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于建嵘）是一部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都值得称赞的优秀之作。特别是这本书的附录《衡阳调查记事》全面记录了作者长达二年多的社会调查过程，从这里我们不仅能体会到作者社会调查的艰辛，更能从中认识到中国三农问题的极端复杂性。为了使更多的读者方便地了解这些观点，我以“县乡领导话说‘三农问题’”、“村组干部话说‘三农问题’”、“村民话说‘三农问题’”和“学者话说‘三农问题’”为标题，摘录了书中有关的各界人士对中国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及作者的思考。——（摘录和整理者：刘老石，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记者部主任）
（一）
离开白果镇往西行不到1公里就下了县级公路，穿过很宽阔的一片水田，来到一环山而成的村庄，村边有一个小水井，旁边刻有一块石碑，上面有“白果镇绍庄村”字样。到绍庄，李红军带着我们直接往村秘书家里走。他解释说，绍庄村委会是一栋破房子，平时没有人在里面办公，有事一般到村秘书家里。主要原因是这个村的村秘书是个老村干，有威信，掌握着村实权，家又在绍庄村的中心位置。
翻过一个小山坡，我们就到了村秘书的家。村秘书家的房子好象建了有几年，可没有进行任何粉刷。在正堂供了一个祖先灵牌。在灵牌下面挂了一幅有毛泽东像的日历。左面墙有一幅关于绍庄村基本情况的图片，右面墙则是一些有关村委会工作的规章制度。
村秘书姓周，任村秘书已有8年。周身着一件很破的西装且满是泥土，上衣口袋里插了一支钢笔，在这里显得很特别，很有点文化味。据周介绍，他1976年高中毕业后一直在村里务农，其妻则利用农闲时间在外打工。
李副镇长讲明来意，并特意强调我们是县委罗书记亲自陪来的，村里面要接待好，不然罗书记怪罪下来就不好办。周听此言，感到有些紧张。于是，我便解释说，我们是搞学术研究的，不是什么官员，有什么就说什么，事实求是是我们唯一的要求，不要过多地考虑什么领导的意见。我还宣布了这次调查的“纪律”：其一，不吃村里的招待餐，我们在农民家吃饭和住宿，全额付款，不需要村里的任何补贴。其二，不干预村里的任何决策。只是一个观察者，村里面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周首先介绍了一下绍庄的基本情况。他先按报表说了村的耕地面积、人口和姓氏分布等情况。当我问到村里的流动人口和经济状况时，他计算了好一会后，列举了如下一些数据：全村外出打工的50人，男性多；原有4人在镇办企业，现在因效益不好都回乡种田了；手工业者有10人左右。全村共有小百货店4—5个，农产品加工的有2家；3部拖拉机，2部三轮车，1部微型车；全村共有电话30部，电视170多部，有的家里有两部。近几年95%的农户都建了新房，在绍庄村建一栋新房大约需花3万多元，因此有40多户欠了债，一般都欠几千元；全村有20多人在外读大中专，去年就考上4个，其中有一位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发现，周在讲话时，很注意李副镇长的表情。只要李略有动作，周就要停下来，看一下李。如果李没有明确表示，他才往下说，所以说得较乱。于是，我礼貌地请李回镇里去忙他的工作。果然，李走后，周说话自然多了。我便问及了村里的集体经济和村财务状况。
周答：绍庄在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大队所有的公共财产基本上都分到各村民小组了，村委会除一个约10亩的林场每年有1000多元收入外，基本上没有集体收入。为了支付1997年改建引水渠的涵洞时欠下的近6万元贷款，村里规定每年每人上交村提留10元。现在还亏损了近2万元。
我又问了一些具体的数据。周搬出了近年的账本给我看。我抄录了近几年来该村的财务情况。从中得知，该村基本上是靠借债维持。收入来源只是村提留，主要开支是村干部的工资和所谓的其他管理费。
问：作为村委会成员，你如何评价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工作？
周答：总的来说，绍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这些年的工作可以三七开，即主要的三项工作，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完成得好，而上交提留完成得不好。
问及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
