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通释》（以下简称《通释》）不仅通过对《汉志》所录典籍的叙录解题，考辨了各学术流派的盛衰与各科知识的消长[1]，还对《汉书·艺文志》所载典籍进行了辨体、辨义与辨人，并对各科知识进行了辨正与辨伪。张先生在《广校雠略自序》中指出：“又尝以为校雠之学，首必究心于簿录之体，而后辨章学术有从入之途；次必推明传注之例，而后勘正文字无逞臆之失。”[2]可见，不辨其体，辨章学术便无从入之途；不辨其义，考镜源流便无着手之处；不辨其人，就不能判定典籍的归属；不辨真伪，就难以明了典籍产生的真实语境。簿录的体例（体）、内容（义）、作者（人）和真伪，无一不属于知识论的范畴，因而，在对《汉志》所录典籍进行辨体、辨义、辨人和辨伪的同时，《通释》也就是在进行独具特色的知识考古。
一
《通释》既“以《汉书·艺文志》溯学术之流派”，也以此志“明簿录之体例”。为什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得要“明簿录之体例”呢？任何一种学术思路的背后，都有作者学术理念的支撑。张先生在《广校雠略·簿录体例论》中指出：“书之体用既明，学之原流自显。”[3]在古代，书籍是学术重要甚至唯一的载体，学术的源流与变化，知识的增长与消亡，可以通过簿录的变化呈现出来。书籍类例已分，学者便可即书以求学；簿录体用既明，学者便能沿流而溯源。作者这一理念可能受到郑樵的影响，郑氏在《校雠略》中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4]经由书籍可以追溯学术源流，也可以了解学科知识的发展变化。《通释》对《汉志》所收簿录的叙录解题，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究心簿录之体”和“推明传注之例”，而且，这部分表现了作者许多独得之见。下面我们看看《通释》所阐明的几种簿录体例，这些簿录的体例现在基本消亡，学者很早就不用这些学术体式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了，现代有些著名学者对它们也可能不甚了了。
“传”就体例而言，在古代和现代通常都是指一种记叙文体，被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从《史记》开始就有“列传”一体。《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却收录了“《高祖传》十三篇”，并有“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的注语；“《孝文传》十一篇”，并注说“文帝所称及诏策”。秦汉以前著述不外子、史、诗三体，子为立言，史为记事，诗为抒情；“立言”就得展开逻辑论证，做到以理服人；“记事”就得描写生动、逼真，让人能身临其境；“抒情”就得婉转、细腻、深至，真正能以情动人。立言的《诸子略·儒家》怎么收录记事的《高祖传》和《孝文传》呢？梁启超在《高祖传》的解题中便称“诸子略”收录此二书是自乱其类：“此及《孝文传》，以入儒家，本无取义。殆因编《七略》时未有史部，诏令等无类可归，姑入于此耳。”[5]张先生则认为将此二传收入儒家自有其道理：“古之以传名书者，既可以称纪录，亦可以名论述。褚少孙称《太史公书》为《太史公传》，其明征也。昔人论著中常称‘传曰’或‘传有之’，亦谓为古书耳。汉高祖初起事时，虽质朴无文，鄙弃儒学；及天下既定，与诸大臣谋治安之道，遂不得不及书史。《汉书》本纪云：‘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若此所举萧何、张苍、叔孙通、陆贾之流，皆儒生也。高帝既常与之述古，又时颁诏策以论国政。简牍渐多，故有人裒辑以为《高祖传》十三篇……所载言论，多与儒近，故列之儒家。”[6]张先生的辨析有理有据，古人有时用“传”记事，有时也用“传”来立言。显然，梁氏的批评是由于他不明“传”在古时的簿录体例。
《春秋》列为儒家五经后，“春秋”也成了史书的代名词，“春秋”在簿录体例上通常多归入记事体。《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以立言宗，可“儒家”类却收录了“《李氏春秋》二篇”。这使许多学者大惑不解，记事体的《李氏春秋》怎么归入泛论名理的“诸子略”呢？《通释》对此书的叙录解题让人们的疑惑涣然冰释：“春秋二字，乃错举四时之名，足该一岁终始。故古之按年月四时以纪事者，谓之《春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实包天地万物。故古之以立意为宗而网罗弥广者，亦得谓之《春秋》。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是也。此类书而名《春秋》，喻其所言非一，犹今称《丛刊》、《汇编》耳。”（266—267页）原来上古“春秋”这一体式，和上文所说的“传”一样，既可记事也可立言，但在立言时又与“传”同中有别：“传”往往专论某一方面，“春秋”则泛论多方，“传”的论域相对较窄，“春秋”的论域却须“网罗弥广”。
