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辛辣地嘲弄新闻记者享受“娼妓长期以来的特权—只管享受，不负责任”仍然在引起反响。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我们认识到没有新闻媒体就活不下去。有时候可能觉得新闻只不过是我们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的东西，其实它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在我们对任何事做出的反应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新闻媒体控制着电视，和无所不在的大众化的印刷业。学者和专业人士因为自己的专业可能暂时逃脱其魔爪，但是一旦他们迈出熟知的领域一步，就马上进入了大众化的思想洪流和其他任何人没有两样。
我们说新闻媒体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鲍德温的嘲笑包含深刻的思想—人类身上病态的东西：我们整天忙于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想知道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有个不那么极端的观点和我们的常识一致：也就是，在受过教育的民主社会里，大量的信息是不可或缺的，新闻媒体是唯一能够给我们提供信息的行业。但是，就是这里，更大的事件如2004年的伊拉克战争已经让许多批评家断言新闻媒体已经失去往日的操守，堕落成为鼓励我们朝着正确路线思考的帮凶。等于在暗示新闻媒体已经堕落成为宣传机器。
因此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其一，新闻媒体本身就是对文明的病态歪曲，其二，受人尊敬的、必要的信息提供者已经失去操守，新闻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对真相的模仿，一句话，成为病态的。完全区分两者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还是按顺序依次来讨论。
新闻是回答古老的罗马问题：有什么新东西？Quid novi?—What’s new?这个问题只有在另一个问题：什么是旧东西？的背景下才有意义。该问题的答案必须有一些所谓“事件“events”的东西组成，正如词源学（eventus）解释的，“事件”就是某些被看作早先情形的结果的东西。塑造事件是门艺术，需要将熟悉的事实和程式归类来突出其独特性。有些人总是技高一筹，但是一旦掌握这门艺术，多数人都可以做这些事。
说起来只是程度问题。圣经用几句话讲了些故事，小说家可以将某人的一天演绎成一个长篇小说。对故事做出反应是人生的一部分，和我们对程式，感官，分类，回忆等做出反应不同。人生无法摆脱流言，仪式，以及压倒一切的事件如战争，饥荒等，但是多数人尤其是文盲基本上只对直接影响他们的事情感兴趣。新闻媒体就是要培养我们对远方发生的事情的关心和注意。
这点和宗教有根本区别。宗教是关注仪式和讲道集中探讨我们永恒存在的信仰问题。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不信任新闻因为他觉得新闻让我们对短暂着迷，无疑他是对的。黑格尔（Hegel）说在他的时代，报纸取代了早晨的祈祷。也许作家帕斯卡（Pascal）是最早看出人类对日常事物的着迷转移了对自身存在现实的关注是病态的。如今的新闻媒体已经扩展了它的领域，当然涵盖了宗教事件，关心不同宗教的信仰问题，但是宗教新闻本身剥夺了它在信仰者心中的崇高地位，把宗教降低到和其他被报道的人类活动同等的水平。宗教教义是故事的原型，享有的地位高于平常的观点和新闻故事。
对这些原型以深思默想的方式做出反应（或不做出反应）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但是在新闻媒体主导我们思想的时候，对思考的渴望被对新奇事情的激情所稀释冲淡。我们刚看完一篇关于宗教的文章转而看关于时尚，体育，公共事物等。就像民主一样，新闻是狂热的平衡者。
从历史的角度看，新闻发源于国王，商人，管理者的具体兴趣。国王需要知道其他国家的情形，他的大使给他发回报告，正如商人需要知道赚钱的机会和做生意的行情。而一个像罗马天主教（Papacy）这样的环球机构需要不断的信息流。希腊人，罗马人，中国人等都是伟大的编年史家。可以肯定希罗多德作为历史学之父从一连串偶然性事件中创造了无韵体文学，但是这些作家的欲望恰恰超越了偶然性并发现了更宽泛的解释性的结构。
