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方先生的大作《要不要再次“打倒孔家店”？----秋风的“儒家宪政”是谎言》一文，方先生秉承一贯的冷酷实证作风，把秋风老师的儒家宪政主义刀砍斧劈得七零八落。方先生是一块学界的磨刀石，不经这种磨刀的理论是难立足的。
秋风老师的儒家宪政主义受到了比康晓光老师的儒家宪政论更为猛然的攻击，可能是因为秋风老师有自由主义的背景吧。
这种冲突实则就是东西文化冲突，根本就不是在同一平台上的冲突，从概念上讲就不是同一种概念，那么结果也是鸡同鸭讲，毫无意义。以方先生和学识，对这一问题应有足够的认知才对。
“宪政”是源于西方的理念，强调的是“限政”，即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地限制，防止它被滥用，尤其要防止它被用来侵犯人权和人的自由。也就是通过法律条文固化公民的人权和自由。这一思想进路与儒家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是没有人权这种概念的。儒家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伦理关系问题，而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官与民的伦理关系，在儒家看来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就是官与民的伦理关系的条文固化。从这个角度讲，儒学者认为《四书五经》就具有同样的意义，只是没有进行现代化的转换。依循这一思想进路，现代的儒学者把“宪政“一词一直引入到先秦那里去了，也许看起来真的很好笑，但也不过就是索绪尔所谈的概念的流动问题。宪政的本质到底是“限政”，还是“官民伦理的条文化”，不过是对同一概念的两种思维结论尔尔，好象很没有争论的意义，因为概念指向的是同一个事物。儒学者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让宪政理论具备文化的正当性，以便于全民启蒙，唤醒“沉默的大多数”。当然，如方先生所说不能“以愿望反事实”，可方先生是否注意到了，儒学者对宪政概念的转换问题了呢？无视不同语境下的概念认知，进而武断，这是方先生所犯的一个很重要的错误。如果完全恪守了方先生的思维方式，进而穷推，那么任何两种语言之间就无法交流，无法翻译了。
现代意义上的各国宪法，普遍要阐明一个立法法理，那就是：如果大多数国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人民就有权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力。这一理念在孔孟荀那里是有充分说明的，我想方先生是不会反对儒家思想里有“宪政”的前置道德吧。另外，传统儒家思想中虽没有“人权”一说，却对官（政府）的责任搞得很明确。这一点，也提醒方先生注意一下，这里存在着对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思路。
另外，关于权力制衡，这在黄宗羲、王夫子、顾炎武那代学者中是有可贵的探讨的，比洛克要早一百多年的，我想以方先生的博学是应了解的。当然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和西方人争夺民主宪政的发明权。
孔子尚周礼，以为社会动荡的原因是“礼崩乐坏”，追求统一而不一统的政治局面，应该是有进步意义的。礼乐的概念转换为现代语境就是“法律制度、文化道德”，涵盖面是很大的。方先生指责孔子没有看清当时社会的实质问题，可先生听清孔子说的是什么吗？
在方先生别的文章里看到先生对民主的排斥，很是不解。民主与宪政在历史渊源上是可分的，但现代意义的宪政是与民主不可分的。没有民主，那宪政的合法性在哪里呀？我个人理解的新旧社会之别，在于新社会应是权为民所赋，法由民所定，而民从之；旧社会就是官由君定，法自君出，而民从之。还真就不能说有没有个明文宪法摆在那里，就代表社会的新旧了，否则，当代的中国和朝鲜也要称为新社会了。个人以为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因为基层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是指任制，而不是普选造成的，另外就是行政权力中的核心权力，即组织人事任命权脱宪问题，因为这一权力掌握在各级书记手中，宪法总不能去管人家书记呀。很多人主张党政分离，我倒主张党政合一，党的部门合并到政府部门里去。这一解决公权力脱宪问题的思路有点象新加坡模式。听到过一些人反对新加坡模式，但儒家思想加上新加坡政治模式总也比现在左的集权体制模式加上右的自私思想强多了吧。有些事情可可慢慢来，总也比不动强，最小的革命才是最好的革命。
所谓的儒者，在古代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学者的统称，并不是指专业卫道士。对于现代的学者来说，自辛亥以后，可谓觉醒了吧，主张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吧，但成功了吗？中国只是变得越来越黑暗，这能全怪学者本身吗？当代学者对当代政治又能奈何什么呢？将心比心才能言之在情，论之在理，把中国历史上所有问题归罪于儒家思想，归罪于孔子是很不地道的。对历史无需温情，冷酷一点也好，但总要公平吧。学者要有自己的责任与担当，要有文化自觉。抱着坏死这家人的态度所搞出来的思想成果，谁能信呀？现在有很多学者动不动就是“爱国无理，卖国无罪”；“全盘西化，不只是政治制度，也包括文化和信仰”。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吗？没了文化自觉，没安好心，那还叫什么精英，不过是一群无良的文人。当年波兰团结工会主席，面对美国总统奴颜婢膝的表现，引来本国民众的广泛反感。人活着，总要有些骨气的，政治家和学者更应该在心里装有民族的尊严和利益。何况，你忘了民族的尊严与利益，人家可没忘，民主国家之间也存在国家利益之争呀，投降主义带不来启蒙运动。
著文《评秋风眼中的本土儒学与西方宪政》批驳儒家宪政思想的张耀杰先生信仰的是基督教吧，在他的一些文章里把个基督教夸得象个花似的，好象现代意义的民主宪政就是从基督教里开出来的，中国要靠基督教来拯救了。完全无视这种宗教在中世纪里的所作所为，完全无视死在野蛮愚昧的宗教裁判所里的那些生灵，这种探讨方式公平吗？在学术上是理性的吗？有意义吗？只能理解为信仰排斥所造成的非理性的偏狭。张先生完全忘记了晚清的洪逆之乱，死的人比二战还多，不值深思吗？总不能说“拜上帝会”不是基督教吧？如果只是因为没被教皇认可，那现在可有好多好多的新教都没被认可。马克思主义可以变成毛主义，基督教可以变成“拜上帝会”，中国人从来就不缺创造力。后面两段说的这些只是发发牢骚，痛陈一些当代儒者的苦衷，与方先生无关。
解开中国困境的钥匙就掌握在当权者的手里，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却让这一问题寸步难行。无可奈何的人们总要做点什么吧？文化需要继承，也需要发展的，我想方先生对此一定不会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