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劳工问题引起关注，其实这种劳工抗议，无论在老牌工业化国家，比如欧美，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比如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都是家常便饭。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是社会经济互动的其中一个方面。在中国，之所以一出来就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原因之一是过去这些年，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或保护本地的GDP增长，采取了各种与宪法和法律不一致的行政措施，控制了劳工的批评、投诉和不满的表达渠道，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创造一个投资者和厂方没有任何劳工压力和危险的赚钱的生产环境。因此应当看到，近期劳工问题之所以突出，其实不过是长期被压抑的一个社会趋势的最新表达。
当然地方政府的这些做法也能带来一定的正面效应，比如拉动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等。但随着时间的积累，负面效应越来越大，原本的一些正面效应也可能变负面。打个比喻，一个班主任管60个小孩，小孩总归有自己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感性上的诉求，如果不让他们表达，纯粹通过纪律和打压，总有一天会到达临界点——60个孩子中可能有几个实在忍不住了。因此，对于劳工的抗议、不满和诉求等，各级政府尤其是直接与工厂打交道的地方(市、县、区、镇)政府，应该把它看作劳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就应设立一些常规的渠道，避免这些诉求以伤害自己和伤害双方的方式爆发出来。
维稳的两点重要认识
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应有两点重要认识。
第一，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应从一个明智的角度来看。一个工厂、公司里工人的不满，一般与工资、劳保福利、生产生活条件等有关，都是作为工人基本尊严和基本经济利益的要求。这些要求本身并不是政治性的，矛头指向资方，并不指向政府。但如果一直阻挡他们通过理性、间接、和平的办法解决，累积时间长了，就可能爆发成为针对政府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因此，应该在工人的诉求还没上升到政治层面的时候，采取积极的办法去处理。
第二，对于劳工的抗议、不满和诉求，应尽可能地在萌芽状态积极处理，而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架构就是工会。中国的工厂大多有工会组织，关键在于这些工会在工人中间具有多大程度的公信力。比如富士康的深圳龙华厂区，工会负责人甚至就是老板的秘书。这种情况应该不只存在于富士康。很多工会的主要成员不是工人自己选出来的，所以在工人中间并不具有公信力，工人也不认为工会能够代表他们的基本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如果工会的主要成员不是来自工人，而是老板指定的，那么工人的真正问题在萌芽状态时工会又怎能知道呢。
劳资关系的两个深层趋势
另外，还应注意到两个深层的社会趋势，这是意识上要高度关注的前瞻性问题。
第一，中国现在的青年工人，无论质和量都与前一代不一样了。中国社会过去30年来，虽然不能说在所有方面都改进了，但在有些方面还是有明显改进的，这体现在新的一代对自己作为工人的尊严、对生产生活条件等有所改善的期待。第二代农民工一定会超过上一代，这恰恰是中国进步的产物。因此，现在各方面，包括地方的法规、管理措施，企业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等等，都要正视这个现实，不能再把他们当螺丝钉、打工机器，更不能把他们当牛马和牲口——牛马和牲口在重压之下也会反咬你一口，何况是人?
除了质，劳工在量上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过去30年来，源源不断的青年劳动力从较为贫困的农村来到城市，但由于社会的种种变化，加之多年实行一胎化政策，我国的“人口红利”正慢慢失去，劳动力来源越来越少。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了，但相对于过去那种一点都不用担心劳工的量的状况，现在每往下走一年，供求关系就越紧张。很多国家，包括亚洲，当人均GDP进入中等发达程度，比如达到人均5000美元左右，都出现过劳工短缺现象。当然，中国有一点是很好的——中国规模巨大，地区之间差别较大，所以还有一些阶梯支持沿海的经济发展，缓解的空间大一点。但这个缓解不可能无限期地拉下去，最近连接出现的工人罢工透露出一个趋势，就是靠各个地区发展程度不一这个阶梯的缓解效应，今后会越来越弱，劳工质和量的变化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第二，中国沿海地区刚刚开放，成为国际生产链条、加工基地的时候，其他很多国家还没开放，或尚缺乏基础建设条件，比如交通、通信等，中国比它们先走了半步，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恰恰因为有了示范效应，过去10多年来，一些起步更晚的国家也慢慢学会做这些事了，比如印度、越南、印尼、老挝、柬埔寨、缅甸等，还有中亚、西亚都在试图进入世界生产的大链条，改变本国的贫困状况，而这些国家没有计划生育，年轻人的比例很大。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国在过去30年的头20~25年，可以称为几个法宝之一的低成本劳工这个老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低成本劳工的法宝不可能永远用下去，这是一个很深层的趋势。
产业升级：广东已走在前头
面对这两个社会趋势，要找到一个正面的、上升的、进步的政策和重新发展调整的方式来解决，就只能从产业升级上找下一步的发展思路。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广东在产业升级方面是走在前头的。汪洋书记到了广东后，就提出这个问题。广东省委省政府也多次邀请我们专家去开会，介绍国外的经验。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产业升级就是在国际生产链条上往上游升，使劳工的报酬、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提升，所增加的成本以更高的利润来支付，以取得新的平衡。
产业升级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过去50年，亚洲的产业升级已升了好几波了。亚洲最早实现工业化的是日本，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做的事，到60年代中期以后做不下去了，比如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给劳工低工资了，不能只为生产不顾环境污染了……与中国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是类似的。可以讲亚洲的第一次产业升级就是日本带动的，日本把国际生产链上最低级的东西转出去，才有了“亚洲四小龙”。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大概15年的时间，“四小龙”做的就是以前日本做的事;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对外开放时，“四小龙”也抵挡不住了，就有了向中国沿海地区的转移，同时接“四小龙”的棒的还有泰国、马来西亚。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上世纪80年代实际上是“四小龙”把那些包袱推下去，自己往生产链条的上一环攀升。那么现在很清楚了，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再也不能老在这个链条上呆下去了，必须朝上面的那几个环攀升。
现在要朝着产业升级的远程目标，以这个目标反过来看哪些环节必须要提升、要改进，而不能再回头看还能把劳工压到什么程度，这样代价是很大的。在这方面，“四小龙”的经验值得借鉴，就是创造产业升级的硬条件和软条件——当地投资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和法律以及地方政府管理劳工的体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如果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的质和量都不够的话，哪怕硬条件都在那儿放着——路造得再好，厂房再漂亮，电力供应再充沛，作用都发挥不出来。而人力资本有两条腿，一条腿是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在概念上强调public(公共)，指的是以公款来维持的医疗保健系统，一些基本的、常见病的治疗都应包含在这个系统之内，这个公款支撑的部分要足够大，能够覆盖当地所有人口;另一条腿就是公共教育系统，这个教育系统是广义的，包括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和大学等。只有这两条腿都好，才有更好的弹跳力，这个地方的产业升级才有比别的地区更优越的条件，这是基本的架构。
但产业升级不是一两年可完成的，比如台湾、韩国进行了十几年，近几年才看到效果。当然这也是一个长期的效果，因为它的软件投资基本搭好了，硬件上来了，发展的项目也做得差不多了，逐渐可以商业化了。现在很多地方在学香港和新加坡，但香港和新加坡以前是做贸易为主的，与中国内地的情况很不一样。真正对中国内地有借鉴意义，而且在产业链升级上做得比较好的，是韩国和台湾，而韩国和台湾在产业升级方面也有类似之处，广东应该派人到这两个地方看看，能够相当快地看出门道来。
(本文系丁学良口述，本刊记者曾东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