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今社会的主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汲取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主文化是社会主义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精神因素。在当代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属于对社会具有全局性危害的反文化，必须加强对它的批判和斗争，极大地提高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主文化的自觉性。
文化问题是前些年最热门的话题，也是被搞得最混乱的问题。在“文化热”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或者为这种思潮提供理论基础的各种错误观点，顽强地表现自己。诸如“新启蒙”，“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蔚蓝色文化”与“黄色文化”，“西体中用”，“终极关怀”或“终极价值”，“感觉、非理性、本能、肉”，“为个人主义正名”等等，纷纷登台亮相。这种种错误观点曾一度畅行无阻，泛滥成灾，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研究这些文化主张的实质，澄清它们制造的思想混乱，极其必要。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的文化主张是十分鲜明的，这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文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汲取中国古代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主张全面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来取而代之。为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们发动了一场双管齐下的进攻。
一方面鼓吹“全盘西化”或变相的“全盘西化”。方励之声称他“欣赏全盘西化的观点，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的全部东西”，鼓吹让西方“先进的文化全面的冲击中国”。王若望鼓吹中国前进的道路就是要运用资本主义的几乎所有的东西，“包括他们的科学、技术、文化意识”，说什么“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中国远远没有发达，我们缺，越学得多，学得好，我们富得越快，发展得越快”。刘晓波更叫嚷：“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一位被某些自由化鼓吹者当作“思想库”的先生提出的“西体中用”则是一种变相的“全盘西化”。他所说的“西体”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他们说的“中用”就是把“所有的这些都要运用到中国来，这就是中用”。这样，他所主张的“西体中用”的含义就是“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以及上层建筑便应输入这些东西来作为主体，作为基本，作为引导”。这种“西体中用”实质上与“全盘西化”毫无二致，但由于涂上了一层理论色彩，更具有迷惑性。
另一方面全面否定中国文化。方励之竟然说“中国不是要解放，而是要解散、要解体，没有凝聚力……一种文化不行了，干脆散了算了”；“一种文化若真的不行的话，它要衰落的时候就该让它衰落，这样可能更好”；“没有必要保存中国特色或中国传统”等等。刘晓波声称“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正是使国人脱胎换骨的开始”。曾经鼓噪一时的《河殇》十分武断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一种封闭的、保守的“内陆文化”，认为这种“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道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再也“不能根本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冲刷”。自由化鼓吹者攻击和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并不是出于对历史文化现象的严肃负责地思考，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今天的现实，梦想用所谓的“西方文明”进行替换。《河殇》的言论证明了这一点。那位主张“西体中用”的先生对《河殇》的评语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我总觉得《河殇》大概主要是批判现实政治，而并非批判传统文化，后者只是一种面具而已”。
在这种双管齐下的进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表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文化主张的种种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都不是就文化讨论文化，而是针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讨论文化；都不是为文化而文化，而是为中国今后要走什么路而搞文化的。换言之，表面上讨论的是文化问题，实际上指涉与中国命运有关的重大政治问题。《河殇》之类确实是打着“文化批判”的面具，来歪曲、攻击现实，来提出他们的政治主张的。这样我们就看到种种“救”中国的主张：有人主张蔚蓝色的西方文明救中国，有人主张只有基督教救中国，有人主张殖民地救中国等等。那位主张“西体中用”的先生对刘晓波、对《河殇》的不满，是在于按照刘晓波、《河殇》的逻辑，有可能“掩盖当前的主要问题”。他说：“据我看，好多激烈反传统的人，表面上似乎很先进，其实很保守，因为他们把罪过一古脑推给文化、传统，恰好掩盖了当前的主要问题”。而他自己则主张“光文化批判的确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就需要多参与现实”。他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就是直接对着现实的：“救亡”使中国多了一场农民战争，少了一个资本主义；“救亡”使中国错误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错过了“资本主义的洗礼”；“救亡”留下了“革命的后遗症”，使“‘五四’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到现在还不成功”，总之，“救亡”救了一个旧文化，把中国引向了非现代化的岐路。既然如此，结论当然只能是：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新启蒙”，再一次把资本主义精神召唤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来。比起刘晓波、《河殇》作者等，这位先生作为他们“思想库”，在用文化主张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方面，确实要高出一筹。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由化思潮要“全盘引进”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及其文化主张本身，是作为反文化而起作用的，是与社会主义的主文化相对立的。要理解这一点，就要正确理解与此相关的文化的阶级性问题与主文化和反文化的关系问题。