印刷业当然改变了一切，导致了权力从高贵的赞助人转向得到教育的城市居民。重大的政治性问题以书本，传单，大幅印刷品的形式辩论。外交官和商人的专利不久就推广到拥有更多的读者的新闻记者。
新闻媒体成为神秘时代[？]（arcana imperii）终结的开始。到了18世纪，可靠的物资流通确保出版商可以出版年度的，每月的，最终达到每周的，每天的期刊。这是保证新闻定期出现的首要条件。别的机制出现来帮助编辑填满版面---比如，纪念刊，在上面没有任何和作者或话题相关的东西只是时间的间隔而已。
其实还有更深层的潮流。现代西方世界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往往有强烈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重要的科学奇迹来自我们喜欢测量物体、发现与测量相关的规律的习性。在现代史早期，历史和事件报道的价值在于它们能提供教训或归纳出一个道德的或实用的智慧。事件的意义要在它的结果中去寻找。波士顿严肃艺术博物馆（The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有一幅意大利画家提埃波罗（Tiepolo）在（1745-1750）期间画的画名字是“时间揭示真相” （完全是海德格尔Heideggerian的语言）这个寓言很复杂。这幅画（在我看来）不是没有粗俗的地方，但是笼统地讲，它把握了讲求实惠的人如何明白智慧的。与此对照的肯定是宗教关于生活真理的揭示，但是人类社会是黑暗和邪恶的，事件之间的联系是模糊的。
这里我们相信时间告诉人们依赖他人是不是正确。对偶然性的兴趣恰恰是因为偶然性和法律不同。跟从事件的发展轨迹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发现真相。这个观点可能的言外之意就是你再过一段时间来就能知道更多的真相。
新闻就这样从我们文明的深层洪流中出现。它根源于希腊和罗马经验，到中世纪以降的了解世界真实事件的激情好像一直在成长。散文体文学和小说是它的发展部分，杜撰事件的全新领域开始出现。关于国王，贵族，圣徒的故事被扩展延伸至更笼统的话题并关注个别人的生活。在宗教关于生活的描述中，这样每天例行性的事件只是本质问题上面的泡沫。但是克尔凯郭尔看到，短暂开始主宰我们的兴趣。
持续扩散的新闻兴趣影响到我们对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认识。一个尼姑的思想肯定和一个家庭主妇的不同，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肯定和一个活动家的思想不同，但是新闻媒体提供的是模式化的兴趣。新闻影响我们思维的其中一个维度就是让我们的习性变得乏味无聊。
一个关注事件新奇性的人在打开报纸时对事件进行思考的程度肯定要低。变化的细节占满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让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思考。那些真正得到教育的人如宗教家，哲学家，科学家思考有关上帝，自然，文学的问题，在非常细微的东西中发现新的内涵。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新奇信息的提供就会感觉非常难受，因为现实大部分是重复的，新奇是琐碎的功能。总而言之，人们变得越来越浅薄。就在这时新型的意识在技术革新的幌子下粉墨登场，以致于我们能一天24小时看新闻，听评论。
新闻媒体本性是帝国主义的，它侵犯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并抢来据为己有。考虑一下学界，学术中人全身心投入探索现实的某一个领域比如历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等。学术研究是艰苦的，需要集中精力来搞，需要往返多次验证其可靠性不断推动学术的进展。学术没有最后期限的紧迫感。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常常是呆板迂腐的，沉闷乏味的，当然对那些自以为是不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就精通的人不耐烦。几个世纪以来学者总是为自己辩护为什么蔑视讲究实惠的人。