“说”这种学术体式后世学者用得不多，文献学家中明了这种体式特点的人自然也很少。《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类列“《鲁说》二十八卷”，《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列“《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班固在书后注说“述老子学”，同类列“《老子徐氏经说》六篇”。顾实在“《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的解题中说：“傅氏《说》亡，今《老子经》不详何本。牟融《理惑论》云：‘吾览《佛经》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经》亦三十七篇。’则东汉之末，傅氏经犹存也。孙诒让《札迻》云：‘即今《老子》上经三十七章。’然章篇不侔，盖非也。”张先生对此书的解题比顾实明晰通达得多：“牟融《理惑论》三十七篇，有人问其何以止著三十七？融答以法《佛经》之三十七品，《道经》之三十七篇，载其说于篇末。彼既明云老氏《道经》，而未及《德经》，则所称‘三十七篇’者，实即《老子》上篇之三十七章也。属文之际，以章为篇，乃一时之率笔耳。不必以章篇不侔疑之。顾《经说》之体，与为原书作注解者有所不同。《汉志》著录《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乃讲说道家义蕴之文，固非注述之体。故班氏自注云：‘述老子学’也。讲说老子之学而发为论著，其文可多可少。故傅氏、徐氏所为《经说》，篇数不一，其明征也。此处所云三十七篇，乃傅氏所撰《经说》论文之实数，自不得附会为《道经》之三十七章，意固明甚。”（288页）顾实解题将《傅氏经说》三十七篇附会《老子》经文三十七篇，犯这种错误的原因是他将“说”体与“注疏”体混为一谈。这两种学术体式虽都为解经，但“注疏”体要求随文施注，所以篇数与经文一致，“说”体内容虽是阐述经文义理，但论述时不必依附经文，可以申作者独得之见。同样是“说”《老子》经文，《傅氏经说》有三十七篇之多，《徐氏经说》却仅只六篇之数。《通释》在《汉志》《六艺略》“诗”类列“《鲁说》”的解题中对“说”体的阐述更详尽：“说之为书，盖以称说大义为归，与夫注家徒循经文立解、专详训诂名物者，固有不同。”（200页）不明簿录体例，对古人很多著述要么疑窦丛生，要么望文生义甚至牵强附会。
“微”这种注述体式多见于汉代，后来学者很少人用这种体式从事著述，对“微”这一簿录体例自然也日渐生疏。《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列“《左氏微》二篇”、“《铎氏微》三篇”、“《张氏微》十篇”、“《虞氏微》二篇”。“微”这一体式有什么特点呢？看看《通释》对上面四书的解题：“微亦古代注述之一体。唯治春秋者有是例，盖以经文隐约，将欲循其微辞以通其义旨耳。颜《注》于《左氏微》二篇下明其义曰：‘微谓释其微指’，是已。而沈钦韩驳之，谓微者《春秋》之支别，非传注之流，非也。”（225页）《春秋》多微言大义，所以汉《春秋》才用“微”体，特点是循经文微辞阐明经文大义，属于汉代常用的一种注疏体式，并非沈钦韩所说的那样为《春秋》之别支。从《通释》解题得知，铎椒为左丘明四传弟子，铎椒授虞卿，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张苍。左、铎、虞、张一脉相传，“微”的簿录体例与授受源流一清二楚。
“钞撮”又名“撮钞”或“撮录”，这种东西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摘钞”。“钞撮”“撮录”怎么能算著述呢？当然，汉代并没有典籍直接就名“撮钞”，可不少书籍本质上就是“撮钞”。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收录“《公羊章句》三十八篇”、“《谷梁章句》三十三篇”。这两部章句没有注明作者，可见，它们不名于一家，不出自一手。《通释》称它们“皆西汉经师治公、谷者钞撮之编，择取诸家精义以备稽览者也。古人著书，不必言皆己出，如能博稽群言，采人之长，亦自不废”（226页）。此外，《诸子略》中还有《儒家言》、《道家言》、《法家言》等。姚振宗在“《儒家言》十八篇”后的解题说：“此似刘中垒裒录无名氏之说以为一编。其下道家、阴阳家、法家、杂家皆有之，并同此例。”（277页）《通释》则完全不同意姚氏的解说：“昔之读诸子百家书者，每喜撮录善言，别钞成帙。《汉志·诸子略》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杂家有《杂家言》一篇，小说家有《小说言》百三十九卷，皆古人读诸子书时撮钞群言之作也。可知读书摘要之法，自汉以来皆然矣。后人效之，遂为治学一大法门。《文心雕龙·诸子篇》亦言‘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韩愈《进学解》复谓‘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证之隋唐史志，梁庾仲容、沈约皆有《子钞》。两宋学者，尤勤动笔。《直斋书录解题》有司马温公《徽言》，乃温公读诸子书时手钞成册者也。此皆步趋汉人读书之法，行之而有成者。《汉志》悉将此种钞纂之编，列诸每家之末，犹可考见其类例。古人于此类摘钞之书，不自署名，且未必出于一手，故不知作者也。”（277页）这篇解题可谓一篇有关“撮钞”体裁的绝妙考论，概括了“撮钞”的特点，追溯了它的起源，并穷尽了它的流变，还分析了这种体式的功用。这篇解题比姚振宗的同篇解题更为详尽、准确、透彻、明达。
“究心簿录之体”和“推明传注之例”这一主旨贯穿于《通释》全书，对汉前簿录体例的源流、特征、存废与影响，都一一做了深入的考辨和详尽的阐释，这使《通释》既是一部簿录体例史，也是一部学术流别史。
二
古人在部次图书时，有“辨体”、“辨义”和“辨人”之分，“体”、“义”、“人”是古人对图书分类的三种标准。《汉志》收录图书并没有贯彻统一的分类标准，或以“体”分，或以“义”别，或以“人”聚。上节所说的“明簿录之体例”，其实就是前人所谓“辨体”，这一节我们将论述《通释》如何“辨义”，也即对簿录内容的考证和阐释。
《汉志》中所列的许多典籍大多亡佚，现在根据书名基本无法得知其内容，由此引发了学者不少的猜测和争议。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收录了“《谰言》十篇”。班固在书下自注说：“不知作者。陈人君法度。”什么是“谰言”呢？颜师古引如淳语说：“谰音粲烂。”师古注说：“说者引《孔子家语》云孔穿所造，非也。”[7]姚振宗对此书的叙录十分简略：“今佚。师古曰：‘说者引《孔子家语》云孔穿所造，非也。’周寿昌曰：‘颜云非穿所造，亦以王肃伪造之《家语》，未足信也。’”[8]读完颜氏注和姚氏叙录对“谰言”还是不明所以。再看看《通释》对此书的叙录：