周答：在绍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工作基本上是不分的。村支部书记是一把手，在组织上都得听党支部的，也就是听支书的。因此，村里面的党员还是很有地位。绍庄村现在共有党员30人，其中有4位是离退休回乡定居的国家工作人员，4人在部队入的党，3人为社办企业的人员。按姓划分，杨姓为4人，周姓3人，刘姓1人，其它均为李姓。村里的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支部扩大会和党员和组长会议决定。
周特别提到，自己不是党员。不是不争取，申请书交了几份，几次培训班都参加了，就是通不过。
问：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影响你入党呢？
周答：这个问题可不好说。说实在话，这有个能力和权力问题。按照现在农村的规矩，党还是领导一切的。只要不是党员，一般的情况是不能担任正职即村支书和村主任。我已做了几届秘书了，工作能力是大家公认的，村里的大小事没有我的参加就不好办。可由于我不是党员，就一直没有办法担任村支书和村主任。如果我入了党，就会对有些人产生威胁。现在许多地方不发展党员，就是这种原因。
我感到周所讲的问题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农村政治资源垄断和分配问题，便说，近几年不是有许多不是党员的村民，通过民主选举而担任了村委会主任。对此，如何解释？
周答：这要看这些选举是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总的来说，绍庄村的村民还是很重视村委会选举的。第4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全村423人有选举权，参加投票的有370人，参选率达到87%以上。这在目前的绍庄村是十分难得的。因为，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民们对村里的事务不是很关心了，各发各的财，很难有什么事让大家齐心的。这说明，群众还是在内心上关心村里的发展的。可是，这次选举并不是完全按照《村组法》规定进行的。特别是在村主任选举上，实行了等额选举。先由村里的党员和村民小组长、老干等推选了一位村委会主任的人选，没有实行差额选举。如果搞差额选举的话，或者实行海选，就完全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
问：听说村里的宗族势力影响了村委会选举？
周答：绍庄村是一个小村。这个村最大的特点是姓氏比较集中，由三大姓组成，其中，李氏是大姓有400余人，杨氏有60余人，周氏80余人。这些年来，绍庄村给人的感觉是宗族现象很严重，工作做得不很好。实际上，说到宗族现象，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比如有许多年，绍庄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秘书这三位主干都分别由李姓、杨姓和周姓担任。但这并不一定就是什么宗族问题。因为，虽然大家同姓，可并不一定能为你说话，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如果不是由三姓的人分别担任三主干，有人就会说，某某姓吃亏了，被欺负了。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比如上次村委会选举，由于李姓担任了书记，所以大家就选杨姓的任村主任，周姓的任秘书。后来李书记和杨主任不团结，互相拆台，李就以身体原因为由数次要求辞职。李辞职后，镇里任命杨姓的村主任任支书，同时指定一位李姓替补为主任。镇里面这样处理，在村民们看来，还是可以的，比较公平。在农村，有宗族现象，可即使在同宗内部也还是会有矛盾。绍庄村的宗族现象实际上只是由于姓氏不同而形成的一种习惯。
问：村里面的主要干部基本情况及其分工？
答：现任村支书杨岳梁，生于1950年4月28日，高小文化，1966年在建筑村读了2年老书，1968年在湘潭岳塘搞搬运工（零时工，干了3年），1971年开始外流，1978年回村，担任绍庄大队长春生产队队长，1981年分田之后，未担任任何职务。1992年担任长春一组的组长。1994年入党，1995年至1996年代理村长，1999年1月至1999年8当选为村主任，1999年8月担任党支部书记。现任村主任李宋君，是由镇里面指定的代理主任，男，1969年生，高中文化，1995年入党，此人有文化，原来在报纸上还发表过文章，只是工作不很主动。村里干部除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秘书之外，还有民兵营长和村妇联主任及老干组织。现任民兵营长兼任了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主要搞武装工作，具体来说就是征兵和民兵训练。