动合同法，以至于这部原本用于改变劳动者弱势地位的法律，受到资方的强势围剿。对此，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常凯指出，中国企业的用工成本只是美国的2%左右，中国人的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14%左右，但美国占到了49%，中国用工的成本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显然，即使劳动合同法的确增加了企业的成本，那么，它增加的也主要是企业违犯劳动合同法的成本，但这无法改变劳动合同法被弱化的命运。
法律首先要保护弱者的，当法律在强势肆意掠夺弱者的冷酷现实中一言不发，流血的悲剧发生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
除了法律的疲软，劳动者维权成本的高昂（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在合法渠道无法维护自身权益、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情况下，弱者就可能在愤怒中采取极端措施。
工会独立性的缺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国外，无论多么强大的政府或资方，都面临着一个使他头痛万分的组织——工会。举一个近一点的例子，今年6月9日晚，英国伦敦地铁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历时48小时的罢工，罢工使数百万人的出行受到影响，预计损失达1亿英镑。罢工是在什么情况下展开的呢？在谈判中，伦敦运输局已经提出了一项修改后的两年期加薪方案，第一年加薪1%，第二年扣除通胀因素后加薪0.5%。但是，英国铁路、海运和公路运输工会的要求则是：加薪5%，并承诺不会强制裁员。在未获满足后，英国铁路、海运和公路运输工会宣布罢工。
英国工会的强势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我国的《工会法》和《工会章程》也提到工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但同时又规定，工会要“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在政府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过程中，发挥民主参与和社会监督作用”，工会的定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在企业同样如此。在许多企事业单位，工会主席本身就是由这些单位的领导人任命的，不仅起不到维护职工权益的作用，甚至，在很多时候，他们堂而皇之地站在了职工的对立面，与单位一起，共同侵害职工，成为可耻的帮凶。比如，在一些劳资纠纷中，工会竟然代表企业一方与工人进行谈判，工会的错位已经荒谬到了可笑与悲凉的地步。
当然，也有少量的工会主席站出来维护职工的权益，但大都遭到解职甚至开除的待遇。类似的报道不胜枚举。
另外一个重要的利益诉求渠道是谈判机制。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正式公布了《关于积极开展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今后在制定员工工资标准时，企业代表要与行业工会或地方工会代表谈判商定，而不能由企业单方制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非常重要，但工资集体协商的实际效果或者协商的质量并不令人乐观。主要源于四个方面即“四不”：企业不愿谈，担心协商工资损害了企业方的利益；职工不敢谈，担心提出协商要求被企业解雇；职工对相关工资法规政策不熟悉不会谈；工会组织不健全不能谈。
在当下的环境下，由于企业工会缺少独立性，甚至连工会主席、副主席都无自保之力，工资协商制度在推行过程中的难度之大是不难想象的，说得再明白点，没有工会的独立性，工资协商制度充其量只是一个摆设。
应该认识到，在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不明朗，次贷危机的影响仍在延续的情况下，建立起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权益，为他们提供畅通的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劳资双方的对立性矛盾就更容易激化，进而引发悲剧。
我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家庭，对弱者被肆意剥夺和凌辱的现实有着切肤之感，因此，在彭宇案、邓玉娇案中撰文为他们呼吁。但是，还有多少人，在默默地承受苦难而不为我们所知或被无情忽略？一个民族，要团结，要走向和谐，必须制约恶的力量，而维护善的力量。当下，公众话语权的缺失已经到了令人恐惧的地步。不仅法律悬空，连上访这样的最后渠道也被彻底堵死。当民生不如死，就必不畏惧死。在强势利益群体肆意掠夺、残害弱者的大背景下，给弱者充分表达话语权，全力保护弱者利益，已经刻不容缓。没有这一前提，通钢悲剧就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