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律师杨金柱在网上发出预告，为申办个人律师事务所再三遭拒之事，将择日赴京向司法部和全国律师协会“汇报”。名曰“汇报”，实则等同于上访。看到这样的消息，笔者感到有些不解，作为一名律师，熟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为什么办所申请不能在当地解决，而要到京城上访呢？
在中国民间，有“饿死不讨饭，冤死不告状”的经典名言。当然，讨饭是为了活命，但需忍受冷眼和冷语，弃置人格的尊严。至于告状，则是为了讨回公道，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尊严，但需付出精力和财力，且不一定能讨回公道。在司法腐败的情况下，缺乏权力背景的普通百姓，赢得官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百姓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他人的经验中，悟出了上述的“两不”结论。
今天民众的上访，类似旧时的告状，因为寻求的对象不是法院，而是各级政府。在现行的信访体制下，上访者不仅面临诉求满足的不确定性，同时面临被非法关押，强送精神病院，劳动教养以至判处刑罚等种种风险。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依然上访？导致上访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要探寻上访之路的起点，杨金柱律师的遭遇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在湖南，杨金柱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他创办的通程律师集团也有着较好的业绩。因对重庆李庄案发表批评意见，杨金柱被有关当局加上“不适当宣传”的罪名，遭到整肃。先是被通程律师集团除名，又被省律师协会“公开谴责”，申请创办个人律所又被“暂缓审批”，半年多过去仍然没有下文。万般无奈，不得不进京“汇报”，期盼能够解决问题。
从杨金柱被“逼上北京”的遭遇，可以看出构成上访之路起点的两个要素：其一，是当权者滥用权力，违法行政，使得本来不是问题的事情成了问题，而且在基层得不到解决。如果是依法行政，杨金柱就不应当被除名，被谴责，此外，申请创办律所也应当获得批准。而在权大于法，以权压法的情况下，某个领导人的一个招呼，就可以使杨金柱陷入困境，走投无路，最后只能到北京上访。其二，是个人对中央政府仍然抱有希望，相信高层会有明白人，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对中央政府彻底绝望，他就不会费钱费力，千里迢迢进京上访。由此看来，要有效减少进京的访民，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扩大民主，推进法治，督促基层官员依法行政，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另一种是进一步加大打压的力度，使得民众对中央政府彻底绝望，从而做到“冤死不告状”。不过这样一来，北京的访民是少了，而基层的矛盾却多了。如果矛盾长期积累下去，究竟是福是祸，那就不好说了。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