现在的民兵组织，除每年有一个民兵普查外，平时也没有什么工作。团支部主管全村的团工作，但是村里面团组织基本上没有工作了，支部书记只是挂个名，去年的团费都没有收上，每个村交镇里面的10元钱团费，还是由村里面代交的。妇联主任是廖建凤，1969年生，初中文化，她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好计划生育，这项工作并不好搞。因此，镇计生办每月付给她60元工资，村里一年也给她50元钱补助。村里面还有一个老年协会，在村里许多事务上都能发挥作用。每年9月9日，老年节时，村里都组织开一次会，请这些老人座谈，村里还要花100多元钱。因为老干组长是杨立正，原来是正科级国家干部退休回来的，现享受副县级待遇，在村里还有一定的威信。这几年，他组织了几次为老年人看病不要钱的事，大家对他比较尊重。
问：绍庄有没有什么宗教组织。
周答：近几年白果街成立了一个基督教会，绍庄村有10多个老人参加了这个教会。主要原因是由于老人有了病痛到那里能够得到一些安慰。而且这些人参加了教会之后，学了一些爱国家、爱集体的道理，在村里也起一些作用。
接着，我又询问了他家里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周说：在绍庄村这样一个没有集体经济的村，村干部并没有什么经济实惠。这些年镇里面规定，村三主干由镇里面发工资，其中村支书每月工资95元，村长90元，秘书85元，工作搞得好，每个月每人有30元奖金，另外完成了上交提留按3%发给奖金。1999年我们村因只完成任务的65%，所以没有奖金，而且村干部的工资也由镇里作为上交提留的任务款扣了下来。但村干部还是想办法将收到上交提留款先作工资发了，只是奖金部分不敢留下来。作为村秘书，一年有1000多元的工资和补贴。因为，这点钱根本不够生活，所以，平时自己的主要职业还是种田。现在种了近10亩田，农闲时，老婆就到外面打工。一家人的生活还算过得去，比分田以前的日子好过多了。
问：作为一个农民，你当年如何认识分田到户的？
周答：绍庄是在1980年实行分组作业，1981年基本上就实行了“包产单干”，这在当时的衡山县算是走得比较快的。分田时，我只有19岁，没有结婚。我当时认为，分不分田无所谓，分也成不分也成，因为，按我们家当时的情况，集体劳动不沾人家的光，也不吃亏。尽管如此，我父亲当时还是倾向于不分，他说大家在一起要安全一些，有个什么事情有集体帮助。但我却倾向于分，主要感到新鲜。我当时到处讲，分田可以啊，以后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在家睡觉，不用天天出工了。现在看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促进了农村的生产发展，也的确给了农民的自由，使农民的生活有较大的改善。象我们家这种认识的，在当时很普遍。
谈话中，看了周拿出的近年来他写的报告及工作笔记，从中发现了许多错别字和语法问题，但在有关农村现状和政策的表述方面却比较准确。象他们这些村干部，并没有经受专门的训练，其工作能力主要靠在平时的工作中摸索和积累。
从与周的谈话中，有如下问题值得注意：其一，绍庄的集体经济状况与村民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其二，农村的政治资源分布的状况。“党员”这一身份好象也成为农村的政治资源之一。其三，对乡村利益需要重新界定，在乡村社会，有些习惯本身就是利益。但这些利益通过什么方式表达出来的呢？这些表达方式是否对乡村政治发展产生影响？其四，农村地方权威的产生一般都与社区公共利益相联系。这种社区的公共利益主要包括水利建设，电力设施，道路修筑和维修，集体土地的利用。因为这些事情都与大多数村民利益相关联。其五，乡村社会是利益主导宗族？还是宗族主导着利益？
（见《岳村政治》附录《衡山调查记事》第489—495页）
（二）
访村民杨某。
杨某，男，1960年10月17日生，高中文化，长春一组组长。其妻，宾桂秋，女，1963年7月27日生，初中文化。杨主要职业种田，平时也行医，相当于当地的赤脚医生。自称其医术是祖传的，方园数里的村民有病都来他家医治。育有两儿。待人热情。
杨家的住房是新建的，外墙是由磁砖装饰，显得很漂亮。杨家正堂屋也供奉了一个祖宗神台。而且摆了许多椅子。有点象公共活动场所。杨见我注意到了这些，忙说：我这里是村里的“人民大会堂”，大家没有事，
都喜欢到我这里来聊天。
问：都聊些什么呢？
杨答：还不是村子里这些破事。最近聊得最多的就是农民负担问题。
问：都有些什么观点呢？
