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布伦特兰夫人提交给联合国的《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为标志，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已有20多年了。20多年来，大量的研究成果使得可持续发展思想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然而让我感到担忧的是，在这个共识中也隐含着一种逐渐强化的思维定势：可持续发展应当关注的仅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备受关注的今天，“人态环境”（人与人的关系）似乎正在从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中淡出。愚意以为，这种思维定势已经把可持续发展导入了误区。若不予以纠正，势必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造成伤害。
一、“人态环境”是怎么被忽略的
在1987年布伦特兰夫人提交给联合国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可持续发展是指“即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尽管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理解尚有许多分歧，但都承认，“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显而易见，这一内在要求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可持续发展不仅内涵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而且也内涵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通常被简称为“生态环境”；为了对应起见，本文把“人与人”的关系简称为“人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完整涵义应当包括“生态环境”与“人态环境”两方面的内容，然而，与“生态环境”备受人们关注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人态环境”却遇到了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困惑。
在评价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及程度时，大多数文献或多或少地包含有关于“人态环境”的某些内容。比如，在联合国CSD和SCIOPE等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均列有失业率、贫困指数、基尼系数等评价指标。这些指标的存在似乎表明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人态环境”的关注。然而在现实中，这些指标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来讲，事实上只能是一种“理想”或“点缀”。道理很简单，失业和收入差距拉大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或必然结果。如果承认市场经济是当代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接受优胜劣汰的竞争逻辑，那么，这些指标在现实中的存在意义就只能大打折扣。从可操作的层面上看，尽管各国都力图将这些指标界定并控制在某个限度内，但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态环境”却并未摆脱这些指标的折磨。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来的20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总是周期性地经历着失业率上升的痛苦，而且收入悬殊日趋严重，也已是联合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不再否认的事实。
“人态环境”在现实中的困惑必然造成其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的尴尬地位，以至于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应用范围产生了“被滥用的担忧”。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应当从可持续发展概念中剔除有关“人态环境”的内容，以“减少概念上的不清晰性”。比如，以阿姆得森（Erik S.Amundsen）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概念只能是一个不同代人之间的公平概念（代际公平），反对把同代人之间的公平（代内公平）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之中；以卡尔﹒艾瑞克﹒舒尔茨（Carl Erik Schultz）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在可持续发展概念中加进更多内容并不比一般性的福利要求有意义，因而应当从可持续发展概念中删除那些相异的、不规范的、多余的内容。 “代内公平”作为反映同代人之间相互关系（代内关系）的一个概念，显然属于“人态环境”的范畴。西方学者主张从可持续发展概念中剔除它，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概念的“清晰性”，实际上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和困惑。
当“代内公平”这种“多余的内容”被剔除之后，“公正地对待后人”（代际公平）就成了可持续发展唯一真实的内容。问题在于，当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只剩下“代际公平”时，“人态环境”还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吗？我以为不能。虽然“代际公平”反映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即“代际关系”，但“代际关系”并不等于“人态环境”。因为“代际公平”与否，只能以当代人的活动对后代人的“生态环境”的影响为衡量尺度，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代际关系”是通过“生态环境”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媒介的，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代际关系”并不是一种“直接的”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如果说“代内关系”属于“人态环境”的范畴，那么“代际关系”就只能属于“生态环境”的范畴。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质疑的那样：如果可持续发展概念中不包括“代内公平”，则难以回答如下问题：“谁的共同未来？” 一个不能回答“谁的共同未来”的理论，又怎么可能关注“人态环境”呢？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西方也有学者反对把“代内公平”排除在可持续发展概念之外，但在主流观点中，可持续发展已经被解读成了“代际公平”，从而使得人们的关注点只是在“生态环境”的局限中兜圈子。
