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原中顾委委员、原地矿部部长孙大光同志在于1988年7月20日给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宋任穷的信中，谈及了共产党党风问题。此信收录在公开发表的《孙大光文选》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7）。
我想特别谈谈党风问题。
现在社会风气之坏，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咎于党风不正，但党风仍然是决定性的，这应该是一个常识问题。
1、人们谈论的所谓“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是有道理的。我曾提过端正党风必须从中央做起，中央党风正了，则草上风必偃。现在则不然，国务院自己违反规定，成批进口高级豪华轿车，旅游旺季在旅游胜地开会。三令五申不许滥建楼堂馆所，但建得最多的是北京。南京中山陵五号院一号楼，原是毛主席住过的，现在又化了八十万（一说一百万）美金重修，卫生设备等全部进口，浴池柱子是镀金的。每天房价七千元，而我们的国务委员和书记们住起来却心安理得。
整党的所谓“自上而下”是从部长、省委书记开始，而高级决策机关和关键人物却例外。这就注定整党要走过场。整党是有收获的，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我们失去了一次大好时机。
2、关于高级（不是一般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社会上流言甚多，有真有假。小平同志说：“要从我的子女查起”。这证明小平同志是伟大的，希望不要辜负了他的愿望。因为社会上对小平同志的子女也是颇有非议的，而就我所知，有些议论不是毫无根据。在这类问题上，我认为要特殊警惕那些抬轿子的，这些人出于个人的动机，干一些讨好卖乖的事，使我们的高级领导在不知不觉中陷于窘境，实在不可不防。必须在最高领导层重打破一切庸俗习气，切不可搞官官相卫。我在中央会议上反复建议，要把社会上关于高级领导的一些传言查清，公诸于众，以正视听，但没有人理睬。我主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一律不要经商，更不要担任一些大公司的总经理一类职务，已经担任的一律退出，到基层艰苦环境中去锻炼。如果他们是真正的人才，群众一定会发现并被推荐的。切不要把人代会上落选的子弟，又用党的组织手段，安排在中央机关担任相等的职务。这在群众中说的难听极了，说这是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干的事。
3、关于干部的使用，我们也还没有真正做到任人唯贤。这一点我想不必多说，大家都是明白的。
4、革命和战争年代，我们的党员从最高领导人起，都是生活在群众中，和人民是心连心的。现在我们的高层领导住的深宫，吃的是“特供”，出门时火车是专列，汽车则警车开道（政协副主席以上都是如此），下车后前呼后拥，里外三层，有哪个平民百姓敢在这种情况下向领导倾诉衷肠？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士兵乃至广大干部，哪个阶层没有相当的不满情绪？党中央不能令行禁止，言者谆谆，听着藐藐，一部分党员不听中央的话，党的威信不高，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在党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长此下去，将伊于胡底？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岂是危言耸听？
今天，已不是一般的号召所能扭转的情势，中央必须下最大决心，采取一些重大措施，处理几件重大案件，包括一些大人物的案件，才能振聋发聩，震慑全国，张扬正气，打击歪风。我坚信我们的党还是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坦途的。但这要看我们今后怎么做。我建议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周密准备的基础上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门讨论党风问题，并做出相关的决议。
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讳饰，党性犹存，其能为个人之苟安计？我并且深信：我的意见在老同志中式有代表性的。不当之处，恳请批评。
最后，我想引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书最后的一句话：“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作为结束。
顺致
敬意！
1988年7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