学术界一直鄙视新闻媒体和大众化。剑桥大学英语导师利维斯（don F. R. Leavis）对星期日新闻评论厌恶至极。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泰勒（A. J. P. Taylor）从来没有争取完全胜任的教授职位因为（据说）为报纸写文章会降低自己的学术水平。
或许可以用另一个更尖锐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2004年早期，伯纳德•利温（Bernard Levin）去世。他是伦敦新闻界知名人物，既才华横溢又诙谐幽默。许多朋友记得他常常逗得满桌子的人哄堂大笑，但是没有哪个人能举出例子表现他的智慧。后来当时最知名的专栏作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ris）撰文说问题是新闻的深层内涵：新闻报道绝对依靠写作时的那个瞬间。好的新闻报道就是从瞬间的思想获得灵感，难怪后来在回忆就绝对抓不住当时的精彩了。确实，用批评性的眼光阅读新闻报道很难不发现里面大量的冗词赘句，废话连篇。
学者自我保护性的对大众化者的蔑视已经不见了，随着对新闻媒体蔑视的消失，新闻界人士开始到学界晃悠。学者现在成为大众传媒的知名人物并不觉得丢人现眼，更进一步扩展了新闻界的统治权。更糟糕的是，新闻界通过和文化流向的神秘结合开始进军教育界。
社会科学课程的老师长期感觉到学生阅读报纸成为他们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学校学术的衰落，老师无法再要求学生必须学会他的思想作为他们教育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老师被迫顺从学生的兴趣引诱他们参与大众化的进程。新闻帝国就这样藏在冲动的背后把学校值得考试的内容和新闻联系起来。大学的另一个类似现象是大量扩招引进许多才智不怎么高的学生。许多大学不再专注于教育必须的方法和训练，提供的课程是跨学科的，里面涉及大众感兴趣的几个领域如环境问题，用一点科学，一点历史，一点常识探讨它的问题。
新闻意识延伸到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更宽广的领域。新闻记者成了抓住事情的要点的大师，要点成了世界的主宰。这个方式主导当今政治的现实或许帮助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立法这么频繁的修改，修正和替换。新闻媒体就这样挑战苏格拉底的名言：智慧就是明白自己的无知。新闻界中人都是万事通，并以此自豪，在知识竞赛节目中将这种观念合法化，而且对那些说不出美国内战发生在哪个世纪，或美国有多少个州的人不屑一顾。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认为新闻记者是娼妓，但是万事通怎么被认为对性欲的满足？答案是新闻界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被看作哲学和科学源头的“好奇”相联系。人们可能又问好奇难道是罪恶吗？答案是我们常常对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感到好奇。村子里长舌妇的流言蜚语是地球上最具好奇心的事，“门口停”的新闻记者和专门偷拍名人照片的记者就是这些长舌妇的继承人。
而且，好奇心是有知识的人对别人感兴趣的事做出的反应。从肤浅的角度看，我们很容易受到影响仅仅因为别人好奇就对某些事情感兴趣。
最明显的恶性循环的好奇心是病态的。柏拉图明白这点，他说思想是个冲突的场所而不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ean）的和谐。在《理想国》(Republic)中，苏格拉底讲了阿格拉伊亚（Aglaion）的儿子利奥尼特斯（Leontius）的故事：“在北城墙外彼来坞港（Piraeus）回来的路上，他注意到刽子手站在旁边，地上一些罪犯的尸体。他想走过去看一看，同时他又感到恶心想走开。他思想斗争了好一会儿，用手捂住眼睛，但想看的欲望实在太强烈了。他瞪大眼睛跑向尸体喊道“来啦，该死的，美妙的情景尽情地看吧。”现在有些媒体照片非常引人注目，简直就是艺术，（比如体育上的）但是我们在通俗小报上看到的报道常常让我们感到恶心，腐蚀我们的感官，让我们学会这种版本的肉欲满足—了解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正如帕斯卡所说“好奇心常常只是虚荣心，我们往往了解一些事情只是为了向别人炫耀。”
