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先生就对中国的未来设计了分两步走的发展道路，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今一晃眼已经三十年过去了，第一步的发展目的已然达到，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确如邓先生所料，中国出现了一个看起来为数不小的先富裕起来的人群。据2010年胡润富豪榜的数字，大陆目前有5万5000个亿万富翁，其中拥有10亿财产的有1900人，百亿的140人。据最新研究表明，占中国总人口不到0.05%的最富的59万人，在2011年可投资财富就达2.7万亿美元。
但另一方面，即使以远远低于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1.25美元的全球标准，甚至以低于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印度的标准，以中国每年人均收入1500元人民币的标尺来衡量，中国还有近亿的贫困人口。所以，近年来一直有经济学家惊呼，中国的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
也正因为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如教育的贫富分化导致了寒门再也无缘名牌大学，中下层民众的贫穷导致整个社会的内需不足，但与之相应的是富人醉生梦死的畸形奢侈消费。贫富分化也会使某些局部地区的治安问题恶化，比如以治安差而闻名的广州，就是因为存在大量被剥削却没有机会在当地定居的流动人口。而这些改革开放利益分配的旁观者，自然会对整个社会充满怨恨，所以一点点小的火星都会激起民变，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民怨的宣泄口。
今天的中国，让我想起了我知道的一些1949年前的江南乡间士绅，他们中大多数都决非中共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些地主恶霸，其中不少还是地方的道德楷模，但在1949年以后却成了改朝换代的牺牲品，精神上甚至肉体上都被消灭掉了。回想起来，在1949年之前，中国也是贫富差距与阶层分裂达到了临界点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一人振臂则万民揭竿，无论道德的素质如何，只要你是富人，都成了旧时代的殉葬品。由此我也看到了历史的一个可怕真相，即在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里，财富本身就是一种原罪与诅咒。今天中国富人的移民潮，也是这种不安心理的反映。
然而，即使中国过去的历史一直在上演着由贫富分化而激起民变，又经过流血的政权更替来达到全社会财富再分配这样一成不变的轮回模式，我依然有信心认为，中华文化中的基因有优良的因子，可以使这个历史的怪圈在当前的时代被打破。中国几千年来暴戾的气息太多了，我们完全应该，而且也可能以一种更理性的态度，来解决当前社会中的矛盾，不要让它们日积月累，从而危害整个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稳定。
其实即使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之内，也还有不小的回旋空间，问题是他们是否真正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性与事态的严重性，起码就我看来，如果不早作安排，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社会剧烈动荡的凶险是不容忽视的。要真正解决社会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可以通过治标与治本两套方法加以处理，治标的办法是针对目前最突出的中西部、城乡、不同行业间，以及企业中高管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采取直接的税收与财政调节，来弥合其间的矛盾。
其次是在政治上，重拾中国共产党工农阶层代表者的本色。我注意到上世纪80年代还有资本家能不能入党的讨论，到了今天看看各级人大、政协之中，稍微有钱一点的企业主，都会用一个委员的身份来为自己的名片添加上一个可以炫耀的头衔。除此之外，就是各级官员与体制内的代表，真正从产业工人、农民和城市居民中走出来的民意代表，只有极少的点缀。
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也是当务之急，最近北大社会学系冯军旗先生写的长篇调查《中县干部》之中，就表明了政治家族在基层县市的普遍存在，这也验证了媒体中经常曝光的官二代现象。这与富二代一样，都成了阻碍中国社会正常阶层流动的大敌，也进一步造成了整个财富分配的不公。中国如其政府所诠释的，是一个代表普遍民众意志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应该容许这种封建社会才有的财富与官僚的世袭制度，只有打破这种制度，才能赢得民心。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