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术研究，已经过了“温饱”阶段，应进入注重品质的所谓“提高”层次了
多年前因好友的推荐，接受某乡前辈的指派写一本书。初拟独力完成，为此而去台北影印了好几十公斤的档案材料（因托运限重，部分靠自己背回来，重量记得很清楚）。后来代理主持该计划的朋友催促甚紧，于是改请多位同人帮忙共同进行。好不容易在限时之内完成了，却因一些小问题，迄今已六年多，仍未出版。回想起来，当初若是没有被催那么紧，该书或许早就独力完成了。
如今大家都在赶着做事——发放项目的和申请项目的，主持研究计划的和从事研究的，办刊物的和写文章的，出版社和作者，个个似乎都在赶时间。我们的学术研究，照说已经过了“温饱”阶段，而进入注重品质的所谓“提高”层次了。为什么大家仍然这样赶？对个体学人而言，不论是心态和实际状态，这样的急切和紧迫感都不利于学术的发展。整体学术亦然。
今人好像很喜欢探讨是否能出大师或得诺贝尔奖，我想，两者似乎都应定位在“提高”的层面。真能让同行甚至外行发自内心倾慕赞赏的，总要能见其大，具有前瞻性。如果学者和学术机构始终处于“温饱”阶段的心态和状态，总在追赶着什么，恐怕很难说得上多少品质，遑论广大高远，更谈不上品味了。
其实我们学界的“温饱”状态，也半是构建出来的。人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人类所谓知识，本有自然与社会两面。中国古人最看重人禽之别，即“人之所以为人”，故特别强调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差别，这方面的积累也最丰富。从五四时代开始，中国读书人常爱说什么“知识饥荒”。但在古人素所关心的人生社会方面，我们可接受的“遗产”实多，这类知识原不那么“饥荒”；由于传统被整体否定，既存的知识不被承认为“知识”，致使“饥荒”状态有增无减，持续以至今日。
在昔人不甚重视的自然研究方面，我们和西方确有较大的距离。通常所说的“与国际接轨”，倒真很需要。且接轨原本也没有那么难。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竟是出自空袭声中的西南联大，很值得反思。今人自信不足，易被忽悠。当年的西南联大，图书设备连维持正常教学也谈不上，恐怕未必有多高明。但那时的大学有一点是昔所习见而今日少有的，即入学者是来求学，而不仅是求知识。人不能没有知识，有知识却不一定就能做人；而求学是学为人，即以人的改变为读书目标。正因其学习目的不那么急功近利，始能注重探寻无用之用，有更长远的追求。
盖“天下至理，多自从容不逼处得之”（章学诚语）。若一心要想获得什么，复急于求成，虽“至理”近在咫尺，也可能视而不见；真能从容不迫，顺其自然，反有所悟，品味亦自不凡。进而言之，学者若“所志不在久远”，则“所学不必高深”（胡适语）。只有所思所虑涉及根本，才可能感知到什么是较大领域里需要有的、应当有的，而不是发展已经有的——此所谓前瞻。
套用以前中学老师教我写作文的口诀 （想得清楚就写得清楚），研究要想“做”得高人一等，先要“想”得超群绝伦。这却并非异想天开，学问真做得好，一看就不一样，如章学诚所说，“人望之而不能至”，不必“求异于人”，而其异自见；也不是突发奇想，温故然后知新，积累够深厚，新意会自然涌出。
且治学当目光四射，才可能左右逢源；若始终目不斜视，看似专注，却未必能有突破。日本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汤川秀树，其文集中竟有不少关于《庄子》、《左传》之类的古籍研究，可知第一流学者是怎样海纳百川 （参见本报2009年9月17日王汎森 《没有地图的旅程》）。我们现在喜欢关注杨振宁先生的婚姻，却没看到他对中国文史典籍的熟悉程度，超过今日不少文史领域的博士生导师。与读错别字的院士，又何能同日而语！
这样看来，我们学界的问题，或因定位在“温饱”阶段的实用和追赶，不知不觉中便重蹈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覆辙。既定位于“温饱”，自谈不上“提高”；太着眼于目前，便无所谓远见；纠缠于细枝末节，又何能思考基本问题！倘若取法乎上，立足于提高，不失故步，注重无用之用，强化重大问题的基础研究；进而开放视野，不局限于一己所从事的小领域；则如朱子所说：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则表里精粗无不到了。出现大师或得什么大奖，本不必是目标，却可能不求而自至。
（作者为历史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