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研读袁先生大作，有一点是必须给于足够肯定的，那就是袁先生是基本尊重到目前为止中国史学界阐发出来的历史事实的。比较起顺手拈来几段历史段子，然后就展开议论来的那些自诩学者，袁先生实在于对事实的尊敬上，高屋建瓴。但是，历史的事实是否就和历史的真实可以划等号，讲出历史的事实是否就意味着真正地尊重了历史，这其中，我以为还有要和先生商榷之处。
一
先生说：美国人出于自身的利益希望能帮助中国走向强大和民主，这根据何在？
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长时间观望，不但在亚洲轻易不肯出手，而且对在政治理念与价值观上同出一源的欧洲各民主国家，也并未出于保护民主，乃至保护自己的考虑，及时制止德意法西斯的蔓延和泛滥。后来在欧洲出手，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更多地是为了避免英国沦陷之后，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利益必将受到根本性的破坏。在德意土地上建立民主，如果也在考虑之内，那也是时过境迁的顺带。亚洲，在美国眼中，分量远远比不上欧洲。出于自身利益，中国是否民主还在次要，重要的首先是中国不要被别的列强独占，所以有此前的利益均沾原则；其次是中国不要被亚洲地区美国潜在的对手日本独占，所以才有挺蒋抗日之举。
即如袁先生自己所述：美英两国在列强中是最后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的国家，而其放弃，乃是在德意日为了扶助所谓汪伪政权，放弃本来也意义不大的治外法权之后，为了给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政府更多“盟友”的合法性，作出的避免过于尴尬的姿态。和什么长远“为了中国的强大和民主”丝毫不搭界。作为印证，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政府要到香港受降，英国马上就出面干涉，而美国对此默许鼓励或者有之，却绝对没有出面劝阻之意。
至于美国人这样做，是否和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有关，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过，起码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一再掀起的主张宪政运动，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层面上，都没有相应于其国际大国地位的举措，相反，我们知道至少在政府互动层面上，美国人向着那个据袁先生称非常腐败的蒋介石政府的时候多，所谓拉偏架的时候多，真正对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促成宪政的时候少。这样的历史事实，也少见于袁先生大作之中，我不知道原因，只是觉得没有这样的事实为佐证，我们无从猜测美国人是否真的那么愿意见到一个民主的中国－起码是在当时。
二
诚然，在当时国际政治面对世界大战的条件下，要求每一个肯于支持中国人抗日的西方国家和政府于政治道德上完美，本来就不现实。即便美国人未必是乐于见到中国走向民主宪政，那也可以从地缘政治需要出发，表示理解。
不过假如我们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对美国当时的政府表示理解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理解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政府，同样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利益为要挟呢？须知：美国人援助中国抗日也不是没有开出价码的。当年的所谓桐油计划就是明白的例子。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对于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中不必面对更多的来自日本的压力，诚然是有着非常明白的地缘好处的。为这些好处，国民政府多要些钱，不知道怎么就那么不入袁先生的眼？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再来分析袁先生提供的史实，就会提出更多的问题：袁先生说美国人给苏英的援助，完全没有什么监督上的限制，而给蒋介石的援助则加上了必须由美国人监督使用的限制，并进一步说明因为蒋介石政府非常腐败。我以为这样的推理缺乏根据。英国是美国最紧密的盟友，唇亡齿寒，是之谓也。美英并肩作战，共同指挥的地方很多，彼此需要协调的地方比比皆是。事实上并非没有通过沟通，协调，共同指挥，交流本质性信息，从而达到事实监督的渠道；苏联是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最大的对手，你想监督，也要想想是否办得到。对于非常实用的美国政府说来，与其在这些实际执行层面上和意识形态对手叫真到底，最终可能得罪这个对手，因小失大，莫如让些面子。这和美国是否相信苏联并那么腐败，毫无关系。
而蒋介石政府则既没有前者的亲密，又没有后者的地缘实力，根据袁先生提供的史实，显然是仰人鼻息，寄人篱下。在这个层面上提出监督要求，既不能算过份，因为实现起来也并不那么费力，所以提出来同时可以满足国内国会的要求，也可以通过蒋介石政府的军事行动，直接和日本人在中国战场上对峙，便于美国人协调自己的对日行动。美国人的考虑中未必没有担心蒋介石政府腐败的因素在内，只是我非常怀疑袁先生因此提出的国际比较。美国政府在对外军援过程中，遇到非常腐败政府是非常常见的现象，绝非只有中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如此。而华盛顿在地缘政治必须时，特别对腐败政府眼睁眼闭，不闻不问，是拿手好戏。战后的蒋介石政府丝毫不比抗日战争期间少些腐败，但却没有妨碍美国政府支持它，足以说明所谓“腐败”导致美国人反感蒋，或在个别官员那的确如此，但在地缘实用政治上，却几乎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影响。
三
