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古老的艺术和最新颖的科学，近年来，经济学已经成长为社会科学领域最茂盛的大树。在经济学的荫翳里，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曾经盛极一时的学科自觉地追溯自己的本源，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但是，经济学疆域的扩大，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丧失了内省的自觉，而是说，经济学与哲学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经济理论的建立、经济现象的阐释以及对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体制都无可置疑地奠基于哲学之上。
为什么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的人，经常要面对许多混乱不堪的景象。地铁车站拥挤的人流和杂沓的脚步声，骑着三轮车运送旅客和货物的外地民工，地下通道传来的悠扬的笛声，牛奶和面包、鲜花和气球、烤羊肉串的浓烟，这一切几乎都是无序的经济生活的脚注。但是，混乱的表象还是让我们惊叹不已。各式各样的食物，它们来自邻近的地区，来自国内偏远的产地，来自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路途上要消耗数日或数月才能到达目的地，而在消费者享用的时候，似乎还保留着原产地泥土的香味。
每一个现代人都觉察到政府在经济活动方面的影响——关税法规、食品安全、电力和自来水供应、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公共工程、国防和教育、警察和社会治安维护、控制污染的法规，等等。而没有察觉到的是，成千上万的人生产着数以万计的商品，并没有统一的指挥或计划，这些经济活动一刻不停地进行着，而不受政府的干预。
在仔细思考市场机制如何发生作用之前，看到的是企业、工人和消费者的混乱景象，而认识到市场的作用就会幡然醒悟：市场体制是一架精巧的机器，通过一系列的价格信号，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它也是一具传达信息的机器，把千百万不同个人的知识和行动汇合在一起，虽然没有统一的中心和高速运算能力，却解决了当今最大的计算机无能为力，牵涉到上百万未知数和关系的问题。
这就是亚当.斯密所推崇的“看不见的手”，“你认为，你可以通过动机良好的法令和干预手段，来改善经济制度运转。事实并非如此。自由放任；听之任之；不要干涉。利己的润滑油将使经济齿轮以奇迹般的方式来运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
事实上，斯密从来没有证明这段话的正确性。直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也没有人知道如何来证明——甚至恰当地阐明——“看不见的手”学说的合理内核。因此，与其说斯密发现了市场机制的奥妙，倒不如说放任自流的市场观念是斯密的精神信仰。在《国富论》中，斯密列举了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所导致的恶果，并敏锐地观察到了牛顿在天空的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
“每个人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而且，在这样做时，正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
所有经济学教科书都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文字，以至即使是入门级的经济学院学生也耳熟能详。但是，当我们再一次在这里引用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感到那种仿佛神父布道一样的精神震撼。或者说，斯密用“无形之手”意在警示世人：在自然和社会法则面前，人类所扮演的仅仅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一旦市场的车轮运转起来，它就会沿着自己的轨道周而复始地运转下去。将“看不见的手”与古老的东方哲学教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相同的哲学内涵——在人类未知或难以驾驭的境界，始终有一种外在的力量，虽然不能显性地描述这种外在的存在，但它却绵延不觉地规范着人和所有参与者的行为，并使这种行为的总和结果表现为一种理性的选择。自然世界如此，经济世界里也存在着相同的法则。
斯密生于1723年，在其出生之后的第4年，也就是1727年，牛顿去世了。斯密早期学术生涯以哲学和伦理学为主，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因之成为英国有名的哲学家。对经济学的研究是斯密盛年获得了相当声誉之后的事情。当时，斯密接受了一个高薪的职位，担任一个苏格兰青年的家庭教师，陪他到法国留学，这是18世纪贵族教育的传统方式。斯密对在法国留学的日子感到厌倦，因此在那几年中，斯密将主要精力用于《国富论》的写作。
了解斯密生活的时代背景对于理解“看不见的手”是有帮助的。斯密之前的近两个世纪，文艺复兴的大旗飘扬在欧洲大陆上，自然科学获得新的生命，蓬勃成长。科学巨匠N.哥白尼、第谷、J.开普勒、伽利略以及R.笛卡儿和牛顿等先后驰名于欧洲。科学革命冲破了中世纪封建势力和经院哲学的层层罗网，建立起近乎完美的经典物理学体系结构和现代数学基础。