90年代以来，虽然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引进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环保意识的增强），但是，忽视“人态环境”的思维定势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界。在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往往把西方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中所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绝对化，忽略了转型中的国家所存在的更为重要的“人态环境”问题。比如在洪银兴教授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中，就明确地把“代内关系”排除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外：“一般经济学……研究资源在当代人之间的有效配置问题，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资源的代际有效配置问题”。 正因为如此，该书除了个别地方（如评价指标、文化建设）对“人态环境”略有涉及外，90%以上的篇幅和内容所关注的都是“生态环境”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中，“人态环境”几乎游离出了作者的视野，比如书中关于“税收政策” 的内容都是针对“生态环境”提出来的，没有一条与“人态环境”有关。
二、“人态环境”何以被忽略
在西方可持续发展的主流理论中，“人态环境”之所以被忽略并不是偶然的：（１）“生态环境”问题一般不具有阶级性或民族性，而“人态环境”则不然，它往往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或民族性。“生态环境”恶化会损害全社会或全人类的利益，而“人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受害者通常只是社会中的某个阶级、群体、阶层（且往往是该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换言之，在面对“生态环境”的问题时，人们往往容易引起共鸣，形成共识；而一旦面对“人态环境”的问题时，人们的价值判断就只能是歧见纷呈，难以统一了。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决定了“人态环境”在“主流话语”中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２）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资本主义“人态环境”作出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分析和怀疑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今天的西方学者通常是在“现有制度合理”这一预设前提下来考察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制度合理”的预设前提必然遮蔽对“人态环境”作深层次的追问。由于现有制度被锁定在天然合理、不证自明的公理之中，因此，当代西方的主流理论在面对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时，不仅看不到“生态环境”问题背后隐蔽的更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看不到“人态环境”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公正、不合理的真相，从而难以达到马克思当年分析资本主义种种问题的深度，甚至有意无意地回避“人态环境”问题。
（3）苏东解体后，“历史终结论”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不少人那里内化成了某种“流行话语”，从而阻碍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中的“人态环境”问题作严肃的探讨。冷战结束后，“生态环境”以其“超时间”、“超历史”、“超国家”的认识与表述框架，逐渐成了一种新的全球性共识；而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对“人态环境”的忧患似乎也随着“历史的终结”而终结了。在许多人看来，如果“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中的“真问题”的话，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去纠缠“人态环境”这样的“伪问题”呢？
然而，“人态环境”并不是一个“伪问题”。其一，“生态环境”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人态环境”问题。我对“环保主义者”的崇高主张历来充满敬意，但我认为，期望单纯的“环保”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几近空想。如果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的“人态环境”得不到矫正，道德失范、人欲横流、争夺与冲突不断升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和谐，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内在冲动就不可能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最终也就不可能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可持续发展而言，“人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生态环境”。
其二，“人态环境”问题并未“终结”。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人态环境”并非从此可以无忧了。远得不去说了，近10多年来，海湾战争、巴尔干冲突、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的反全球化运动、“9.11”恐怖事件、世界经济衰退、阿根庭社会动荡，难道不正是“人态环境”恶化的结果和表现吗？难道不正是可持续发展应当关注的“真问题”吗？由此可见，那种以为“人态环境”的忧患从此可以终结的想法，是何等幼稚。
其三，“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更应当关注“人态环境”。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发表的《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曾指出过五种不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一是无工作增长（Jobless growth），即经济增长并未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无声增长（Voiceless growth），即经济增长并未伴随着政治参与和民主的扩大；三是无情增长（ruthless growth）,即经济增长的好处大部分落入了富人手中，贫富分化加剧；四是无根增长（rootless growth），即市场化、全球化导致了本土文化的危机以及民族冲突的发生；五是无未来增长（futureless growth），即经济增长破坏了生态环境。除第五种“增长”外，前述四种“增长”均与“人态环境”的恶化有关。事实上，以上几种“增长”不仅是当代社会的客观存在，而且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一些问题还在进一步恶化。