此处谰字，实当读谏。考《集韵》去声二十九换、谰字下又列谰、谏二体，释之云：“诋谰、诬言相被也。或从闲从柬。”是谰之或体，亦可作谏矣。《汉志》著录之《谰言》，实即《谏言》。乃汉以前儒生裒录古代忠臣进谏之语以成此书，所言皆为君之道，故班氏自注云：“陈人君法度。”至于谰之‘诬言相被’一义，固不能以解《谰言》之谰也。此类书既由儒生纂辑而成，故班氏云“不知作者”。旧说谓为孔穿所造，非是。（265页）
将《通释》这篇叙录与姚氏对同书的叙录稍作比较，二者的功力与识解高下立见。张先生从音韵学的角度，论证了“谰”即“谏”的异体字，“谰言”之“谰”从字义上不能解为“诬言相被”，“谰言”也即“谏言”。书的内容班氏注曰“陈人君法度”，而书名又叫“谏言”，可见此书无疑是汉以前儒生集录古代忠臣进谏君上之语以成书，“所言皆为君之道”，所以班固收入“儒家”类中。二千年前一本已亡佚的典籍，这篇不足二百字的叙录解题，将其书名、内容、作者考释得清清楚楚，并纠正了前人的曲解和误读。
不只《谰言》一书的叙录如此，经由文字、音韵的考辨进而考证典籍的内容和义例，是《通释》叙录解题的常用方法。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载“《周官经》六篇”，《汉志》自注说“王莽时，刘歆置博士”。今天所说的《周礼》本名《周官》，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为六篇，秦焚书时在民间隐藏百年之久，汉武帝时有李氏得之献于河间献王，缺《冬官》一篇，后以《考工记》补之。刘歆校理秘书才著录于《七略》，王莽时刘歆奏立博士，此书得以为世所重。不仅儒家学者大多相信“《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隋书·经籍志·经部·礼类小序》），一般读者通常也将《周官》理解为“周代官制”。《通释》《周官经》的叙录则说：
自来论及《周礼》者，皆未究此书所以命名之义。愚意以为古之以“周”名书者，本有二义：一指周代，一谓周备。《汉志》著录之书，多有以“周”名者，儒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道家有《周训》十四篇；小说家有《周考》七十六篇，寿臣《周纪》七篇，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细详诸书立名，盖皆取周备之义，犹《周易》之得义于周普，无所不备也。儒家之《周政》、《周法》，盖所载乃布政立法之总论；道家之《周训》，小说家之《周考》、《周纪》、《周说》，犹后世之丛考、杂钞、说林之类耳。故刘、班悉载之每类之末，犹可窥寻其义例。自后世误以为言周代事，说者遂多隔阂不可通矣。专言设官分职之书，而名之为《周礼》，亦取周备之义。盖六国时人杂采各国政制编纂而成，犹后世之官制汇编耳。由于集列邦之制为一书，故彼此矛盾重复之处甚多，与故书旧籍不合者尤广。是以建都之制，不与《诏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不足怪也。学者如能审断《周礼》标题，实取周备无所不包之义，目为六国时人所辑录之官制汇编。非特成周时所未尝行，后世亦无行之者。直是一部古人理想中之职官设计书，可供后世参考而已。后世建国立制，分设六部，实原本《周礼》而稍变通之。可知此书传至今日，固考史者所不能废。（213—214页）
儒家学者与普通读者对《周官》的误读与曲解，主要原因全出在将《周官》之“周”理解成了“周代”简称。假如《周官》真的是“周公所制官政之法”，就很难解释《周官》与《尚书》、《孟子》等书的矛盾。张先生从文字训诂入手，将“周”训为“周备”，《周官》不过是“后世之官制汇编”，许多扞格不通之处就可豁然贯通。证之《汉志·诸子略》中以“周”名书的几部典籍，张先生的训释就更显得周全通达。如《汉志·诸子略》“儒家”类载“《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清章学诚认为既关周代法度政教，“则二书盖官《礼》之遗也。附之《礼》经之下为宜，入于儒家非也”[9]。可班固为什么不将它们收入《六艺略》“礼”类，而偏放在《诸子略》“儒家”类呢？张先生说这两书中的“周”都是指“周备”而不是指“朝代”：“远古文献，散在四方。自官制汇编之外，遗言逸制未经收录者犹多。儒生各取所见，分类辑比以存之。儒家之《周政》、《周法》，盖所载乃布政立法之余论。以其同出儒生之手，故列之儒家。”（264页）学者要是将“周”字“拘泥为专言姬周一代”，对《汉志·诸子略》“道家”类中的“《周训》十四篇”更难说通了。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对此书的评语说：“人间小书，其言俗薄。”[10]如果《周训》是周代的遗训，刘向怎么会说它“俗薄”呢？《通释》对《周训》的解题说：“著录于《汉志》之书凡以周名者，多为周普、周遍、所包甚广之意。道家《周训》十四篇，盖即习道论者随笔杂录之编，以备遗忘者也。与高文典册、精意著述不同，故刘向以小书俗薄目之。”（296页）一字误解便致全书误读。《通释》对《汉志》中以“周”名书各典籍的重释，澄清了学者两千多年的常犯的学术错误。