这是新闻媒体“殖民化”我们思想的另一个领域。不怎么合法的满足的可能性本身促使我们胃口大开。所有这些还带上伦理的色彩公众的知情权。现代社会不可能明确区分什么是我们好奇心关注的正当对象什么是慷慨地塞给我们的信息。对信息不加分辨的接受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但是信息丰富的生活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我们被无休止地、应接不暇地归纳到具体的社会类别中---退休者，十多岁者，已婚者，单身者，异性恋者，同性恋者等，我们的身份朝四面八方散开，我们的思想被稀释。我们失去了属于真正自我的核心，和别人融合起来成了陌生的集体信息流的一部分。
直到20世纪人们并不怎么在意新闻媒体。有些记者我们现在承认写出了书或作品，有些只是为大众写报道。新闻记者只有相对小的专业地位。按照《头版头条》和别的小说的形象，20世纪的新闻记者是些精明的酒鬼戴着绿眼罩因为他们在庞大的办公室审阅稿件。这些人认为新闻报道因而反映世界，
认为（正如C. P. Scott说的）“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他们是经验主义者把记者的报道当真对待，声称“实话实说”。用古老的逻辑模式就是“地震中死去20人”是真的，只有在地震中确实死了20人的情况下。但是到了20世纪的某个时候一种熟悉的社会变革出现了。新闻成了一个“专业”（不仅仅是个行业）屈服于大学的文化中。
新型的高级记者学到了些知识明白新闻报道不能单单反映事件，因为每个事件都是非常复杂的，可以从多种角度来描写，它的意义取决于记者事先的选择。新闻是塑造出来的东西。这个观点反映当时流行的时髦用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明”的形象。这是个改变谦恭的记者生活的理论。记者不再是把事实变成文字的小工匠。记者成了新闻的创作者。新闻记者确实和小说家不一样，但是某种程度的创造性却是需要的即使在报道最不起眼的新闻时。部分地由于这个心态导致了签订合同的为报纸提供报道和照片的大量出现，以及各样专栏的全面开花。结果导致了年轻人争先恐后当记者的流行风气。因为做记者工作干净有规律，有足够的自我表现空间同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不需要多少知识储备，不需要出色的才干智慧。
在某种程度上，新闻界“建设”和“发明”的观点抓住了新闻的一些真正的本质。本来一个小小的轻松的加上新闻记者个人理解的认识论可能是根本无害的，但是它很快突变成为一种救世主义。究竟这个突变是怎么产生的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在20世纪下半叶许多领域出现的类似过程进行解释。
老师们认为作为新一代人思想的监护者，他们拥有社会进步的钥匙。在教室里传播正确的思想就能减少下一代的暴力和偏见，塑造年轻人正确的态度至少和教育本身一样重要。同样的，律师企图超越冷冰冰的法律条文让社会更加公正，许多拥抱流行病学的医生不怎么关心救治自己的病人更热衷于指导人们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都是社会塑造者的社会责任的观念迅速传播开来甚至进入惟利是图的领域。我们或许总结说所有这些专业人士表现出知识精英的矫揉造作。具体到新闻记者这种和流行病学的接触变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党派偏见。
这个问题常常用“偏见”的概念加以解释。在地滚球游戏中，某种程度的歪曲偏离（所谓偏见）检验运动员的技能，相应地，对一个事件带有主观因素的解释也被描述成‘偏见’。没有人怀疑这种主观性是偏离歪曲，但是普遍认为通过讨论和批评真理就能出现。
新的原则坚持在最初级的程度上既然任何判断都是有偏见的，怎么讲就无所谓了。任何声称中立的说法都会赢得别人的嘲弄。仅仅几十年前事实还被区分开来是真理的硬家伙，和价值观点不一样，它们只不过是感情和喜好的漏洞百出的机器。现在事实已经失去了优越性。文化分析家步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后尘把真理解构成权力。
哲学史非常熟悉的特征就是怀疑主义和教条主义相伴而生。教条主义正是从怀疑主义的狂欢中产生认为所有的文化是同等的有效，所有的观点都是平等的，至少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它们只能被区分用某种形式的“正确性”。
这个学说的救世主义相信对世上所有观点都怀疑，新闻记者作为批评思想家表现出高于普通选民的智慧和优越性。这种批评性的智慧的表现在新闻记者提出不受他的环境影响的观点。这个出身环境包括阶级和国家还包括欧洲文明本身。