其四，发达国家尚未告别“人态环境”问题。从经验上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生态环境”与“人态环境”的权重并不一样。一般而言，处于“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似乎更有理由和条件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但是，有条件关注“生态环境”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可以超然于“人态环境”之外。估且不论发达国家“人态环境”中仍未解决的“老问题”，仅就“新问题”而言，就足以让我们对发达国家的“人态环境”未敢乐观了。以美国为例。９０年代以来，“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越来越成为美国经济摆脱“过剩”的不二法门。 “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的发展表明，美国经济在分配环节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它的运行居然要靠“透支”才能维持，经济过剩只能依靠“透支”才能解决。一个依靠“透支”的经济最终是不可持续的（美国经济走入衰退即是明证）。然而，如果分配环节中的“人态环境”依然故我，那么美国经济的合理性终究会被“透支”贻尽。
关注“人态环境”对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态环境”恶化最终会导致社会动荡、暴力和革命，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也是一条历史规律。如果一个社会总是处在动荡、暴力和革命的威助之中，又谈何可持续发展？可是，经济繁荣的乐观主义情绪淡化了历史的记忆，人们早已忘记：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许多人常常喜欢引用恩格斯对“生态环境”恶化所发出的警告，然而恩格斯对“人态环境”恶化所发出的警告，今天的人们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值得一提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忽略“人态环境”的倾向已经引起了我国某些学者的质疑。比如刘奔教授指出：现在人们普遍忧患的“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还在于它们是根源于东西、南北矛盾。不着力研究和解决东西、南北矛盾，仅着眼于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滕藤教授指出：可持续发展并不仅仅是“生态环境”问题，“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外，还有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关系到社会制度问题，关系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的问题。” 以上两位学者的看法值得人们深思。
三、如何评价“人态环境”
作为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概念，“人态环境”包含着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文化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不言而喻，经济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居于基础地位。
评价“人态环境”必然要求我们建立与这些社会关系相对应的指标体系，这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工作，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然而，“人态环境”的评价毕竟不同于“生态环境”的评价，不同的人对“人态环境”总会作出不同的评价，要找到能被所有人都认可的具体评价标准十分困难。不过，探讨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某些一般原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良好的“人态环境”本质上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如果这一判断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话，那么，我认为对“人态环境”的评价就至少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1）共生原则，即“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Live and live），而不是“你死我活”（Either you or me）；（2）合作原则，即任何个人或利益集团都是人类社会网络中的点或结，离开了互相依存，任何个体或利益集团都不可能存在下去；（3）平衡原则，即人类各种交往活动的维持与发展，要求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必须保持动态平衡。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三个原则虽然只是一些高度抽象，它们也不能代替具体的评价指标（如政治关系中的腐败或廉洁程度，经济关系中的收入差距、失业率，文化道德关系中的诚信或欺诈等等），但对于建立可操作的评价指标体系而言，这些原则无疑具有价值取向上的指导意义。探讨评价指标体系不是本文的任务，不过基于上述原则的要求，我认为在“人态环境”的评价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要重视不同利益主体的“相对量”比较。在一个以市场机制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当今社会，任何有关“人态环境”的评价都必须以“经济增长”为逻辑出发点。否认了“经济增长”，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人态环境”评价的资格。然而我认为，经济增长（比如GDP或人均GDP）只是“人态环境”的评价基础，并不是“人态环境”的具体评价标准。因为“人态环境”的评价，本质上是人们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评价，而经济增长的高低本身并不能说明经济增长成果是如何分配的。换言之，在“人态环境”的评价中，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状况是一个比经济增长本身更有价值的指标。没有经济增长，固然没有“人态环境”的改善空间；但倘若经济增长成果得不到合理分配，“人态环境”不仅不会得到改善，反而还会趋于恶化。指出这一点非常必要。事实上，只关注经济增长率的高低而忽略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似乎成了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政策取向。正是在这种政策取向下，对经济增长的乐观主义评价不仅掩盖了不公平的收入流向，而且也掩盖了“人态环境”趋于恶化的真相。