张先生一生博涉四部，加之“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11]，他从经、史、文字、训诂入手治文献校雠十分得心应手，《汉志》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在他手中便迎刃而解。《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类载“《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此前文献校雠家对此的解题都不得要领，问题的关键出在不明“心术”所指，《通释》在此书的叙录中指出：“‘心术’二字，犹言主术、君道，谓人君南面之术也。《管子》有《心术》上下篇，即为阐发君道而作，余已有《疏证》专释之矣。《管子心术上篇》开端即曰：‘心之在体，君之位也。’可知以心比君，由来已旧。此二十五篇之书题为《心术》，意固在此。盖其书重在阐明君道，而亦杂以他说，为书不纯，故不列之道家，而竟归于小说，与伊尹、鬻子、黄帝诸《说》并叙，非无故矣。自来疏释《汉志》者，不解‘心术’为何物，故特为发明之。”（343页）“不解‘心术’为何物”而又强为解题必然就臆断曲解，在典籍已经亡佚的情况下，对书名关键词的解读“差之毫厘”，对全书内容的把握就会“谬以千里”。《汉志》在《待诏臣饶心术》一书后列有“《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对什么是“未央术”前人也众说纷纭，张先生仍从字义入手，“未央”从字面上讲就是未尽、无穷的意思，所以“‘未央’二字，乃长乐无极之意。汉初萧何营未央宫，即取义于此。《汉志》著录之《未央术》一篇，盖专言养生之道以致健身长寿者。姚振宗疑与房中术相类，非也。《急就篇》末句云：‘长乐无极老复丁。’即祝愿人皆永寿，未央意也。”（343页）
给一部典籍叙录“辨义”看似简单，实际上“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颜氏家训·勉学篇》告诫子孙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12]腹俭识浅的人怎能“辨义”？又怎能写出有深度和识大体的叙录？《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五行”类收录“《六合随典》二十五卷”。今天的读者绝大多数不知“六合”为何物。清末姚振宗用地支解释“六合”：“子与丑合，寅与亥合，卯与戌合，辰与酉合，巳与申合，午与未合，转位十二神。”[13]让十二支两支相合有点随意，读后我们还是不知所云。现在再看看张先生的叙录：“六合之义甚广。而《神枢经》有云：‘六合者，日月合宿之辰也。’《周礼》太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贾公彦云：‘六律为阳，六同为阴，两两相合，十二律为六合。’后人循阴阳相合之义而比附之，遂谓婚嫁之事为六合。此书盖专言婚嫁择日及其他宜忌之可为典要者，故名《六合随典》。《隋志》五行家有《六合婚嫁历》一卷，梁有《六合婚嫁书》及《图》各一卷，皆此类也。”（403页）什么叫“六合”？何以名“随典”？“六合”在古代有什么用途？待读完张先生这篇叙录后，上面这些问题都有满意的解答。没有深湛的经学和史学功力，没有广博的民俗学知识，断然写不出这篇短短的叙录来。
古人论学最重家法，叙列一家之书尽可能穷源至委，使人能沿流而索源，因书以究学，但有时候“理有互通，书有两用”（《校雠通义·互著》），或既涉乎道也通于儒，或既论兵又申法，或既谈阴阳又讲礼制，这样的典籍如何归类呢？在这种情况下，部次图书很能显示文献学家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功力。《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杂家”类载“《子晚子》三十五篇”，班氏自注“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既然子晚子其人“好议兵”，其书又“与《司马法》相似”，难怪引起章学诚的疑惑：“注云：‘好议兵，似《司马法》。’何以不入兵家耶？”[14]班氏明明知道子晚子好议兵，却又偏偏将其书列入杂家，自有其这样归类的道理。我们还是听听张先生是怎样说的：
《诸子略》中，有著录其书于某家，而其术兼擅他家之长者，其例甚多。故一人既有此家之著述，亦可有他家之著述，似未能以一方一隅限之。子晚子好议兵，特其术之一耳。《汉志》著录之三十五篇，盖所包甚广，故列之杂家也。（327页）
这篇短叙解释《汉志》列《子晚子》于杂家的原因，还阐述了秦汉诸子著书立说的通例，于《汉志》义例深心体贴，于《子晚子》内容曲得隐情。
“理有互通，书有两用”更明显的例子是《管子》，《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收录“《筦子》八十六篇”，而《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都归入子部“法家”类。这到底是部什么样的书？到底归入什么部类更为合适呢？我们来听听张先生是怎么说的：“《管子》之管，《汉志》作筦。颜师古云：‘筦，读与管同。’是汉人本作筦也。此书在刘向前，乃杂乱无章之文献资料。经刘向去其重复，订其讹谬，写定为八十六篇，仍为一部包罗甚广之丛编，固非纪录管子一人之言行也。古人记事纂言，率资简策。积之既多，每取其相近者聚而束之。大抵河平校书以前之古代遗文，多属此类，不独《管子》然也……今观《管子》书中，多言无为之理，详于人君南面之术，班《志》列之于道家，即以此耳。自《隋志》改列法家之首，后世学者，咸以管子为申、商之前驱，非、斯之先导，谓为刻薄寡恩。不悟道家之旨，施诸后世，其流必为刑名法术之学，此史公所为以老庄与申韩合传、而谓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也。或谓《史记·管晏列传》《正义》引《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是《七略》原文本不在道家也。愚则以为《七略》所云十八篇之书，乃昔人从八十六篇中选录论法之文十八篇以裁篇别出者，班氏为《艺文志》时，以此十八篇已在八十六篇中，故但列八十六篇于道家，不复列十八篇于法家也。”（285—286页）申、韩法术“皆原于道德之意”，而道家之旨一推行于现实生活世界，其流必然成为“刑名法术之学”，道家为法家之渊源，法家为道家之流衍。《通释》进一步指出道、法二家在现实政治中的深刻联系：“要之道法二家，相须为用。惟任大道，始以法治国；惟明法令，始能无为而成。相济相生，似二而实一耳。”从理论渊源上看则法出于道，就现实政治而言法道又“相须为用”，所以二家“似二而实一”。《汉志》列《管子》于道家，是从渊源立论；《隋志》《四库》列《管子》于法家，是从流变着眼。这篇叙录从学术渊源流变讨论《管子》的学术归宿，从一典籍这样的细处着手，从道、法二家学术渊源的大处着墨，所以论断深刻而又透彻。