杨见我问及此问题，激动万分。从衣箱里翻出各种交费单据，近似哭言曰：现在的农民太苦，日子太难了。刚搞承包责任制时，我们种田有钱赚，生活也改善了。现在不行了。近几年，虽然丰收，可由于粮食不值钱，而各种化肥、农药和种子价格高质量伪劣，种田的成本太高，太不合算。种田不赚钱不说，而各种费税又多得让农民承受不了。国家税还好说，你种的田是国家的，就得交租，种皇田交皇粮，天经地义，而且国家的农业税并不重，只不过特产税有时不合理。乡镇统筹太重了，非常不合理。国家天天喊减轻农民负担，又有何用？那些镇干部不从我们手里收到钱，就没有饭吃，就没有酒喝、没有鸡鸭鱼肉和小车子。农民负担重，不能完全怪村干部，他们也是农民，交税费也跑不掉，主要责任就应该是县官和镇干部。他们为了升官，为了有政绩，就拼命在农民收入问题上做文章，说什么衡山县人平收入已到了1980元，快小康了。他们吹牛皮不要紧，可苦了我们这些种田的， 要按这个收入来交税费。不交不行，镇干部逼村干部。国家说不准来蛮的，不准动武，村干部就天天到你家里来，你不理不行。你家里有人想参军，得先交税费才准报名。想结婚，想生儿子，得先看税费交了没有，不然就开不到结婚证，领不到生育指标。有些村里干部看到乡邻乡亲的份上，下不了手，那就得下台。我这个村民小组长有时也不得不干些有违良心的事。
问：农民负担真的象你说的这么重？
杨听我此言，显得有点不高兴说：农民负担重不重，要看种田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这些都不能乱说的，我们可以算账。
于是在其妻帮助下，搬过桌子，拿出纸笔和有关交税费的单据同我算了起来。
从他列的表来看，现在白果这个地方，耕作一亩田的成本大约需要 425 元，具体的项目有：种子35元、地膜2.5元、犁田请帮工70元、插田请帮工40元，收割请帮工80元、碳肥需要100斤22元、尿素20斤16元、甲肥20斤16元、农药20元、除草剂2.5元、国家农业税20元、乡统筹77元，水费20元，特产税4.5元。而一亩水稻田如果种双季稻、没有灾害可亩产粮食1100斤，按国家规定的保护价，约收入为550元。也就是说，种一亩田只能获得125元，折成粮食是250斤左右。一个人一年要种2亩田，才能维持基本生活。
杨家1999年收支情况是：共耕作水田8亩（其中有由他人转包的耕地3亩），当年大收入，亩产达1400斤，共收稻谷达11200斤，全部按国家保护价100公斤100元人民币计，收入为5100元。与农业生产直接相联系的支出主要有两部分，即生产性支出和有关税费，共计5020.6元。其中，生产性支出是种子250元，化肥1400元，农药400元，请人耕种（犁田和插田及收割）1920元，共计为3970元；有关税费是农业税248.8元，特产税是36元，水费是170.4元，乡统筹595.4元，共计1050.6元。也就是说，他们全家种田一年的收入只有80元钱。
我对高额的请人耕种费感到不解，便问，为什么请人耕种费用达到了1920元，不请人耕种不就增加自己的收入了？
周解释说：请人耕种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现在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耕牛和劳动力。当然，有些村民也不请人耕种，自己多忙一些，收入就多一点。
在杨算账的时候，来了许多村民。我问他们，杨算的账准不准确。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情况要比这还严重，有时粮食根本没有办法卖到保护价，如果年成略所差一点，种田是要亏的。
问：农民负担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杨答：主要是乡镇乱收费。在所有的农民负担之中，乡统筹是最多。现在农民每种一亩田，乡镇统筹就要77元，而农民的收入才只有120多元，是农民收入的一半多。而且，还经常有些什么莫名奇妙的摊派和罚款。我们也搞不清镇政府拿这些钱干什么去了。
问：村提留是多少？
杨答：村提留是按人头算的，我们村这几年每人交10元钱。这些钱大家一般还是没有意见。因为，村里面没有集体经济，修村里的公路和村干部的补贴都靠这个钱。
问：农民负担这么重，村民是否有办法抵制？
杨答：也有些地方的农民组织起来抗重费的。但一般的情况下，只要有口饭吃，农民就不想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现在有关农民负担的规定有很多，也不知道那些是合理的、那些是不合理的，搞得不好，就成了违法犯罪分子。于是，农民抵制这些税费的唯一办法是采取拖的办法。可如果你家要办什么手续，还得老老实实交完全部税费。
