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以及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端，决定了我国农村社会在承接社会事变、应付自然灾变时具有某种脆弱性。这次SARS疫情突然爆发，人们最担心的是疫情扩散至农村，造成不可控制的局面。由于中央高层在关键时刻采取了强有力的行政措施防止疫情扩散，目前看SARS还不至于在农村大面积流行开来，但这一突发灾变所进一步暴露的农村社会经济体制弊端，值得我们深思。SARS在农村可以控制，但代价高昂
尽管人们对农村SARS的传播十分担忧，但从目前情况看，SARS在农村是一定可以得到控制的。
我国社会是一个从上至下的垂直控制系统，这种系统的运行常常容易发生低效率的情形，并由于下级对上级“报喜不报忧”的习惯行为，很容易掩盖问题，铸成大祸。但如果这个系统的高层决策者不惜代价推动一项工作，也能迅速见效。SARS流行以后，中央政府免去高层重要官员，对地方官员是极大震慑，有利于克服SARS防治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中央政府还决定由政府财政支付农民的治疗费用，有利于贫穷农民患者及时得到治疗，防止疫病扩散。各种国家媒体的宣传攻势，也有利于农民提高防范SARS的警惕性，熟悉治疗渠道。从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看，我国90%以上的农民已经了解SARS疫情的危险性，引起了警觉，这有利于防止SARS扩散。
我国农村在1949年以后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恶性传染病，但1949年之前各种流行传染病十分常见，农民一概称之为“瘟病”。在那个时候，稍开化的农村地区农民已经掌握类似隔离这样最基本的防病办法，现在的一些老年人还记得这类方法的使用。从最近了解到的情况看，我国许多农村地区的农民已经自发采取了“保卫家园”的行动，外出民工返回受到村民的阻止或监控，其效果甚至比城市对人口流动的监控还要好。当然，我国农村地域广大，防范SARS的难度总体上要高于城市。
尽管我们对农村防止SARS扩散很有信心，但要看到我们为此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
最大的问题来自农村务工者从城市向农村回流。我国农民工在城市有1亿以上，按目前抽样调查的数据，如果有5%左右的农民工回流，也有500万人口数量之巨；如果城市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回流农民工数量还会增加。这部分回流农民大部分在年内不再回到城市务工。这意味着农民务工收入会减少250亿元左右的收入，仅此一项使农民人均收入减少1.2%左右。这部分农民工回流还使城市建筑业、服务业受到影响。
由于疫情影响，城市居民减少了消费活动，特别是减少了对农民服务的需求，转向一些大型服务机构，所以滞留城市未返回农村的务工者的收入也大大降低了，这部分收入的减少估计会超过回流人口所减少的收入。
为防止农民工回流导致SARS扩散，各地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其他行政资源。据统计部门调查，有的县为这项工作投入资金达数百万元，全国县以下财政总计有可能为此付出数十亿元资金。如果考虑到其他资源的利用，所付代价还可能更大。
这次疫情还加深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务工者在理解与信任上的鸿沟。SARS流行的范围在一开始并不在城市务工者群体，但他们最终还是在医院、公共场所受到感染。一旦受到感染，由于他们的收入低下、务工居住环境差、不能参与城市医疗保障系统、受雇佣者歧视等等，使他们成为最有可能发生爆发性流行的群体。一些农民工在患病以后急于回家，不愿在城市就地诊治，反映了一种体制上和感情上的隔膜。体制弊端根深蒂固
可以相信，如果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城乡关系和运行良好的乡村社会经济体制，我们就根本不必担心这样一种先发生在城市的疫情向农村大规模扩散。我们的担心实际上是对农村社会经济体制和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管理控制方式的担心。
多年来，政府对农村公共品供应系统投入太少，投入和管理的体制也十分落后。农村医疗网点不健全，医务人员水平低，医疗设施落后，是多年来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农民收入低，需要医疗保障体系来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但目前的合作医疗形式在农村的覆盖率低，对农民的保障作用小，仍使广大农民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如果大的疫情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在一些落后地区，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至今不到5%。目前正在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加大了乡镇卫生统筹的难度，降低了经费落实的水平。医疗资源布局不均衡，大城市三甲医院的病人常常人头攒动，使国内总保持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流动求医队伍，也为当今世界所罕见。
二元结构还带给我们一个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大规模劳工流动有四弊：一是造成劳动市场的巨大的交易费用，农民的一部分收入成为不应发生的交易成本，转化为各个交易服务环节的收入。二是人为维持了过于低廉的劳动力供应，造成国民经济的某种畸形结构。我国大城市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农村小城镇出现产业空洞化，就是这种畸形结构的典型表现。三是使农业生产过于兼业化，不利于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四是使务工者在雇佣关系中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各项权利得不到保障，产生社会不公正，不利于社会稳定。在发生SARS这样的重大疫情时，大规模劳工流动更加剧了疫情控制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并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正常运行。
大规模劳工流动还导致另一种城乡资源配置的严重浪费。据我在一些地方的调查，乡村目前有10%左右的住房处于空置状态，20%甚至更多的房屋一年四季大部分时候只有女主人和孩子，甚至只有孩子，但外出民工还在拼命挣钱，在农村继续增盖房屋。不难想象，仅这样一项浪费，在农村就达到数万亿元人民币，如果这部分资源的一小部分通过某种机制转化为农村卫生事业投入，农村的卫生面貌也会大大改观。这种巨大浪费的根子在土地制度和城乡劳动市场分割制度。
体制弊端还造成广大农民群众脱离主流社会，使乡村社会仍处于文化上的封闭结构，不利于农民群体防范突发性的社会事变和自然灾变。尽管农民已经进入产品市场和城市劳动市场，但城乡居民的权利不平等和城乡制度分野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观，农民没有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提升理性主义文化水平的机会，反而由现代化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这种局面必然他们在迷信中寻找安慰和解脱，从而增大农民和全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风险。据近日媒体报道以及我自己得到的信息，很多农民面对SARS疫情开始借助迷信方式消灾除害，有的数万人口规模的县镇，也普遍出现迷信消灾活动，与大城市居民的理性防病行为有鸿泥之别。农村改革应该加大力度
新一届中央政府开始注意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农村社会经济问题，这是一件大好事。从目前农村实际看，特别从此次SARS疫情所暴露的问题看，农村改革的力度还要加大，改革还要向纵深发展，否则无以解决农村问题，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农村改革牵涉面相当广阔，下面仅就解决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两点意见。
第一，要大胆开放城门，取消对农民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身份歧视制度。不用害怕开放城门、统一劳动力市场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拥进城市，其实能进城的已经进城了，开放城门以后进城农民只会缓慢增长。农民进城以后会发生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但改革先行一步的省市的经验证明，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第二，要通过配套改革让进城农民住下来，把家庭迁入城市。一是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据我的调查分析，如果土地资源真正市场化，实现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化、市场化和永久化，农民通过出售土地使用权所获得的收益可以在中小城市购买到住房。二是通过城市管理改革，设置不同的城市进入的“经济门槛”(一定不是社会权利门槛)，使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解决中小城市的产业空洞化问题，吸引大批农民到中小城市就业、安家。如果大城市的政府控制了城市的土地供应，并对住房建造的标准与环境有严格的管理，就会使居民生活成本较之其他地区出现巨大差异，并会促使部分产业和部分低端劳动力向中小城市流动。
适当的改革将大大加快中国城市化的步伐，提高我国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解决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