虽然，没有足够的资料以佐证，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牛顿力学的影响，但是，就研究方法而言，斯密从牛顿的力学研究中汲取了养分却是无可置疑的。“进行哲学研究的最好和最可靠的方法，看来第一是勤勤恳恳地探索事物的属性并用实验来证明这些属性。然后进而建立一些假说，用以解释这些事物的本性。”这是牛顿给奥尔登堡的信中的一段话。在给其学生科茨的信中，牛顿进一步说明：“任何不是从现象中推论出来的说法都应称之为假说，而这样一种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物理学的，无论属于隐蔽性质的还是力学性质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
与物理学研究可以构造一个完整的试验并在相对孤立、静止的环境中观察研究对象不同，经济研究总是在一个错综复杂、纷繁交织的状态中进行的，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企业和政府都不能作为单独的对象进入研究视野。因此，按照牛顿科学研究的态度，“看不见的手”更像是斯密天才思维构造的“一个假说”或公理，难以在实验哲学中找到立足之地。牛顿在其晚年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研究《圣经》。在1692～1693年间答复本特莱大主教的 4封信中，牛顿论述了造物主（上帝）之存在，并在第4封信中，提出了所谓神臂即第一推动力的“假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者，“看不见的手”仅仅是“神臂”的移植，和牛顿相信外在的力量主宰宇宙运行一样，斯密也将“看不见的手”作为经济世界的主宰力量——这一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与其说“看不见的手”是经济研究的结果，不如说是哲学研究之花在经济领地结出的果实。斯密相信，人类、包括集合了人类集体力量的政府都应当遵从“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到达个人、国家共同富裕的彼岸。
计划经济和“看得见的手”
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是在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经济开放和政治自由的社会背景中，“看不见的手”左右了英国乃至资本主义世界的政府行为，“自由放任”、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被奉为经济世界的“教条”。自1776年《国富论》发表，直到20世纪30年代，自由经济思想统领了整个西方世界。
然而，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计划经济学说甚嚣尘上，以后演变成为全盘公有制的控制经济。尤其是苏联和东欧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使很多人几乎相信以公有制为基础，创建一个把一切企业联合起来，组成单一的社会化大工厂的理想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率的。世界上近20亿人口成了这种信仰的牺牲品。几千万人饿死，十几亿人被剥夺了享受人类文明成果的机会。
甚至在今天，也不是所有人都认清了自由经济的优点和计划经济的缺点。自由经济体制带来的各种问题，如盲目竞争，坑蒙拐骗，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都给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人产生“有计划”总比没计划好，管制经济也要比不管好的错觉。尤其是人们深信人类可以改造自然，当然更可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自己。
但是，有关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乌托邦”实验都以失败而告终。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本国未遂其志，便跑到美国建立“新协和村”理想国。法国人卡贝在本国发表了他的乌托邦设想后，也来到美国去实践“伊加利亚之旅”，并“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俄国一批民粹派志士在“民意党密谋”失败后无处容身，也跑到美国建立了著名的堪萨斯州“雪松谷公社”，维持了十余年的“大同”实验。
在这些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的实验中，还隐藏着若干现实世界难以满足的假定条件。首先，参与“大同”实验的人有相同的理想和志向，为共同的目标愿意做出“高尚”的自我牺牲；其次，参与人品德高尚、自律性强、团结协作、和睦相处，融会了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和现代人的“绅士风度”；第三，参与的人数十分有限；这种“袖珍型社会主义实验”对现实社会而言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税收、货币、环境、市场秩序等等无疑需要有计划的调节。如果能设计一种有效和公平的机制，不但以上这些方面应该管理，连物价、生产、分配也应该监督和协调。有了这样一种全能公正的机制，人类就再也用不着为经济生活的各种问题犯愁了。没有人否认，一个好的计划经济比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更好。可是问题恰恰在此。这种有效和公平的经济协调机制的承担者是谁呢？毫无疑问，政府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为公民、社会分配经济资源、谋取经济福利的责任。
