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社会诚信”，其实是一种秩序，遵守秩序就是诚信的，不遵守就是不诚信的。大家普遍感觉我们社会出了诚信问题，我想有三点原因：
首先，与社会处于转型期有关。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才短短三十余年，肯定很多东西转不过弯来。在过去，社会责任是以集体主义、政治教育来约束的，但现在这些已不管用了。
其次，目前整个社会高度追求个人利益，过于强调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缺乏道德、法律的约束，诚信没有得到表彰，欺骗没有受到惩罚。这导致一些人形成扭曲的价值观，即只要达到目的，就是成功的。
再者，教育是很大的问题。从家庭开始，父母对孩子没有灌输正确的秩序概念。一些小孩子当街耍坏，从中得到好处，反而被认为是有出息的孩子。说实话，现在有多少家长真正把精力放在教育孩子的道德情感上?不是说都是这些家长的错，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正直的好人，但在一个不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你处处守规矩的话，可能永远吃亏、被别人领先;而从幼儿园到大学，十几年的教育也没纠正，反而更糟糕。教育强调的基本是一些高尚的理想、目标，是些很空的东西。在很多国家，包括东亚国家，对儿童的教育是很重视的，从幼儿园开始培养他们的人格，不说假话、不做坏事、不伤害别人——真正的教育是把好的品德贯穿到每个孩子的言行之中，而不是喊大口号。
从外面宏观地来看中国整体，是相当有秩序的，整个发展目标是一步一步走的;但微观地看，有些方面一团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秩序的是交通，在中国，很少人愿意遵守交通秩序，因为守秩序你可能就过不了马路。其他的也一样，你想要创造财富，完全按着程序走，基本很难实现。个人是这样，企业、政府也是这样，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人们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已完全错误了。现在真正诚实的人，总会被认为是傻瓜，经常听到有人说“老外真的很笨，这个事情这么做多好，非得按规矩程序走”。想起当年我刚到新加坡时，坐同事的车下班。停车场的进出口是分开的，夜里下班时一般没车进入了，从进口出去会更近，但同事说该从哪儿走就从哪儿走，绝不可以抄捷径。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抄捷径的人太多了。
一些人说我们的社会没有规定，其实恰好相反，有很多，只是人们都不遵守，因为不信任。现在造假太多了，国家的文书、文凭，甚至连身份证都可以造假。过去30年政府的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不够重视治理社会本身。比如人们都说“致富是光荣的”，但怎样致富没有说，致富的手段也缺乏约束和规范;政府也是注重发展GDP，缺乏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关注。所以到现在，像诚实、遵纪这些最基本的、小孩子都懂的个人修养，还要从头教起。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想要治理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另一方面，有些人一边高喊口号，一边做的事情又与老百姓的期望不一样，这是一种最坏的提倡。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表面上是很有信任感的，比如“文革”时期，很多人相信政府组织，但那是通过高压政策和宣传灌输给人们的，是一种“伪信任”。实际上，当时朋友之间甚至夫妻之间都是相互怀疑的。人为培养出来的信任是不长久的，旧体制不复存在的时候，这种假的信任关系就会破裂。所以说在共和国初期，社会的信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随着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治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社会的管理者如果没有把这个当作重要问题，对不守秩序、不诚实的人还是不惩罚、不采取措施、得过且过的话，拖到最后可能是现有秩序整个被打乱，只能重新组织，这样的话国家发展的成本就太大了。过去老百姓找政府不行，就找法院，找法院不行，就找媒体，媒体是他最后一个希望，但现在有些民众连媒体都不相信了。说真话的空间越来越逼仄，说假话反而得到鼓励，这是非常可怕的。
有人把问题的解决寄望于经济发展，认为随着人们富裕起来，社会不诚信的问题就会自动消解。但实际上，富人可能是欺骗最多的，钱的来源也可能更不明朗，甚至一些人还能左右政策为之服务。当然，富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更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言行。但要等到什么时候?中国的穷人那么多。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穷或富，而在于社会有没有公平和正义。没有公平和正义，富人也可能受到不公正待遇。说到底，测量社会正义的尺子是法律，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可以超越法律，因为某些集团、某些人权力太大，甚至是超越法律的。既然有人可以超越法律，那么其他的人、其他的组织也会去通过一些方式，去逃避法律的制裁或得到法律的宽恕。