说到这里，他让我看衡山县人民政府印制的《国家集体任务完成登记卡》。此卡上面写道：“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乡村统筹提留款包括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优抚款、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等八个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按当地人平纯收入的1.5—2%计征，（1997年底全国人平纯收入为2045元，衡山县人平纯收入为2450元）。主要用于本乡范围内的民办教育事业，包括教师工资的不足补助部分，及学校公用经费的不足。要把农民合理的负担纳入村规民约，对不按时完成上交任务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并责成其如数上交。中共湖南省委（1998）6号文件：要大力支持基层干部抓统筹提留工作，对拒不完成合理负担的，必要时可按照诉讼程序，依法解决”。我特别注意到此卡的说明称：“本卡完成任务必须逐年登记清楚，并且要求村主干人签字和村支部或村委会盖章。要求村、镇办理一切手续时必须带此卡，否则不予办理”。
可以说，这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乡镇政府采取的一种典型的超经济强制。为了搞清楚这一问题，我问道：现在农民有哪些手续需要到镇里面去办呢？
杨和在场的村民列举了好一会，主要有：结婚手续；计划生育手续；小孩上学报名和录取，以及考上中专大学转户口和粮食关系；办身份证；办建房手续；参军；向银行或信用社贷款；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等等。
问：既然种田不赚钱，那为何这几年每家每户都建了新房？
杨说：主要是搞些副业。年青的到广东去打工，年老一点的在家养些猪或鸡。我这几年主要靠行医，每年还可赚3000多元。不然，这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
问：是不是可以说，现在的日子还是要比大集体时好一些？
杨答：现在日子要比过去好，这是事实。但也要看到城市那些个体户的日子。这样一比，种田的农民就相当于讨饭的了。
问：当年你是如何看待分田到户的？
答：分田时，我只有20岁，没有结婚，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但家境贫困。我当时的态度是，包产到户好啊。我们全家每年在生产队累死累活的，全给人家干了，五条汉子，穷得一贫如洗。所以在1979年听到外面有人搞单干了，我们就盼望着也能这样。1980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党中央准许分田包产，我们队里的有一些人就联合起来，坚决要求队里按党中央的指示干。开始时有的大队干部不同意，我们就与他们吵，要求分田，不然就不出工，干活也不出力。我们生产队只有召开社员大会，说征求群众意见。没有想到一开会，全队90%的人都主张分田单干，就是那些平时要队里照顾的人也举手同意了。这样，就将田分了。现在看来，分田之后农民是过了几年好日子。现在不行了，田已没有人要了，分到的田反而成为了负担。因为种呢，不赚钱；不种呢，又不行，怕将来政策变了，自己没有了基本生活。因此，我们村就有许多人将自己承包的田无偿地转给他人耕种，有的还用补贴的办法求人家耕种。
从旁人中得知，杨家大儿子已体验合格，近日要应征入伍。于是，我便与他讨论起让儿子参军划不划算的问题。
他说：儿子参军在经济上肯定是不合算的。如果只服完义务兵期就复员回来，几年间的经济损失大约为5000多元。可有些事，是不能算经济账的。让儿子参军，是保护祖国的义务，这些大道理不讲，对他本人的成长和我们家在村里的地位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搞得好的话，可以转志愿兵或考军校，将来就会成为国家干部；一般的情况下也可以入党再复员。我虽然当了这么多年村民小组长还是入不了党。我儿子如果在部队入了党，我们杨家就有党员了，以后村里的的事情我们也就有更多的发言权。
听杨的这种解释，感到有必要追究，民国的兵役制和现在的兵役制的区别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目前，应征入伍虽然可以给农户一定的经济权利。比如，在义务兵阶段，原来所分的田不用上交，每年还可以享受村里面的一定补助。但更多家庭是从政治方面来考虑的。正如杨所言，如果将履行义务等大的方面和培养应征者进入主流社会不说，从村庄政治来说，应征入伍最直接的意义就意味着加入党组织，这对于家庭在乡村社会的地位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现在农村党组织实际上掌握着村庄的主要权力，而村庄的领导者为了不使更多的人来分享这些权力，一般不愿意发展党员，有文化的年轻人，如果不是现权力体制中的一员，往往很难进入党的组织之中。但只要到了部队，一般都能入党，而复员回村后，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村庄权力的主流层。这也许正是许多家庭宁愿在经济上吃点亏，也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参军的主要原因？