“文化”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文化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主要特指精神文化。当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是相对的，二者并不能截然分开。物质文化是各种各样表现在器物等人工制品上的文化。中国古代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就是指中国古代发明和创造了许多令现代人也赞叹不已的物质产品。那些声称要“全面”、“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不是也要“全面”、“彻底”到连这一部分文化也要否定呢？仅从此点也能看出，像刘晓波那样宣称“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是多么荒谬。精神文化，主要就是表现在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等方面的文化。在社会心理层次上，既要承认有表现阶级心理、民族心理的文化，又必须承认许多风俗、习惯是社会共同的。作为意识形式的文化，也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语言、科学技术、形式逻辑等，本身没有阶级性，可以为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阶级服务。另一类是包括政治和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哲学和绝大部分社会科学。这一类在阶级社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当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精神文化存在着统治阶级文化与被统治阶级文化这两种对立的文化时，主要指后一类情况。
正如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一样，统治阶级的文化也是该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这种占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的文化，在社会学上叫“主文化”。主文化对该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形成和选择根本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也就是平常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影响极大。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从主文化以及它的各个方面如规范文化、审美文化、认知文化等中，寻找自己判断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尺度，主文化的功能是维持和改善现存的社会秩序。一个社会的主文化受到挑战或削弱，社会就会陷入失控状态，许多社会成员就会有失落感，觉得无所适从，轻则引起社会不安，重则引起动荡甚至动乱。对主文化功能的性质要作具体分析。主文化，如果属于与历史发展方向一致的、作为先进阶级的统治阶级，那末在总体上起进步的作用；反之，如果是属于与历史发展方向相背的反动统治阶级，那便是对该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的主文化。
我国当今社会的主文化，就是如前所说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汲取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首先，这种文化是一元与多样的统一：指导思想上的一元——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形式、文化流派和学术观点等的多样——因此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里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以一元排斥多样，另一种是，把多样看作是排斥一元的多元化。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元指导下的丰富多采的文化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这种文化应是用人类文明成果丰富起来的开放的文化，其中也包括汲取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正如列宁在论述无产阶级文化时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又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青年团的任务》）。这样的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国外文化采取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态度，分清精华和糟粕，分清适合不适合中国现在的国情，进行有选择、有批判的吸收。这里同样要防止两种倾向：既反对全盘肯定，完全引进，也反对全盘否定，完全拒斥。这种适合中国国情、表现中华民族特点而又用人类文明成果丰富的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又一个方面。第三，这种文化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理解，为其服务。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是这种文化的主人、主角和服务对象。其中当然包括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这种文化通过为人民服务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再一个应有之义。毫无疑问，这种主文化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起进步作用的主文化，是社会主义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精神因素。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发展这样的主文化。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一个社会中，与一种主文化并存的还有多种亚文化（又叫副文化）。亚文化的承担者是由民族、阶级、阶层、职业、地域、性别、年龄等的差异所形成的众多群体和小群体。它们一方面属于主文化所代表的大群体，受到主文化程度不同的支配，同时又有表现自己特有观念、行为规范和利益的文化——亚文化。如不同民族，有自己民族的亚文化，如一些民族特有的节日文化；不同阶级，有自己阶级的亚文化，如农民文化；不同企业，有自己的企业亚文化，如企业精神等等。亚文化绝大部分与主文化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有利于维护和改善现有社会秩序。对这一部分亚文化，主文化不但不排斥，而且给予鼓励、扶植，有时还吸收成为主文化的一部分。但也有一些表现为对主文化的背离和否定。这部分背离、否定主文化的亚文化，就是“反文化”。对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反文化的作用要作具体分析。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阶级社会，有一些背离、否定反动统治阶级主文化的反文化，可能有某种进步意义，其中先进阶级的反文化则往往代表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般说来，反文化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反文化有不同的形式，因此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例如，颓废派反文化，青少年犯罪团伙的反文化，黑社会的反文化，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就各不相同。但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对社会的危害，还不超过局部性的范围，当然，即使是局部性范围危害，也不能忽视。