其二，要重视大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必然会不断地将失败者淘汰出局。这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冷酷性，也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不论我们站在哪个群体的立场上来评价“人态环境”，都必须首先接受并认可竞争法则的“合理性”。但是，认可竞争法则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接受“成王败寇”的强者逻辑，更不意味着在“人态环境”的评价中只重视“成功人士”的声音，而可以无视普通民众以及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当然，在一个并非人人都能同等获利的社会（这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谁更应当获利”常常面临两难困境。如何选择？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选择必然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因为：真正的“成功人士”毕竟只是少部分人，而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才是决定“人态环境”的基本力量。怎样对待弱者，是一个社会“人态环境”是否进步的重要标志。如果“成功人士”的声音悖离了普通民众以及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这种声音的“正确性”就值得怀疑。
其三，要辨证地、历史地看问题。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对“人态环境”的评价必然受制于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存在。一旦社会存在发生变化，人们的评价也必然发生相应变化。当然，二者的变化往往并不同步，一般说来，评价标准的变化常常会滞后于社会存在的变化。对于今天我们身处其中的“人态环境”，我们既不能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来加以观照，也不能用未来共产主义的理想标准来强行框定，而只能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现实出发来进行评价。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态环境”虽然也有某些值得称道之处，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那种以“低效”和“缺乏活力”为代价的“人态环境”最终是难以持续的（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带来的灾难，更是恶化了“人态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态环境”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自主意识、自立意识和自强意识不断增强，竞争观念、创新观念以及发展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但是也要承认，某些恶化“人态环境”的消极因素正在我国孳生曼延，比如腐败加剧、收入差距拉大、信任危机、道德失范、假冒伪劣猖獗等等。对于这些消极因素，我们不仅不能给予“正面评价”，而且也不能给予“中性评价”。市场经济当然要承认个人利益，但“雷锋叔叔不在了”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成了“经济动物”，更不意味着“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上帝死了”也不是说人们从此可以为所欲为。总之，我们对于“人态环境”的评价既要与时俱进，也要实事求是。
四、“人态环境”恶化的根源
在市场化、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普遍繁荣的同时，我们身处其中的“人态环境”似乎并未得到同等程度的改善。失业问题、两极分化、腐败横行、道德失衡、民族冲突、精神危机等等问题，正在困挠着人类社会。在发展中国家或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这些问题往往更为严重。总而言之，今天的“人态环境”在某些方面正在趋于恶化，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人态环境”恶化的原因究竟何在？学术界对此给出了如下解释。
（1）“纵欲论”。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对当代美国的“人态环境”表示出了极大的担忧。从债台高筑到不合格的医保制度，从贪婪的富有阶级到社会绝望情绪滋生，从道德败坏到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书中列举了美国正同临的20个严重问题。布氏认为：“在先进、富裕和政治上民主的社会里，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界定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的下降和对物质商品的强调，两者相互结合就产生了行为方面自由放纵和动机方面的物质贪婪。” 总之，由于道德准则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贪婪就是好”、“丰饶中的纵欲过度”使得这个社会正“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布氏的直言不讳令人钦佩，“丰饶中的纵欲过度”也的确点到了美国“人态环境”现状的要害。然而，布氏把问题的根源归咎于“道德败坏”，却未得要领。人们的道德水准总是建立在人们的生存方式的基础之上的，有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道德水准。相对于生存方式，道德只是第二性的东西。道德问题必须从一定的生存方式这一社会存在出发才能得到正确把握和理解。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出发，“纵欲过度”这种“道德败坏”只是“人态环境”恶化的表现，而不是其原因。
（2）“好坏论”。这是我国经济学界在分析转轨时期许多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的原因时，被广为推崇的一种理论（以钱颖一教授和吴敬琏教授为代表）。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腐败加剧、信任危机、分配不公、道德失范等等问题呢？吴敬琏教授认为：“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许多国家仍然在早期市场经济权力资本支配的陷阱中，或者叫做坏的市场经济中挣扎。” 吴敬琏教授把“坏的市场经济”定义为裙带或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把“好的市场经济”定义为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即规范的、完善的或法制的市场经济。相对而言，当今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态环境”的确有着好坏程度不同的区别。吴敬琏教授把市场经济区分为好坏两类，说明人类在“人态环境”日趋恶化的现实面前并非只能无所作为、听天由命，这对于促进“人态环境”的改善，无疑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吴敬琏教授把“人态环境”存在的种种问题归结为市场经济的不规范和不完善，显然缺乏说服力。事实上，不论是转轨国家还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人态环境”都存在着许多同样的问题（比如美国这样规范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正如胡代光教授所说：许多人“习惯了把当前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市场不完善、不成熟”，“其实，真正成问题的恰恰是所谓‘成熟的、完善的市场经济’概念”。当今发达国家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难道也是“市场经济不成熟所造成的吗？”果如此，“我们又将到哪里去寻找‘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典范’呢？”
