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曾赢得最佳女演员奥斯卡金像奖的好莱坞女影星简·怀曼向法庭起诉，要求与自己的丈夫、演艺事业无大起色的好莱坞演员罗纳德·里根离婚。在法庭上，她提出的离婚理由是：“里根自担任演员协会主席职务后，对政治活动越来越感兴趣，并因此忘掉一切。这也就使我们的婚姻失去了一切支柱。”最终，法庭判决他们离婚。
此时里根已出道十余年，但其演艺生涯并不十分成功，起码不能说出色。他辛辛苦苦拍了几十部片子，却一直是二流演员，不得不接受制片商指定的角色与片酬，无法像那些令他艳羡不已的“大腕”们，对角色左挑又挑、对片酬一再要价。
许多年后，他对这段经历还耿耿于怀，最能激怒他的莫过于讥讽他只是个平庸的演员，他曾忿忿抱怨说：“《纽约时报》真不是个玩意儿，老把我说成是二流演员。”不过，虽然演艺之路平平，但他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却与日俱增，并在这方面初显才华。刚从影时，他就参加了电影演员协会，由此开始渐渐涉足工会事务。好莱坞是个声色犬马、鱼龙混杂的世界，在这种复杂环境中，里根不仅要代表演员、为了演员的利益与资方艰苦谈判，代表演员处理与政府的关系，还不能不与深深插手演艺界的黑社会打交道，更要处理演员彼此间的一些矛盾、纠纷，同时还必须面对工会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这些事情他都能妥善处理，并极大地显示和锻炼了他的政治才干。他终于当上协会主席、电影委员会主席。正是这导致他婚姻破裂的“主席”，却是他以后走向政坛、最后当上美国“总统”的关键一步。
里根的例子再次说明了一个道理：专业水平与问政能力并不总是、甚至经常不是成正比的。不少专业水平高者往往心无旁骛，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并无从政的热心，当然亦无从培养其问政能力。例如，每年政协会议都有一些著名的文艺、体育专业人士因忙于专业而告假缺席，有些委员甚至连续缺席。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无疑都有杰出的成就，但明显对问政没有兴趣与热心。对他们来说，“政治”起码远不如自己的专业重要。
有委员明确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怎样提议案，甚至要别人“捉刀”，为自己写议案。明星演员倪萍委员公开说：“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竟然把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与是不是爱国、是不是添乱联系起来。说明她对政协的职能、政协委员的职责缺乏基本的认识、知识。她还说：“就像一个家里一样，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也知道父母的难处，当然也知道父母的缺点，但是在难处、优点、缺点当中，你还得体谅父母，因为是跟着父母一块过来的，知道父母未来会把你抚养长大，但是得知道父母的难处，跟着父母一块走，一块克服困难，一块去解决问题。我们当然知道发达国家的优势，但是他们不是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他们的孩子，他们不会管我们，不会给我们管饭吃，所以你得跟父母一块。”在她的理解中，政协委员仍然只是被“父母”“管饭吃”的“子女”，所以 “从不反对或弃权”，而反对或弃权就意味着 “不跟父母一块”。
缺乏基本参政议政能力而成为委员，说明委员的产生有明显的应当改进之处。65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丁伟岳当初是从电视里知道自己是全国政协委员的。这位著名数学家2001年被增补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此后连任第十、十一届委员至今。他说，每次换届，“一直到电视台宣布，我才知道，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当”。为了避免以后仍有这种情况发生，今年开会，丁伟岳提了一个建议：调整委员的产生机制。“我建议，（在提名时）应出具被推荐人表示同意的证明。你还要尊重被推荐人的民主权利。推选是一回事，征求不征求人家意见、人家愿不愿意当是另一回事。”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红桥区副区长沈奎林对此有同感。他成为政协委员，也是由民主党派推荐，再经过协商和评定而确定的。但在整个过程中，少了最初的一环：通知当事人。一位委员说，也许有人觉得当政协委员是好事，是荣誉，所以不必事先告知。沈奎林强调，相信大部分入选者没有不愿担任的，但在程序上的确应该再完备一些。
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担负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重要职能。而这三项职能都要通过政协委员的活动来体现。具体而言，政协会议是各界别、阶层通过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代表界别和阶层利益、反映界别和阶层意愿的最重要渠道；作为各界别代表的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的彼此沟通、交流、对话甚至互相批评，是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方面。如果委员不参加政协活动、缺乏议政能力，政协的三项重要职能均将“落空”。或许由于过去、尤其是在极“左”的年代，政协的作用曾经受到削弱 （在“文革”中事实上被取消），所以“政协委员”曾更多地被视为一种 “荣誉”，作为一种对有突出贡献者的奖励，因此并不介意委员对政治是否有兴趣、是否有此能力。
然若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我国政治进程和政协发展史，明显可以看出，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确实越来越重要。在几年前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中共已正式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规定国家和地方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一定要进行协商，政协的作用更加重要。而这对政协委员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用越重要，责任便越重大。保证参加政协会议仅是委员履行其最起码的职责，一个合格的委员应该有相当的时间、精力积极参加有关视察、调研等活动，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保持与所在界别和阶层的密切联系、切实反映其利益与诉求；政协委员应该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还必须经常学习政治、法律知识，提高自己的参政议政水平与能力……所有这些，都与政协委员的“专业水平”关系不大，甚至还会使其“专业水平”大受影响。
按照有关规定，政协委员应“在本界别中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和参政议政能力”。或许是惯性使然，以往在政协委员的产生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过于注重专业成就而对其参政议政能力注意不够的倾向。随着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委员的参政议政能力便更显重要。而政协委员则应 “在其位谋其政”，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虽然不必因政治而“忘掉一切”，但必须妥善处理“公共事务”与“个人事业”的关系。当然，政协委员究竟具体应该如何产生，则是一个更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以“专业能力”作为参政的资格和标准，那么，走上政坛的应该是好莱坞女影星简·怀曼，而不是她的前夫罗纳德·里根。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