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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走向式微和愤怒的中产者

  

  中国有没有中产阶级,一直就是一个争讼不休的问题。但无论有还是没有。作为各种中产定义中,最没有争议部分的中小企业主,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却一直呈现一种相当保守的面目。跟国外学者的预期相反,中国的这部分人,一般没有民主要求,对于公民维权运动,也没有热情,甚至避之惟恐不远,反过来,对于政府倒有很大的亲和性。

  不错,中国的民营企业主,的确比较热衷于跟所在地方的政府官员建立个人关系,建立私人庇护网,通过官员的默许,在当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很多时候,甚至热衷于违法,或者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而非像西方历史上他们的同辈那样,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和法律的制定,拓展自己的空间。也许,在中国漫长的商业发展史上,几乎每个朝代的商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既无法影响政府制定一个有利于商人事业的法律,更无法建立一个商人政府。商人自己建立的行会和商帮制度,始终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严格地说,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仍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只有中产者,或者按照传统的说法,叫做“有恒产者”。包括中小企业主,也包括中等收入以上的企业白领和律师、医生、记者和大学教师。

  但是,事情有些不一样了。国外有关中国中小企业主的研究,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多少有点过时。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近年以来,不仅原来国家承诺可以进入的领域,民企由于政府人为设置的门槛和限制,不是进不去,就是进去了站不住脚。同时,国企大力度进军国内竞争性领域,极大地压缩了中小民企的空间。对于有些行业而言,这种国进民退,甚至是颠覆性的。比如山西的煤炭业大力度的驱赶民企,比如电动自行车行业,国企利用影响有关部门,通过规则制定,整体性把原来的草根性的生产厂家赶走。第二个变化是,官僚阶层已经壮大,原来为民营企业主提供庇护的地方官员及其亲属,开始不满足于收取“保护费”,而要直接经营。开始出现官僚阶层利用权力吞噬民企的现象,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第三个变化是,由于国内贫富差距日见增大,政府为了缓和民众情绪,刻意纵容舆论对于民营企业主的妖魔化,所谓“原罪”命题的提出和泛滥,给了企业主极大的压力。同时,在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新劳动法的制定,把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许多责任,无条件压到了企业头上。使民营企业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执行这个法规吧,企业无法承受,不执行吧,舆论压力又受不了。

  在这样的变化面前,我们发现,这些中小企业主的维权意识开始抬头。近来媒体和学界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很明显有他们的声音。最明显的是电动自行车行业,07年类似的行业维权活动,这个行业的企业主,只有少数人参与,媒体和学者剃头挑子一头热。可是到了09年,大部分企业主,都参与了维权。

  但是,以城市白领为主体的中等收入阶层,近年来却呈现相对消沉的状态。跟前些年火热的维权浪潮相比,白领的维权运动,开始低迷。一方面,城市房价连年高涨,大部分中高级白领都成了房奴,供房的巨大压力,使得他们不敢有半点差池,不得不变得谨言慎行。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就业连续十年困难,大大地拉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更多的白领,不得不在汹涌而来的新人压力下,接受更低的工作报酬,更恶劣的老板态度,以及更长的劳动时间,但却不敢发声抗议。但是,这样的消沉,也许只是暴风雨到来的前奏,一旦就业形势继续恶化,房市继续上涨,超出了人们忍耐的极限,会发生什么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们看到,更多的人虽然在现实中忍耐,但在网上,却表现出更加激烈的发言姿态。

  国内中产者的变化,源于市场的恶化。而市场的恶化,背后却有一只看得见的手。一个这些年借助印把子迅速发达起来庞大的官僚阶层,一个绑架了法律和政策制定的官僚阶层,正在通过政府政策和国企,挤压中产者的生存空间。在将更多的中产者驱赶到底层的同时,还激化了政府与这个阶层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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