在经济资源高度集中的机构里，弥漫着政府统治的精神。不管这种精神多么贤明，多么有益，并始终以悲天悯人的面目出现，它却造成在经济世界中的形式单调。它不是允许或者说是剥夺了人进入社会谋取经济利益的内在激励，却不能以足够的物资享受作为补充。社会化的联合生产、分工、协作所产生的多样性，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上升而逐渐消失。社会不再是公民共同生活在一个平等的共同体中，而是各种不同级别的臣仆与它们的政府发生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里，臣仆的地位高低决定了其经济利益的多寡。政府的优势权力妨碍了各种力量自由运作，原因千篇一律，结果也千篇一律，政府愈多发挥作用，经济生活就愈发单调乏味。
计划经济体制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几乎落进了这样一个循环：管制——低效——再管制——更大程度的资源浪费和经济低迷。前苏联曾经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标准模版，很多热衷于控制经济的人的希望之所在，但是，在创造了丰富的文化艺术产品、尖端的国防技术和令人恐怖的战争机器之后，人民基本的生活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苏联需要不间断地向西方国家购买民用技术、粮食、申请贷款；苏联人民总是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排着长队购买一块坚硬的面包和几罐啤酒，总有享受极高待遇的著名科学家冒着生命危险抨击苏联的社会制度并投奔西方。
为了实现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协调运行”，一个庞大的官僚政府机构的建立势在必行。这样一来，国家事务固有的行政管理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为使这种盘根错节不至陷于一片混乱，必须建立其数量令人难以置信的分门别类的机构，并且同样雇用很多人员。在这些机构和工作人员中，大多数都只跟各种例行公事打交道。由此，不仅很多也许是出类拔萃的头脑不用思维，很多一般能作更为有益的事情的双手也不去作实实在在的工作，而且由于工作多是空洞的、片面的事务，他们的精神力量本身也深受其害。
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和寻常的职业来处理国家的事务，这个职业使国家的公仆们更加依赖国家中支付他们薪水的、执政的那一部分，而不是真正依赖于全体公民。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庞大的政府机关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弊端，如等待国家的帮助，缺乏独立自主精神，错误地追求虚荣，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甚至产生贫穷匮乏。
由这些弊端还会导致其他害处，害处反过来产生弊端，如此交替进行，反复出现。那些一旦采取这种方式管理国家的人，总是愈来愈看不清事情的实质，而是仅仅注重形式。在形式方面，他们总是不断带来也许是真正的改进，不过由于没有认清事情的本质，因而改善的结果往往有害于事情的实质，这样就产生新的形式，新的广阔领域，往往还产生新的、进行限制的规章制度，由此当然又产生新增加的从业人员。因此，在大多数计划经济国家中，国家的公仆和档案文书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地增加，而人民的自由在减少。对于这样一种行政管理，至关重要的是一切都有详尽的监督，最准时和最忠实地完成任务，避免在工作中出现可以确认责任的错误。人们试图让一切事情都尽可能地有很多人经手，让自己尽可能少冒犯错误和疏忽的危险，这样的结果表现为，各种事务都变成机械的操作和流程，人在流程中退化为机器，真正的干练和正直心总是随着工作的熟悉而马上减少。
但是，计划经济的迷人之处在于，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去实现一个既定的、清晰的目标总是简单而有效的。比如，一个国家将钢铁或者某种农产品的产量提高到一个相当的水准，将某个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应付突发的自然灾害、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等都展现了计划经济和集体意志的力量。或者说，计划经济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人类或者说是一部分人的虚荣心，因为人总是觉得自己有能力控制一些事情，包括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对最高统治者而言，计划经济更具有挑战性的诱惑，如果经济在政府设计的轨道中运行良好，政府就有足够的资本向人民邀功并证明制度和统治的合理性。
因此，与“市场机器”展现了自然法则和人类对自然法则的遵从不同，计划体制和“看得见的手”更多地体现了人类的理想和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人翁”精神。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将人置于自然法则之中，而计划经济的迷恋者却将人类置之度外，期望以“看得见的手”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由于“看得见的手”寄托着人类驾驭经济车轮的良好愿望，所以，虽然计划经济体制一再遭到失败，可一旦自由的市场经济遇到困难和障碍的时候，人们又免不了拐到计划的老路上重温旧梦。对于市场经济还未根深蒂固的中国来说，这种“回头”的危险始终存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