《通释》中有时从对一书的解题进而阐述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潮，一个时代的创作趋向，这样的叙录解题高屋建瓴，表现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收录了“《扬雄所序》三十八篇”，《诗赋略》收录了“《扬雄赋》十二篇”，张先生对此二书的叙录就像两篇宏观论文。如《扬雄所序》叙录最后一段说：“西汉末期学者，以刘向、扬雄为最渊博。是为通人之学，与其时博士之学异趣。博士之学，在流于专固繁冗之后，忽有博学通人出，救弊起衰，以济其穷。物极必反，理势然也。王充《论衡·超奇篇》云：‘能说一经者儒生，博览古今为通人。’《别通篇》云：‘能多种谷，谓之上农；能博学问，谓之上儒。’又云：‘或以说一经为是，何须博览。夫孔子之门，讲习五经。五经皆习，庶几之才也。’王充生于东汉，目击西京博士之学，流弊甚大，故为斯论以振起之。西京之末，惟刘向、扬雄博学多通，与并世诸儒绝异。故后世论及博通之士，即取二人为例……西汉末期有此二人，遂开博通一派。于后世儒林，影响尤大。《汉志》叙次儒家诸书，而以刘向、扬雄二家殿尾，意固有在矣。”（279—280页）西汉末，学术由博士之学的隘陋趋于刘、扬之学的博通，这篇短叙中敏锐地把握了西汉末崇尚博学的知识取向。张先生治学也尚博通，这篇叙录也写得恢弘大气。《通释》对《扬雄赋》的叙录也有同样的特点：“《汉书》本传赞称其欲以文章著述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然则雄所述造，盖无文而不规效前修。著述之体，至此一变矣。其学博大深醇，实西汉一通儒也。”（359页）在扬雄之前，无论从事学术著述还是从事文学创作，学者和作家都很少模仿，学者期以立言用世，作家期以真情动人，莫不让思想和感情自然流露，或思想决定著述的表达体式，或情感决定作品的语言风格。扬雄登上文坛后，从模仿各种体式开始自己的创作，著述的体裁和形式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在扬雄之前，著述家依恃才华见识，扬雄而后则更靠学问功力；扬雄“欲以文章著述名于后世”的创作动机对后来的作者影响深远，“自东汉以来，士子竞以著书为弋名之具，雄实开其先”[15]，自此而后中国古代的文集日兴，所以张先生称“著述之体，至此一变”，一语切中了学术风尚转换的肇端。
三
《通释》“辨人”——考辨簿录作者——同样也能发千古之覆：要么指出作者张冠李戴，要么找到簿录的真实主人，要么确定作者的年代爵里，不管哪种情况，张先生都能为我们还原历史真相。
《汉志》所收录的图书中，有少数不仅书属于伪托，标注的作者也可能是子虚乌有，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载“《关尹子》九篇”，班氏自注其作者说“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从宋陈振孙、清四库馆臣到梁启超都断其书为伪品，从西汉刘向、东汉班固以来学界又都认为作者实有其人，并都言之凿凿地说其人“名喜”。《通释》对此书的叙录一扫二千年有关作者的迷雾：
今本之伪，固众所周知矣。即著录于《汉志》之九篇，亦难保其非依托。且“关尹”二字，乃称其人之职守，而非其姓氏。刘向入之《列仙传》中，又名关令子。彼既为神仙中人，岂复下笔著书？纪其事最早者，莫如《史记》。但言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而未尝言关尹亦著书。况《史记》所云“关令尹喜曰”，乃言关令尹见老子之至而心喜悦也。司马迁以后之人，误读《史记》，遽以“喜”为其名，或直称之为“尹喜”，自刘向、刘歆已然，班氏自《注》，亦沿其误。他如高诱注《吕览》，陆氏撰《释文》，皆谓其人名喜。名之不正，孰甚于此。后世对其人之姓名，不免以讹传讹，则其人之有无，自难遽加论断，遑论其著述乎？《汉志》著录九篇之书，殆秦汉间人所撰记，托名于关尹耳。（291页）
细读《史记》原文就不难明白，“关令尹”显然是称其官职而非指其姓氏，“喜”是形容关令尹的心情而非指其人名，但自从向歆父子、班固、高诱、陆德明等通人硕学都称其人“名喜”，后世谁还会怀疑这些大儒可能误读《史记》呢？前人唱影后人绘声，就这样一代代以讹传讹，历代学者们共同“塑造”出一个“尹喜”来。如果没有《通释》这篇叙录探微索隐，“尹喜”不知还要“活”多少年多少代。
除了像“尹喜”这类作者是无中生有外，《汉志》中还有少数作者属于张冠李戴。《汉志》所录的书籍其书名有的与今本不同，也与六朝、唐宋人所见本不同，甚至还不同于班氏之前的《别录》、《七略》。古书书名并非作者所拟，常为编次其书的人所加。班氏撰《汉志》时为求体例统一，也时有改易书名的现象。由于一书而有数名，或数书而共用一名，加之后世此书亡佚，这易于滋生学者的困扰和疑窦。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载“《韩氏》（《易》传）（此二字承前省略，为引者所加——引者注）二篇”，班氏自注“名婴”。因《汉志》改易了书名，班氏自注又过分省略，招致对其作者的猜测误解和其书真伪的怀疑。我们来看看《通释》如何梳理与判断这一学术公案：
《唐会要》载开元七年诏：“《子夏易传》，近无习者，令儒官详定。”司马贞议曰：“按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又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是其书本名《子夏易传》，不名《韩氏易传》。《七略》旧题，昭然可考。班固此《志》录诸家《易传》，自《周氏》二篇至《丁氏》八篇七家之书，悉题某氏。欲使前后一例，遂采《七略》之语，改题《韩氏》耳。但《儒林传》不言韩婴字子夏，后人遂误以为是孔子之弟子卜商。至《隋书·经籍志》乃直题之曰：“《易》二卷，魏文侯卜子夏传”，则因子夏二字而傅会之也。于是异说纷起，争论不休。独宋翔凤《过庭录》谓“子夏当是韩商之字，与卜子夏名字正同。当是取传韩氏《易》最后者题其书，故韩氏《易传》为子夏传也”。其说甚通，可成定论。（180—181页）