新闻记者把自己看作充满偏见和迷信的世界中的“自由的流动的知识分子”。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形象常常被进一步的观点补充---批评思想家已经摘掉了潜藏的党派偏见的面具普遍相信西方文明比任何别的文明都高贵。这种文明的自我批评常常以道德的形式，用更高的道德说教（如人权，反帝国主义，种族平等）使用在欧洲社会本身，并把这个标准向后追溯考察祖先犯下的罪行。发现集体的愧疚是对西方许多行为合适的反应，从十字军东征到奴隶制到种族隔离制度。有些激进分子要求官方正式道歉，有些政治人物（托尼布莱尔是其中之一）就道歉了。怀疑性的非判断主义已经奇怪地演化成教条的谴责，制造出一种怪异的集体愧疚，批评家可以通过认识到这点而赦免自己。
在大学里和西方新闻学院里这个过程的历史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如果忽视它的话，我们就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对新闻的着迷实际上和我们讨厌新闻分不开的。最粗俗的表达我们讨厌新闻的方式是说报纸和电视节目上描绘的世界与我们的政治观点不一致。
“右派”中的这种不满比“左派”多，但是双方都有。这里不满肯定显得奇怪，因为新闻记者常骄傲地宣称报道或尽力报道各种观点。“角度”当然是庸俗的简单化能够认出哪些批评哪些赞成，哪些再熟悉不过的观点。无疑，我们都很开心看到电视评论员在两个对抗的客人之间变来变去的荒唐，用机械的极端的方式把反对的意见传给对手。
我认为，没有人真的相信记者获得的学术智慧帮助他们更好的描述世界。当今我们并不比早先记者据实报道事件时得到更多信息。确实，关于媒体的各色观点让人们深深怀疑他们对现实进行了带偏见的描述。有些大胆的记者赞同这个共同的、讨厌的观点作为他们失去操守的证据，但是21世纪的早期，很难拒绝这个观点正如在现代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一样，新闻越来越给我们生活方式带来病态的影响。
尽管记者对批评精神喜好无比，他们是最新知识时尚的随波逐流者。他们想说的话危险地和他们试图揭示的姿态相联系。他们基本的道德立场肯定是对真理的坚定不移的关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新闻媒体展示了西方色彩的一面。因为长期以来认为我们的文明是“追求真理的”。但是，这里的“真理”我们指的是超越了和事实的联系，我们必须加入一个难以定义的正直的因素。一个真正优秀的记者为了超越过去一个世纪浮上台面的腐败行为，需要坚强的责任感，敏锐的观察力，几乎像学者一样对能言善变有强烈反感。
毫无疑问认为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记者比我们当代的记者严肃正直是危险的，但是在作家伯杰特（Bagehot）和 莱斯利 •斯蒂芬（Leslie Stephen）的作品里，我们拥有新闻界和学术界的前沿并不曾失去自己操守的人物。也许仅仅因为那个时代廉价的耸人听闻的诱惑还没有现在严重，或者因为那时的记者有更大的空间。
然而，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出现并成为现代新闻业的航标灯。像狄更斯和左拉这样的小说家肯定不是首先探索“下等人的生活”，但是他们扩展了社会理解的边界为了把社会中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生活纳入文学作品成为素材，同时表现时代门面背后现实社会的丑恶，贫穷，罪恶和压迫等。
这个文学运动的核心观点正是新闻记者本身的观点，确实狄更斯和左拉本人都当过记者。现实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生活是个大舞台，现实就是你走进幕后看到的一切。换句话说，现实就是那些喜欢掩盖真相的人掩盖的东西。新闻记者的立场是充当揭露机构真相的调查者公开秘密的人。
这个笼统的理论明显使丑闻和阴谋通俗化作为揭露的工具。仪式和权威的守护者当然对这种批评往往招架不住。它们外向的一面是本质特征，隐藏其后的东西可能是平庸陈腐的甚至更糟。这里我们看到现实无法区分那些本身没有任何力量的东西和那些从中可以有用地揭露虚伪和装腔作势的东西。
