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国的基础性数据，据统计，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均增长0.57%，这个增长率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据此判断：过去十年，中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而家庭户均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有专家用“震撼”来形容这一数字，并不为过。
事实上，马建堂也坦率承认，中国的人口模式是独一无二，欧洲一些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高、低、高”的模式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低、低”模式的转变，是一个自然的、长时间的过程。中国则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高、低、高”到“低、低、低”模式的转变。
这样的变化路径，当然直接导源于“某种程度的调控性”，也即从1980年开始，政府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当然可能产生了若干看得见的好处，比如，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受到控制。但世间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此一人口调控政策，也产生了一个日益明显的后果人口结构恶化。
本次人口普查数据即清楚地显示，中国的人口结构在加速恶化：第一，人口老龄化速度惊人。本次普查显示，全国人口中，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下降6.29个百分点；而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第二，性别比失衡局面继续恶化。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以女孩为100）是118.06，远高于正常范围。尤其可怕的是，这个数据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
这些数字印证了这些年来人们从种种社会经济现象中日益明显地感受到的人口危机：各地小学、中学生员持续减少，学校大量裁撤，这表明，生育率在明显下降。民工荒一年比一年严重，这说明，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其实已经到来。所有人都在抱怨养孩子难，越来越多的人推迟生育时间，甚至根本拒绝生育，城镇人口的生育意愿在迅速下降。
关于最后一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郑真真在江苏进行了一项历时五年、主题为“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人口学调研，调查对象均为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已婚妇女，但这些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1.69个，其生育意愿却只有1.50个，现有子女加上计划要生育的子女数仅为1.32个，现有的子女数为1.09个。郑真真明确表示，这样的结论让她感到“震惊”。但这样的数字与人口普查数字完全可以相互印证。
凡此种种现象和数据提醒决策者、相关管理部门、人口学界以及整个社会，中国的人口生育状况已经到了一个严重的转折点。对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后果，实有必要进行深入反思、评估；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调整方案，也实有必必要必须立刻提上议事日程。否则，任凭现有的趋势持续下去，在不远的将来，就将产生十分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后果，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后果将会对中华文明的命运，产生巨大影响。
也许，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有若干好处的，起码有一些看得见的、短期的好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文明而言，人口生育都是最具有基础意义的事务。假定一个社会的孩子日益减少，其结果必定是，生活趋向消沉，社会趋向衰老。经济丧失驱动力，文化丧失创新力。最终，整个国家、文明进入衰败循环，而难以自拔。
尤其是，人口的再生产乃是人世间最为复杂的问题。当下一个决策所能产生的后果，通常要在一两代人时间才显现出来。而那个时候如果发现问题，再采取措施，同样需要一两代人才能够真正发挥效用。但很有可能，在这期间，诸多参数，比如，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以至于决策者所期待的政策调整效果，很可能根本无法出现。
因此，当人们对人口再生产制定任何政策的时候，必须高度审慎。即便必须采取政策，也应当非常温和，为未来的调整留下充分余地。这是对国家、对文明之未来负责的态度。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似乎仍不能以这种对未来负责任的态度，对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将会产生的长远的严重后果，进行反思、讨论。诸多部门、专家、公众仍在当下一两年的数据、现象中纠缠。
人口增速迅速降低、人口结构快速恶化、妇女生育意愿下降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凡此种种已让人口生育成为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参考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教训，这个问题也许已经无法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了。但至少，全社会有必要以一种理性的、对未来负责任的态度面对这个问题，尝试寻找解决办法，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关乎民族百年、千年命运的大事情。
2011-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