因《汉志》中的《韩氏易传》原名《子夏易传》，班氏注中又没有明言韩氏字子夏，《隋志》撰者望文生义，将汉代的韩商“子夏”换成战国时的卜商“子夏”，由此使后世聚讼纷纭。直到现代余嘉锡先生辨于前，张舜徽先生申之于后，这一公案才得以了断。平心而论，对这一问题的考辨余先生应居首功。[16]
《汉志》所录书籍有时没有标注作者，《通释》在考定著作人归宿上多有发明。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杂家”类收录“《博士臣贤对》一篇”，并注说“汉世难韩子、商君”。班注是说明此书内容，那么“汉世”是谁难韩子、商君呢？《通释》在此书叙录中说：“此即汉武帝时之韦贤也。贤字长孺，鲁国邹人。《汉书》本传称其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与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贤以与谋议安宗庙，赐爵关内侯食邑，徙为长信少府。以先帝师，甚见尊重。可知贤在昭宣之际，实为儒学重臣。既博通经义，则言治必与法家异趣。此一篇盖其为博士时对朝廷之问也，故题云《博士臣贤对》耳。班固既未采录入《传》，文亦早亡。班氏自注云：‘难韩子商君。’则非韦贤莫属矣。”（333—334页）这则考辨确定了此书的作者，也阐释了此书书名的意义及其由来。
《汉志》中收录的书籍其作者时有爵里乃至姓氏的错误，这些错误有的出在班氏本人，有的出在抄写《汉志》的后人。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纵横家”类收录了“《庞煖》二篇”，并自注说“为燕将”。《通释》认为这是班氏的错误：“《史记·赵世家》称‘悼襄王三年，庞煖将攻燕，禽其将剧辛’。《燕世家》又称‘燕使剧辛将击赵，赵使庞煖击之，取燕军二万，杀剧辛’。是庞煖乃赵之名将。班《志》自注云：‘为燕将’，盖记忆偶误。《兵书略》权谋家又有《庞煖》三篇，其所言者，盖各有在也。”（322页）以《史记》释《汉志》之误，起班固于地下也无以自辩。再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杂家”类收录“《尸子》二十篇”，并自注其作者说：“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这次班氏在作者籍贯上又偶有疏误：“《史记·孟荀列传》：‘楚有尸子。’《集解》引刘向《别录》云：‘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案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据此可知班《志》自注所云‘鲁人’，鲁乃晋之误，二字形近而讹也。考《后汉书·宦者吕强传》注云：‘尸子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是此书二十篇之书，既富儒家之言，复有水地之记。其学多方，本不限于一隅。有如《文心雕龙·诸子篇》谓其‘兼总杂术’者，不诬也。如徒以其为商君师，佐之治秦，遽谓为仅长于刑名法术之学，则犹浅视之矣。”（329页）这则叙录以班氏之前和之后的史料，无可争辩地证明尸子不是鲁人而是晋人。还有《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阴阳家”类收录的“《黔娄子》四篇”，班氏自注称作者为“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梁启超引《烈女传》“鲁黔娄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的记载，怀疑黔娄子“非齐人，更不及威王时矣。或是两人耶”？张先生对此的解释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齐鲁接壤，或实齐人而居于鲁，或实鲁人而居于齐，此乃事所常有。故记之者或称为齐人，或称为鲁人也。至于时君之名，间有不合，乃古人记忆偶差耳。皇甫谧《高士传》称‘黔娄先生齐人，修身清节，不求进于诸侯。著书四篇，言道家之务，号《黔娄子》。终身不屈，以寿终。’”（294页）刘向称黔娄为鲁人，班氏说他是“齐隐士”，晋人也称黔娄为齐人，在目前没有更多史料确证的情况下，张先生的断语可能较为明智。当然，有些错误不能归咎于班固，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阴阳家”类所录“《乘丘子》五篇”，古今姓氏书并无“乘丘氏”，而《汉志》自注又称他为“六国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是来看看《通释》的考释：“《广韵》下平十八尤、丘字下云：‘《艺文志》有桑丘公。’《通志·氏族略》云：‘桑邱氏盖以地为氏者，《汉书》桑邱公著书五篇。’是今本《汉志》误桑为乘，为时不早，盖近世传钞致讹。”（303—304页）南宋末郑樵所看到的《汉志》还是“桑丘”，可见现在《汉志》中的“乘丘”是南宋后传钞讹误。张先生的考辨使《乘丘子》的书名和作者都真相大白。