然后新闻界开始关注真正“耸人听闻”的事件上如战争，地震，政府上台下台，但是它可以通过挖掘幕后新闻成倍增强轰动效应。有些社会名流皇室成员，政客，演员，本身就引人注目，但是更妙的是挖掘他们的幕后新闻。当场勃然大怒比保持尊严更有看头，稍微带点调情比自我控制更有卖点。最近的哲学深受所谓的“怀疑哲学家如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影响。但是在新闻界怀疑是整个行业最本质的特征。
现代新闻业的理论基础，它们声称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吸引我们的注意，变成了揭露别人试图掩盖的东西的行业。这在尤其掌权者想掩盖的东西当然是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日益增加的对权威的嘲弄讥讽的分水岭。人们开始认为官方对任何事情的描述基本上是错误的。这里我们发现新闻记者愤怒立场的开头，因为记者要求“全面开放”公众有权知道的任何东西。
这是新闻业的理论基础，但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它豢养出来的激情。正如上文指出的，鲍德温认为它提供了一种和性欲一样强烈的要求，也许并不一定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有关---一种对丑闻的激情。新闻业最明显提供的是“轰动效应”或者让人吃惊的高兴事，因为发生了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新闻报道的故事本身增加了加入了出人意料的成分。
但是如果这个小惊奇是发现了某个名人私生活的变化又如何呢？这里就看一个帕斯卡无聊和乏味的好奇心的例子。早先提到的显然夸大了的长舌妇的流言蜚语。或许最好的评论是歌德的“贴身男仆眼中没有英雄（valet de chambre）”黑格尔添了一句“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了，而是因为男仆是个男仆。”
正是这个心理学上的贴身男仆主义---降低和贬损的激情让新闻媒体明显丧失了古老的理解政治现实的职责，外交官给国王汇报的职责。
正如事情发展的那样，新闻业已经屈服于我们这个文明的普遍的激情：娱乐。就到现在为止的许多人而言，娱乐和消遣是难得的乐事。工作期间的严肃性可能让教堂弥撒更容易接受，当然导致懒于思考的心态，正如蒲伯（Pope）所说“娱乐消遣是那些不能思考的人的快乐。”
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电台，电视，书籍，杂志，无处不在的音乐让许多人觉得找到平静的心境是个难得的奢侈。考虑到不断增加的新闻界提供的信息都是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不难得出结论新闻业的大部分内容就是消遣。正如过去让我们开心的畸形怪物和有胡须的女人一样，现在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希奇古怪的私生活引起我们的好奇和吃惊。新闻和娱乐的融合最明显的证据是报纸对待新闻的方式，在更高的层次上多次反复的公司扩张比如同一个公司控制电影，电视，报纸。这样说我并不是暗示有公司阴谋。企业间的合并只不过是在新闻界噗噗地往上冒泡个变化过程加上的最后一个印章而已。
我们都非常熟悉现代新闻界的腐败行为，不可救药的对新闻标题不知所云的双关的着迷。对待政治就像对待体育比赛，把竞争对手分成“排”把竞争说成冲突和仇恨。在追求揭露真相的过程中，新闻界腐蚀了名人的仆人和雇员让最卑鄙的罪行成为能赚钱的生意。但是明显的腐败是新闻界面对的危险最小的问题。
人类的活动还能保存多少真理呢？这里我不是推荐马基雅维里的欺骗哲学，只是指出熟悉的事实---行动就是集中个人对某个项目的正反两方面的理解，不可避免的失去视角。行动和思考行为是两个单独的不相容的活动。人们不可能同时做这两件事。但是新闻记者采取了超越冲突的立场，因而认为轻易地避免明显自己非常熟悉的党派偏见的高峰，只要他识别它们。那么记者是哲学家了？如果他是诚实的记者，应该给左和右派差不多同样的时间，至少当他能分清区别的时候。他明白战争有双方，应该给我们的对手额外的好处以显示其不偏不倚的立场。一旦被控歪曲，他满意的解释自己的前后一致：他不是站在其中一方的立场上报道冲突，只是中立的旁观者，虽然如今再用中立这个词会感到紧张。这里实际上是一种操守，但是这个操守是流动的，不定的。
但是我重复一下：人类活动到底还有多少真理呢？在宗教活动中，问题是仪式和感觉，不是真理，对真理的坚持（经验告诉我们）是类别错误，常常是破坏性的错误。了解太多的真理，战争的光荣就消失在鲜血和尸体的细节里。
