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表象上繁花似锦，但社会深处隐藏着危机。中国社会正形成一种系统危机，即因政治经济系统的结构性矛盾，使社会各部分发出相互矛盾指令而造成的危机。
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扭曲，行政系统出现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中国实行集权式管理，中央权力过大，地方权力较小，这种体制存在先天缺陷，即地方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地方财政很窘困。地方没有积极性和能力落实中央政令，致使各级党政机关存在大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统计失真、数字造假等现象。尤其因地方财政特别是县乡财政出现了危机，农村乱收费现象难以遏止，中央对农村的各项政策很难落实，农民与基层政权对立情绪严重。
权力监督失灵，腐败现象成为危机根源之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主要外部监督制度，目前处于虚置状态。人民代表产生机制先天不足、大量退休官员充斥人代会，使得人代会的监督职能、监督能力大大弱化。另外由于中央集权制与地方自治制的矛盾，地方人代会很难发挥监督实效。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门的体内监督机制很容易陷入官官相护的怪圈，同体监督本质是调和中庸。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腐败现象对社会健康肌体的危害，是危机根源之一。
政治与经济联接过紧，加大了危机控制难度。政治与经济联系过紧，权力干预经济力度较大，一方面使良性市场秩序难以建立，造成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脆弱，经济发展难进入良性发展循环。另一方面，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不能相互替代和相互转移，加大了社会危机的控制难度。
价值观扭曲，形成文化危机的隐患。目前媒体宣传和政党提倡的主流价值观，正日益纸面化、口头化、空心化、为实际生活中的拜金价值观所取代。拜金主义盛行、经济利益至上，已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员的行为准则，使社会文化系统日益庸俗化，累积形成文化危机的隐患。社会文化存在危机，大大削弱了危机整合能力，对社会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如今，中国控制危机主要依赖中央庞大的财力和军力，这不是长久之计和解决之道。必须对社会系统进行变革，使社会各系统能协调发展。尤其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完善人代会制度，最大幅度地降低权力干预市场的力度，社会文化系统导入务实的、有效的价值观系统。
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