（3）“残余论”。不少人认为，“人态环境”的恶化都能从传统体制中找到根源，当前我国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根源于计划体制的残余影响。只要我们深化改革，彻底推进市场化，融入全球化，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社会经济体制完全“接轨”，一切问题均会迎刃而解。然而，我国推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已有20多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也已有10年。虽然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有一个过程，“死的仍在拖住活的”也是事实，但把一切问题归咎于计划体制的残余影响，我认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旧体制的“残余”问题，而主要是“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只有放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才能给予客观的解释。比如国企改革中的“穷庙富方丈”，市场交换中的诚信危机、假冒伪劣，收入分配中的贫富悬殊，日常生活中的黄赌毒泛滥等等，这些问题难道都是计划经济的残余？“深化改革”当然必要，但要改革的不仅是计划体制的“残余”，而且还有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残余论”的滥用如今成了某些人力图锁定市场自身缺陷的借口，正在妨碍人们对问题的真相作出客观的诊断。
以上三种论点尽管切入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都隐含着一个共同的或不证自明的假设：市场经济与“人态环境”的恶化无关。“纵欲论”把原因归咎于自外于市场经济的道德败坏，“好坏论”把原因归咎于真正的市场经济尚未建立起来，“残余论”干脆把责任推给计划体制。然而我认为，这种“市场神圣”的“政治正确性”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伪前提”。按照市场浪漫主义的看法，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会把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安排得井井有条、合情合理。然而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第一，纵欲和贪婪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尼采说：“上帝死了”。在市场支配一切的社会，过去那种束缚人们需求的“上帝”死了，人的欲望成了自己的“上帝”，这个“上帝”，经济学把它称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所谓“理性”。“一切皆商品，市场的惟一德行就是获利”。这一“德行”把市场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力量：你或者因这个“德行”而成为人上人，或者被这个“德行”剥夺得一无所有。不论你愿不愿意，必须有人做出牺牲。虽然在竞争中的成功者只能是少数，但人人都必须为这个“德行”身体力行，因为人人都希望自己不是“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在获利心的趋使下，无节制的欲望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导入了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追根究底，人性异化、生产过剩、失业犯罪、道德沦丧等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都能从“利益最大化”中找到根源。
第二，优胜劣汰的结果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优化资源配置，资源优化配置的本质是优胜劣汰，而优胜劣汰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优胜劣汰只有通过两极分化来强行为自己开辟道路，才能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优胜劣汰与两极分化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正是当今市场经济国家收入悬殊日趋严重的根本原因（“赢家通吃”即是其生动写照）。因此，优胜劣汰与两极分化不过是市场竞争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只承认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却又否认市场经济促使两极分化的作用，这样的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恐怕还不存在。处于两极分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正如黄季苏所说：“平等与不平等的人性依据都是竞争的欲求。想要做人上人与不甘做人下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意味着，如果不平等的局面天经地义无休无止，那么平等的努力也只有奉陪到底。”
综上可见，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人态环境”恶化并非与市场经济无关，在“市场神圣”的前提下探讨“人态环境”问题只能是“隔靴搔痒”，这种做法“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
当我们向市场经济自身追问“人态环境”恶化的根源时，是否意味着否定市场经济？当然不是。因为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问题：其一，理论逻辑表明：除非人类社会放弃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追求，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也就是从根本上颠覆市场经济的安身立命之本，否则，期望市场经济可以自发地产生出一个“人人和谐”的“人态环境”，无疑是与虎谋皮。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是不可持续的，道理正在于此。其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还未找到一种能够替代市场经济的体制，我们还无法超越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这是我们接受市场经济的根本依据所在。接受市场经济也就意味着必须同时承受它的缺陷。但是“承受”并不等于“承认”，更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人类尚不能消灭“人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却必须对“人态环境”恶化的因素加以限制。在发达国家，税收调节、社会保障等政策表明了这种“限制”是何等必要，没有这种“限制”，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早就不可持续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尚且需要“限制”，更何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如何“限制”将是“全球化”中的一切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然而，这个问题只能留待另一篇文章来专门讨论了。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