大学要处在黑暗和不被人注意的社会生活的角落，基本上摆脱社会的压力才行。如果大学被迫片面地或过早地解释自己，肯定显得愚蠢和矫揉造作，学术将变成正义。从新闻界不断冒出来的耀眼光亮照亮了我们文明的黑暗地方，为许多地方消毒了。的确，这种照明相当一部分可能阻碍罪恶，暴露了应该揭露的东西，但是它也让一些古老的人类活动陷入灭绝的边缘。
确实，新闻业暴露了一些应该暴露的东西，防止了罪恶，但是正是通过这个，它成了世界上的真正参与者，与自己作为超越党派偏见远离是非的批评者的立场相矛盾。采取一种对任何有权者，有势者，自命不凡者，高贵者持反对立场，新闻界拥抱了普遍的怀疑主义，或者民粹主义。有些记者确实保持对任何事情都持机会主义的否定态度，但是多数记者不能，实际上是一种超越道德的对宽容、现世主义，普世教会主义，反对歧视的痴迷，这种状况如此明显有人最初称作“新闻界意识形态”。
拥有一个观点就是抵押一定量的快乐或痛苦在事件的出现上。如果证实了自己机的意见就高兴，如果否决了自己的意见就痛苦。
新闻记者生活在观点中，本能的知道被逮住持有蹩脚的观点的痛苦。因此，他专业生涯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清除所有被别人认定可能与自己的利益一致的立场：任何和阶级，国籍，文明有关的东西，所有这些继承下来的行李必须被记者抛弃。问题是抛弃了利益的人（这个利益让他有可以谈论的现实，妥协成为可能）会发现他的观点只是抽象的想法。这总是呈现出伦理的形式，迫使他们走向正义。这样的一揽子观点很可能让任何类型的爱国者和党派人士恼火。这个立场的拥有者往往自我感觉良好，因为通过确认极端作为挑战和质疑的事情的过程达到这一步，他想象自己拥有亚里士多德的所有智慧。事实上他达到了辉格党义（Whiggery）的形式：
“一个平衡的，怨恨的，理性的思想
决不能从圣贤或醉鬼的眼中看出。”
（“A levelling, rancorous, rational sort of mind
That never looked out of the eye of a saint
Or out of a drunkard’s eye.” ）
但是正如济慈诗中的哲人加上的话“现在都是辉格党了”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闻界了。
用这么严肃的态度审查我们每天愉快的阅读的报纸，不断给我们带来快乐的电台电视好像是看起来很恶毒的一件事，但是新闻记者还是哲学家都不应该鼓励我们养成懒惰的习惯。所有的文明都建立在对现实的具体歪曲上，我们的文明尤其关心用以塑造现实的具体物体的观察，测量，做出反应。新闻业就是这种思想的衍生物，可能和别的世界相对比，在其中一个模式上我们关注我们认为永恒的东西。基督教作家非常杰出地指责对蜉蝣的兴趣是精神能量的挥霍浪费。新闻界总要寻找新的轰动事件，其注意力不能集中一件事几天的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西方文明的病理学对新闻界的判断应该严肃对待。
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把新闻媒体看作西方推进全民学习全民教育无法摆脱的发展阶段，以致于成为用来测定我们在富裕和多彩的世界中位置的模式。新闻现在成了一个独立的类别，像科学和历史一样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评判。
但是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方式一直在变化，部分是对真相的观点做出反映，比如建设和发明，部分是对新闻媒体的顾客提出的要求做出反映。我们提出新闻媒体的方式就是掩盖自相矛盾。一个虚假的回避党派偏见的哲学承诺在这个层面上变成了党派偏见本身。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在探讨新闻媒体这个最有西方色彩的行业时发现它采取的是反西方立场。新闻记者面对的逻辑问题和拥抱自由主义合法形式的自由主义者并列---他们被告知这种明显的公开开放本身就是一种隐藏的党派偏见。我们可以说，新闻业和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我们文明的承诺的双胞胎，他们的命运密不可分。
译自：“Journalism: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by Kenneth Minogue
http://www.newcriterion.com/archive/23/feb05/journalism.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