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是，中国发展得这么好，政府有很大的功劳，但一些百姓从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利益后，反而觉得政府不可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对政府不信任。政府其实做了很多成功的、让大家得益的事，但一些百姓不认为这是你的成绩，还认为你从中得到了很多利益。问题的根本在于订立社会契约——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的双方力量不均等，政府拥有过大的权力，而民众缺乏制约政府权力和惩罚政府违约的能力。所以政府违约的现象颇多，比如暴力拆迁等，虽都是些个案，但累积太多，最终导致有人不再相信政府。
不仅百姓不相信管理者，管理者也不相信百姓。我有一次银行存折丢了，去银行补办，却不能马上办好。这是很奇怪的，我们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开的账户，然后是亲自拿着自己的证件去报失，把丢的东西补回来，这很简单，但就是做不到，因为银行不相信你。名义上是为你好，实际上是把所有人都当骗子。于是就有人说：银行不相信我们，那我们也不要相信银行了。如果这样，双方的信任就破裂了。但问题在于，银行可以不信任你，但你要信任银行——这是一种不公平的信任。我们的体制也是这样，体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要求人们对它诚实，但对被管理的人，却总是怀疑、不信任的，所以代办一切，而且在一些方面限制人民。
这种互不信任有三个后果，一是使得社会本身缺乏凝聚力。大灾大难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因人性的同情心而团结在一起，但灾难过后，一切又会恢复常态。二是会拖慢社会发展。科学发展观不只是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让社会健康成长。现在整个社会都有病，为什么有人去幼儿园杀小孩?除了一些精神真的出了问题的人，我相信很多人是因为什么都不信了，不相信通过向有关机构投诉、向社会组织反映可以解决问题，才走极端。三是如果一切都由政府代办，社会秩序很难变得很好，不至于很乱是它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但如果人们一直生活在无序的状态下，最终很可能变成低等民族，因为素质很难提高。衡量一个人的基本素质之一，就是守秩序，任何社会都一样。
改变这种现状的一个主要力量是媒体，如果媒体能说真话，促使政府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可以减轻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不信任;另一个是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起缓冲作用的社会组织，但目前这种力量太弱了;第三是知识界，知识界本来应该做表率的，但现在它也是一团糟，弄虚作假的很多。有人希望靠几篇文章、几个呼吁就能改变社会，这是不现实的，中国几十年来这样的呼吁、文章还少吗?管用吗?知识分子不是管理者，没多少权力或资源，所谓改变社会的责任，不可能都依靠知识分子。一个教授带几十个学生，能够去影响他们成为守秩序的人，已经很难得了。当然，能影响公众就更好，但很多老师本身就没做好榜样。
重建社会的信任，关键在于政府，政府要予人们一种信任感，现在最大的危机是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政府需要诚实，如果承诺要做某一件事，即使最后做不到，也要向民众作出交待和检讨。所谓的政绩不是空的，而是政府的公职人员诚实地面对老百姓，履行对老百姓的承诺。
现在中国已走到一个拐点，接下来应更侧重法治的发展。有人提出兴国学、儒学，希图以此影响人们的修养和心灵，这在学术层面探讨可以，但以孔孟之道治国，恐怕与现代社会相距太远了。精神、道德上的呼吁往往是虚的，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是法制，即每个人都遵守法律，循规蹈矩。
当然，一个社会，总要有一些绝大多数人都认同的东西，即所谓榜样。过去我们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然也不一定是无穷，但它的力量确实很大，只可惜当前缺少适合大家模仿的榜样。但这个榜样不是特意树立起来的，不是焦裕禄、雷锋，不可能社会中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工作和生活。真正的榜样不是某个人，而是无数的管理者、教师、家长等;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地做好自己的事——做官员的服务好人民，做教师的教好学生，做父亲的照顾好孩子。每个人都做榜样，大家也不再需要榜样了，社会也就和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