还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眼中的乡村社会利益关系。农民对乡村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认识，关系到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安排及各级政府管理行为的态度。在转型期，也关系到乡村社会对国家现代化的支持程度。从杨川平等人的言行中，是否可以理解为，农民目前对国家的税费还是认可的，对村干部的行为也表示了一定的理解，只是对乡镇政府收取的乡镇统筹之类费用多有指责。为什么如此？
此人热情正直，对许多问题有一定的思考。可作长期观察对象。
（见《岳村政治》附录《衡山调查记事》第495—502页）
（三）
1月22日下午3时，同小任和同兴村青年小（刚从广东打工回乡）、小颜（在白果街一农民家庭旅馆打工）一同到同兴村。同兴村，离镇政府2公里左右，与绍庄村方向相反，全是山路，路况极差。
在同兴村村委会与村支部刘支书、村委会曾主任、村委会杨秘简单交谈后，就同村主任到其家了解该村的基本情况。
据村曾主任，其兄是原衡山县林业局局长，其父也是多年的大队干部。现在村里的林场主要是在其父手中种下的，如果没有林场，该村也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过。
曾介绍说，同兴村有10个村民小组，1079人，318户，其中农业人口1042人，农业户315户，非农业户为3户。全村姓氏较复杂，没有明显的大姓，且居住地较为分散，每个村民小组均为一自然村落，有较明显的界线。全村耕地面积为824亩，其中水田706亩，旱地118亩，农业人口人平耕地0.79亩。全村约155人常年在外打工，占劳动力的21%，有11户已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全村有集体林地4800亩（以彬木林为主），1992年至1999年伐木收入达100多万元。按照80%用于基本建设，20%用于分红的原则，村里投入20万建成了村小学，投入10多万元用于架电网，并修建了约4公里的村级公路。村委会从来没有向村民收取村提留，村民参加修公路等集体劳动时按15-20元/人天支付了工资。
曾还详细地介绍了同兴村第四届村委会选举的情况，并带我们来到当时选举的现场，即设在村小学村委会。他指着黑板上还保存着的村会委选举投票结果，感慨激昂地说了一席话令我惊叹不已的话。
曾言：真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要来竞选这个村主任。我们这些当村干部的是风箱里老鼠两头受气。镇里面看你村里工作好坏一是计划生育，二是能不能按时交纳税费。不能按时按数量上交税费，就得挨批评，村干部的工资和补贴就领不到。村民们又都是乡邻乡亲的，他不交钱你难道真的要和他翻脸？我们不象镇干部，得罪了人换个地方照样当干部。村干部做事过份了，与乡亲们翻了脸，下次选举不投你的票是小事，这个仇也可能是几代人的事，做人做事总得为子孙后代想想。所以，这些年我们村，有时举债帮村民交税费。现在真不愿意再当这个村干部了，那么点工资补贴起不了什么作用。当时出来竞选主要是想为大家做一些事，当然也有个面子问题。大家住在一个村，选你当村干部，起码说明你人缘还可以，大家还看得你起，认为你能帮他们办事。可现在农村的事情并不好办，你没有能力真的为老百姓做些什么，也没能什么事可以做。有的群众干脆说我们是给镇政府“当差”的，不认为我们是他们选出来为他们服务的。
任期满后无论如何都不干这个村主任了。
（见《岳村政治》附录《衡山调查记事》第515—517页）
（四）
1月21日晚，接绍庄村杨某，周秘书、同兴村民兵连罗连长和原党支书周某，在白果街一农家旅馆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
会议规模虽小，可大家发言相当活跃。由于没有轮流发言的习惯，也就没有办法将每个人的讲话进行分类记录。大家的发言要点如下：
其一，农民负担太重。其原因并不是“中央的政策”未贯彻到基层，而是县乡一级政府违反中央政策进行“强取豪夺”和变相“勒索”造成的。这也是目前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不愿上缴税费甚至产生对抗的客观原因。近年收成不好，情况尤甚。县乡一级干部为了达标有政绩、增加财政支出和其它项目的建设、以及部门职工的福利，而将农民的实际收入有意提高。白果镇现在是按人平均收入1860元（衡山县是按人平纯收入2450元）作为收取农民税费的依据的。而农民的实际收入根本没有这么高。目前，绝大多数老百姓对国家的农业税是认同的。对五保、优抚亦表示支持。但对乡镇统筹的意见特别大。比如统筹中收了教育附加，但同时还要收高额的学费，平时隔三差五还收诸如试卷费、监考费、班费、资料费。