袁先生提供的史实还显示，在抗战期间，因为当时政治的必须和当时国民政府的实际统治地位并不固若金汤，所以在事实的压力下，国民政府所处的“大后方”，虽然实行的是战时法，但基本上还是容许不同声音存在的。我们党办的“新华日报”在“皖南事变”之后，还可以至少以“开天窗”的方式，对蒋介石挑动反共高潮，表示强烈抗议，就是这样不同声音存在的事实写照。袁先生所说云南广西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历史事实说明了什么？我们没有证据说它们说明了蒋介石比其他人更民主。但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说明：民主是政治力量彼此制衡的历史产物。在各派政治力量必须互相需要同时彼此互相竞争并互相排斥的环境下，一定程度的民主，比如言论相对自由，发表相对自由，结社相对自由，并非在中国是不能想象的。再说一遍：尽管如此，我们仍旧没有充足的事实说明蒋介石这个人和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就一定比别人更加讲究民主，仅只说明民主政治往往不是什么向往民主的主观善意分娩的婴儿，而是不得不为的角力结果。
从这个角度上看，起码袁先生承认了蒋介石本人也并非没有考虑过民主宪政的问题，从侧面否定了蒋介石从根儿上就一定是个独夫民贼，一个除独裁不知世间还有他物的独裁狂，而是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到了必要时可同时考虑民主宪政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人物。
事实上，作为蒋介石的对手，我党也并非不知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多重性，否则“西安事变”的解决，为什么还要考虑蒋介石平衡制衡国内各派力量的能力和意愿呢？我党在“大后方”，在蒋介石国民政府战争法条件下，依旧可以利用有限民主权利，游刃于各个所谓“中间派”中，扩大自己的影响，你能说我们党当时的确从骨子里不知道蒋介石在一定政治条件下，即便是不得已也罢，他也会采用一定的民主手段的。否则那两次民主宪政的运动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大后方”掀起，自然也就不会有蒋本人迫于这样运动的压力的事情发生了。
分析了这些，要和袁先生商榷的正好就是：我们评价一个甲子之前中国发生的事情，是最终要得出蒋介石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不是个东西，所以民主宪政不可能在他们领导下实现呢，还是最终要我们思考中国历史上实现宪政民主的各派政治力量如何形成，壮大，彼此制约，形成并非源于领导人善意，但源于社会政治力量互动，利益代表集团妥协的民主呢？我以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四
关于凯恩斯主义学说和所谓德苏经济模式。我认为袁先生对此的评价未必适当。
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30年代初到30年代中的经济运作看，海派，尤其是美国自由主义派的影响，殊为深刻。当时的所谓小经济奇迹，至今为国内经济史学界认可。以此我们可以看出起码一个事实，那就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经济治国精英里，对市场经济心折的人并不在少数，当时并没有袁先生所说对德苏模式的醉心。
之所以其后发生了那样的变化，我以为是和当时几乎整个北半球都或者直接处于战争状态，或者准备进入这样的状态有关。在战争状态下，即便是最讲究市场的美国，也相应地对经济组织方式作出了更多适用于实战的所谓“准战时经济”，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指挥和制衡。战前，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政权运用国家主义手段组织经济，非常明确地也是为了全面备战，而并非是实际意义上的所谓“凯恩斯主义”学说的实践，因为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扩大国家开支来促进危机时的市场经济自我刺激的力度，还包括了渡过危机之后比方减低政府负债，还经济于市场的内容。而当时的“战争经济”模式，大多都不考虑战后经济恢复的问题－考虑这样的问题对于那时危机经济学家说来也不是他们的任务。
从这个角度出发看问题，我们起码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希望能在的的确确已发生，并存于史料中的事实里得到印证，那就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真正醉心的，是如何在所谓三个一的原则下，重组有效的战争经济发展模式，而在这个战争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上，德国和苏联作为两个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国家体系，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国家集权导致经济集约的道路。而事实上，动用准军事组织原则，倾向于准军事化的经济集约，也并非只有蒋介石这个特别历史时期的特别历史人物才会各位加以青眼。实际上，我们的大跃进运动，从经济组织方式上看，未必没有准军事原则的影子：大家一起吃食堂，放弃个人个性化消费的道德合法性，制定军事化生产目标，不一而足，你说这不是准军事经济又能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危机，尤其是战争这样的危机，非常有助于集权的产生和巩固，而集权的产生和巩固有非常有助于经济走上国家集约化的道路。不过，这样的事情是社会组织规律性的东西，不是几个领袖人物好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911反恐以来，就连美国充分相信新自由主义威力的经济体系，也或多或少地在政府恢复高度集权的背景下，开始了以军火和石油来刺激整个经济增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美国国家到底在其中占了多大比重，我们谁也并不真正知道，但肯定是不小的。不过因为美国现在的政府还充分具有说服力地向全世界显示它不打算放弃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原则，所以我们最多可以把它的举动归结于凯恩斯主义运作范畴，而无法指称它为军事或准军事经济组织方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