由于古代文字读音通假，《汉志》中作者姓氏名字也常有因音近假借的现象，这样便有一人而有数名或数姓，使得后人确定一书作者时十分困难。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载“《蜎子》十三篇”，并自注其作者说“名渊，楚人，老子弟子”。张先生通过秦汉史书证明“蜎”为“环”的假借字，“蜎渊”就是“环渊”：“环、蜎古字通。《楚策》范环，《史记·甘茂传》作范蜎，可证也。《史记·孟轲荀卿列传》云：‘环渊，楚人。学黄老道德之术，著上下篇。’即其人已。史言‘著上下篇’，著之言犹注也，谓为《老子》上下篇解说，使其义著明也。其解说之文有十三篇，故《汉志》如实以著录之。”（290页）虽然《蜎子》十三篇已经亡佚，但《通释》仍经由史料旁证和本证，考出《汉志》中的“蜎渊”即《史记》中的“环渊”。又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载“《捷子》二篇”，并自注作者为“齐人”。可秦汉其他史书中找不到有齐人名“捷子”，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是《通释》对此书的叙录能为我们释难：“《史记·孟荀列传》云：‘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汉志》著录之《捷子》二篇，乃其自得之言也。接、捷字通，犹《说文》箑字，或体作 耳。《史记·田完世家》、《孟荀列传》作接子，《汉书·古今人表》及《艺文志》作捷子，固一人也。《人表》列此人于尸子之后，邹衍之前，为六国时人。”（298页）通过《说文解字》找到捷、接二字相通的例证，考出《史记》中的齐人“接子”即《汉志》中的齐人“捷子”。从这里可以看到，张先生继承并光大了清儒从小学入手的治学思路。
四
部次书籍离不开“辨体”、“辨义”和“辨人”，而作为对《汉书·艺文志》的“通释”，当然也少不了辨伪——或辨典籍属伪书，或辨其内容为伪造，或辨作者属伪托，这同样也是“知识考古”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汉志》进行辨伪相当复杂，有时典籍既属伪书，作者也是伪托，这种情况是书与人都伪。如上文论及的“道家”类《关尹子》，关尹子其人就是子虚乌有，《关尹子》其书又岂能为真？
人与书均伪还可再细分两种不同的情况：有时伪书内容全属伪造，这种伪书就一无可取；有时伪书中有真事、真意或真情，即古史辨学派所谓“伪书中有真历史”，这种伪书便有很珍贵的历史价值。《通释》很注意对作者与书籍辨伪，但对伪书并不是一概弃如弊屣。《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首载“《伊尹》五十一篇”，并注明作者即“汤相”。次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同样注明作者“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梁启超怀疑在文明初启之时，怎么可能写出几十篇或几百篇如此大篇幅的著作？因而他说二书“可断其必诬”。《通释》在二书叙录中不仅也断其书为伪，还分析了古人作伪的心理动因：“君人南面之术，所起甚早。然必君臣之分既立，而斯论始有所传。其不起于夏殷以前，无疑也。顾夏殷之世，君人南面之术虽已萌芽，初但口耳相传，至周末诸子，各述所闻，始著之竹帛耳。《淮南子·修务篇》有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记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可知诸子之书，例多托古，不足怪也。”（282页）只有像张先生这样深明古书通例的人，才会写出这种入情入理的叙录，不只是满足于简单地指斥其伪，而是细致地分析先秦普遍作伪的原因。还有些学者一见其书既然属于伪书，便断定其义必然无取，张先生则认为周末诸子很多书虽为依托，但书中内容并非全是伪造，如他在《太公》一书的叙录中说：“上世言道术者，为使其书见重于世，故必依托古初，高远其所从来。言道术者之必推本于伊尹、太公，犹言方技者之必推本于神农、黄帝耳。此类书战国时兴起最多，要必前有所承，非尽后起臆说也。学者籀绎遗文，可慎思而明辨之。”（283页）其书虽为伪托但义并非杜撰，战国时期这些伪书仍值得后人细读明辨。张先生在《广校雠略》中也强调“伪书不可尽弃”：“学者如遇伪书，而能降低其时代，平心静气以察其得失利弊，虽晚出赝品，犹有可观，又不容一概鄙弃也。”[17]
《汉志》中少数典籍尽管其书不伪，但其内容全是杜撰臆造，《通释》对此类书籍和作者毫不假辞色。《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收录了“《太古以来年纪》二篇”，
顾实称书的内容“皆汉古说”，张先生则认为这类以“年纪”形式写出的历史书籍，作者毫无历史责任感，内容也毫不足取：“羲农以前之事，多见于纬书，其书已不完。即其所存者观之，多荒诞不经之说，犹各国古史之有神话也。诸纬书所述古事，始于三皇，继分十纪，大抵出于臆造。荒远无稽，不足信也。古人撰《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曰：‘唐虞以上，不可记已’（《龟策列传》）；‘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货殖列传》）。又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五帝本纪赞》）。可知昔贤阙疑之义，为不可及。纬书起于西汉之末，故有撰《太古以来年纪》以欺世者。考《礼记正义序》有云：‘伏羲之前及伏羲之后，年代参差，所说不一。纬候纷纭，各相乖背，且复烦而无用。’是其说为世诟病，由来久矣。”（233页）这类所谓“年纪”“史书”，根本就违背了历史“无征不信”和“多闻阙疑”的学术原则，作者有意地为了个人目的而凭空滥造，难怪《通释》严厉地斥责它“荒诞不经”。《太古以来年纪》这类书籍的恶果，造成读者历史知识的混乱尚在其次，因为这可以由严肃的史学家出来纠正，最可恶的是它带坏了一代甚至几代学风，哪怕其书久已亡佚，其流毒仍然难消，后来那些投机取巧者会见样学样地跟着作伪。《通释》接着指出它的恶劣影响：“《汉志》著录《太古以来年纪》虽仅二篇而又早亡，然其余绪未绝，影响深远。后世若蜀汉时谯周之《古史考》，晋人皇甫谧之《帝王世纪》，唐人司马贞之《三皇本纪》，宋人罗泌之《路史》、金履祥之《通鉴前编》，皆其嗣音。”这是追索作伪的上游源头与下流余波，是在“考镜”作伪的渊源流别。最后，《通释》还阐述了现在史学家所当取的严谨态度：“今日而言太古之事，必须以科学之律令，从事于实际之考察，得地下遗物证验，始可推知其年代，固非徒据书本，所可逞臆空谈者矣。”（233—234页）今天学术界抄袭作伪之风盛行，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像张先生所说那样，将“科学之律令”装在胸中？