最值得注意的是那种对社会有全局性危害的反文化。在当代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属于这一类对社会具有全局性危害的反文化。为什么？这只要分析一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种反文化的特点，就清楚了。首先，这种反文化集中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方励之直接攻击说“马克思主义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一定文化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死了”，“马克思主义三个部分均已过时，而且错误”，鼓吹“过时论”、“死亡论”、“错误论”。有人声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十九世纪产生的一个思想流派，而绝不是单一的指导思想”，鼓吹“一个流派论”。那位主张“西体中用”的先生则更巧妙地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最基本的一条还是真理：即人首先要吃要穿，才能谈其他，这一条我到现在还相信，其他的东西，我认为有很多错误，包括《资本论》，也有错误。”这种论调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除了“要吃要穿”之外皆是错误的主义，同样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次，这种反文化，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鼓吹不分精华和糟粕地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把世界性与民族性对立起来，否认具有中国特色的必要性，
鼓吹一种没有民族性的世界性。第三，这种反文化鼓吹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反对集体主义、反对工农感情。有个“精英”竟然提出这样的质问：“我们长期以来强调集体主义，强调工农感情，想想看，这对促进人格尊严是有积极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在“精英”眼里，工农感情竟然与人格尊严相对立，竟然会对促进人格尊严起阻碍作用。难道工农就没有人格吗？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站在广大工农群众对立面的真面目。刘晓波污蔑“中国是个没有个性的国家”，狂热宣扬极端个人主义，说“一个人不用那么多的责任感、使命感，只要忠实你自己，完成你自己，对自己的信仰就像教徒对上帝似的狂热，没有过多的道义好讲”，“每个人都应为自己，自己就是上帝”。那位主张“西体中用”的先生也高扬与集体、与社会相脱离的“人的个体存在”或“自我”，在宣扬个人主义的理论渊源上比上述那种浅薄的叫喊又要高出一筹，他说：“从黑格尔到现代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只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十分强调对事物从主体方面去了解的意义。把忽视作为个体的人、忽视主体作用的指责强加于马克思主义头上，是不符合事实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主张和奉行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全盘西化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化。这种反文化反对我们的立国之本和根本价值观，因此它的危害性不能不是带有全局性的。
从主文化与反文化的关系来看，它们的对立和斗争可能会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导致主文化的削弱，如果听任反文化发展，占领各种阵地，那么势必引起人们对主文化的怀疑，影响他们的坚定性。这方面已有了深刻的教训，前些年由于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迁就退让，听之任之，甚至提倡鼓励，而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则是这样那样地压制，使得这种反文化能够泛滥成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是应当努力加以避免的结果。另一个方面是引起主文化的强化。如果主文化警觉起来，充分调动维护自身的机制，自觉与反文化的挑战作斗争，就会加强自己，克服并消除反文化的不良后果。这方面也已有了初步的经验。在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大风波之后，我们自觉加强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判，极大提高了坚持社会主义主文化的自觉性。可见，社会主义主文化的削弱或者强化，关键在于对反文化要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正确的方法与之斗争。
最后，我觉得还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本文的副题叫做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有关文化主张的一点“社会学剖析”。这是因为人们对社会学有不少误解。在文化界、文艺界，对“庸俗社会学”的指责，几乎成了一些人的口头禅。用阶级观点看待传统文化被说成是“庸俗社会学”，强调文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同样被说成是“庸俗社会学”，如此等等。这些指责怎么会落到社会学头上的呢？这恐怕与３０年代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李达等人用社会学名义来宣传历史唯物论的历史情况有关。李达１９３５年写的《社会学大纲》最明显地表现了这种在社会学名义下宣传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特点。这本是当时躲避白色恐怖的一种策略。当时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就指责马克思主义派是挂社会学的羊头，卖历史唯物论的狗肉。现在，文艺界一些人批评“庸俗社会学”事实上是批评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了。所谓庸俗化，我的理解是不把科学当作科学，有庸俗化当然应该反对。问题在于用阶级观点看待传统文化、强调文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不仅不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恰恰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把这些基本观点强调过头了，庸俗化了，而是多年来淡化了，忽视了。这种错误批评“庸俗社会学”的一个客观结果，至少是增加了对社会学的误解，好像社会学与庸俗化之间有着不解之缘。对社会学的误解本来就够多的，在旧中国，后来一度在台湾，社会学曾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而在新中国，社会学又长期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学说”的同义语。在邓小平同志１９７９年提出社会学要赶快补课、为社会学恢复名誉之后，我们应该多多增加对它的理解，消除对它的误解，而不能增加对它的新的误解。事实上，社会学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按照我的观点，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运行和发展，特别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也即规律性为对象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也从自己的角度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研究它们对社会运行的正、负作用，这里讲的主文化和反文化的对立，便是其中一个方面。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1991.05.09第5版。
人物档案
郑杭生：浙江杭州人。1936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学科评审组第三届、第四届成员，国家哲学社会基金社会学评审组组长，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