计划生育费就更难以让人理解，那些早就施行了绝育手术的人和60岁以上的老人亦要悉数上缴。对公益金、乡村道路建设等费用也有意见，甚至相当反感。乡镇政府根本不管农民的不满，利用国家政权将各种费用强加在农民头上。长期以来，在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对省、中央一级政府尚抱厚望，总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到了县乡一级才走了样。虽然对乡镇干部乱收费等行为意见很大，只要有口饭吃，只要还没有危及到自己的生存，大多都采取息事宁人、忍气吞声，勒紧裤带来缴纳各种税费。可谓“挨鞭子过河”，无可奈何。
其二，超经济强制。为了从农民手中收取到各种税费和摊派，有的乡镇干部和部门动用国家专政机关，动不动就出动公安，以维护治安为名，强迫农民。更有甚者，有的还动用黑社会势力，政府职能部门“搞不定”的事，就叫那些街头流氓动用武力或其它非法手段。这样虽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但又致使各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沉滓泛起。同时，有关部门制定各种土政策规定，不完成税费任务，就不准参军，不准结婚，不准生小孩（不给计划生育指标），通过所谓的合法手段来剥夺公民的法定权利；而且乡镇政府还通过所谓的“村财镇管”的改革，将村干部的工资补贴全部收到政府，以此来控制村干部。绍庄、同兴两村的现任领导班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不打算再干了。或许是半真半假，确也道出了他们的苦水。在白吃白喝，拿点辛苦工资外，有时还得尝尝风箱里老鼠的滋味，毕竟上级政府没有授权他们“采取一切必要方式”将乡村统筹提留百折不扣地收上来，何况这统筹提留里包含了他们的“小九九”。面对农民振振有词地质问，他们不免心虚。“母鸡压公鸡，一级压一级”，面对上面的威压，他们只得牺牲农民利益。
其三，政治资源控制。有些村通过控制党组织这种方式来垄断权力，所以，很多年都不发展党员了。有的村在村委会选举时搞秘密活动，搞亲属化。镇里的干部不仅不制止这些非法活动，有时还给党员施加压力，要求党员讲组织原则，要实现镇党委的意图。在目前的乡村社会，已经形成了由少数村干部、乡村先富起来的“款爷”和部分乡镇干部组成的权势阶层。他们之间互相利用，也相互拆台，根本无法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绍庄村的干部好比败家子弟的老幺，反正已没有指望，只好和尚撞钟过一天算一天。同兴村虽高一篾片，但也是吃老本，若不是前人积下的阴德，为他们载下一片彬木林，他们也只有背着石头打天。
其四，农民种田不赚钱，增产不增收，大量的劳动力闲置。近几年，农业丰收，粮食产得多了，但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也贵得离谱，且粮食卖不出去，农民种田不能创收。到外打工又没有路子。在1997年以前，白果镇的企业特别是四个石膏矿效益较好，吸引了大批劳动力，但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石膏价格的下跌及各种腐败行为，致使无资金进行正常的维修与简单扩大再生产，亦无资金分发工人的工资，在矿里打工的农民只得回到家里玩。
其五，社会风气恶化。赌博之风甚嚣尘上，几乎无村不赌。此种风气的漫延 ，将严重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使邻里乡亲团结涣散，尤其毒化了下一代成长的环境。
听四农诉述，心情沉重。特别是有关乡镇机构和干部动用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来对付农民一说，前所未闻。无论他们出于什么样理由和动机，只要运用了社会的黑恶势力来欺压农民，性质也就改变了。其行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将基层党政推到了农民的对立面，成为了农民仇恨和反抗的对象。这些黑恶势力给乡村社会带来的一定是灾难。
乡村之夜，寒冷无比。农民之艰辛，更扰心境。鸡鸣三遍，尚不能入睡。用电话与王立成详谈农民利益及其保护问题，认为有必要追究，农民负担是一种利益交换还是利益剥夺——与谁交换，受谁剥夺？这些交换或剥夺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完成的——是否关系和如何关系政府行为或其它公共权力？
（见《岳村政治》附录《衡山调查记事》第511—5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