张先生本人倒是身体力行，在《通释》中常利用现代的出土文物来证明前人论定的伪书不伪。如《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形势”类录“《尉缭》十六篇，图五卷”，清代姚鼐、谭献等人都断定此书“为伪书”，不过是“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张先生在此书的叙录中则说：“自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初期墓葬中，出土先秦古籍竹简数千枚，以兵书为多。而《尉缭子》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诸书俱在。藏于地下，已历二千一百余年，信为先秦遗编无疑。《汉志》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注云：‘六国时。’《隋志》杂家有《尉缭子》五卷，注云：‘尉缭，梁惠王时人。’则与孟轲同世也。”（380页）出土文物铁证如山，所谓《尉缭》属“伪书”的言论不攻自破。不管是证伪还是证实，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像张先生这样“拿出证据”来。
当然，《汉志》中能直接用地下出土文物证伪或证实的典籍不多，《通释》对书籍辨伪用得最多的方法是考之史志以验证其书籍与作者，考之本书以验证其内容前后是否吻合，考之他书以验其是否为原著。张先生说鉴定书之真伪万不可轻率：“世之鉴定伪书者，固贵有证，尤贵有识，否则必以不伪为伪，则天下宁复有可保信之书！”[18]他在《汉书艺文志释例》中还以罕见的严厉语气批评后世那些未能“深明著述本原”的学者，“书未开卷，先辨真伪，苟未得其主名，辄臆定为赝鼎，任情轩轾，随声是非，终致经典束阁，不思窥览，岂不悖哉”！[19]《通释》辨伪的方法既非常科学，态度也十分慎重，有时虽意有未安但查无实据就只好存疑，从不轻下断语称某书为伪书，某作者属伪托，真正达到了他为自己所悬的学术高标：“持论归乎至平，立义期于有据。”[20]《通释》的知识考古既体现了张先生的博学深识，也体现了他治学态度的认真严谨。
注释：
[1] 参见拙文《学术流派的盛衰与各科知识的消长——论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的知识考古（上）》。
[2] 张舜徽《广校雠略自序》，《广校雠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3] 张舜徽《簿录体例论》，《广校雠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4] 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6页。参见拙文《“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论郑樵文献学的类例理论》，《图书情报知识》，2009年第3期。
[5] 转引自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6]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270页。后文凡出自《汉书艺文志通释》的引文，为节省篇幅，皆随文标注页码，不另出注。
[7]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8页。
[8]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注解》，南京共和书局1924年版，第95页。
[9] 章学诚《校雠通义》，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5页。
[10]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32页。
[11] 张舜徽《八十自叙》，《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2]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13]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注解》，南京共和书局1924年版，第241页。
[14] 章学诚《校雠通义》，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47页。
[15] 张舜徽《著述体例论》，《广校雠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16] 参见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0页。
[17] 张舜徽《审定伪书论》，《广校雠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18] 张舜徽《审定伪书论》，《广校雠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19] 张舜徽《广校雠略》附录《汉书艺文志释例》，《广校雠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20] 张舜徽《广校雠略自序》，《广校雠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01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