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道路有千百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就是选择。
1948年，我同时考上了北大和后来迁往台湾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还有提供膳宿的北京师范大学。我选择了北大，只身从偏僻遥远的山城，来到烽烟滚滚的北方。其实，也不全是“只身”，在武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委托从武汉大学物理系转入北大历史系的程贤策同志组织我们北上，他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与我过去的山村伙伴全然不同的新人。他对未来充满自信，活泼开朗，出口就是笑话，以至得了“牛皮”的美称。在船上，他一有机会就有意无意地哼起：“解放区的天”，直到我们大家都听熟、学会。
尽管特务横行，北京大学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们在校园里可以肆无忌惮地高歌：“你是灯塔”，“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甚至还演唱“啊，延安……”，北大剧艺社，大地合唱团，舞蹈社，读书会全是革命者的摇篮。我很快就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我和我的领导人（单线联系）常在深夜月光下借一支电筒的微光校对新出版的革命宣传品（我们新生居住的北大四院就在印刷厂所在地五院近邻，工人们常深夜偷印）。那些描写解放区新生活、论述革命知识分子道路的激昂文字常常使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记得当时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那本封面伪装成周作人的《秉烛夜谈》的《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激励过千百万青年人的名篇的作者原来就是北大党委宣传部长王孝庭同志！那时，我们还绘制过需要在围城炮击中注意保护的文物和外交住宅的方位略图，又到我的老师沈从文和废名先生家里访问，希望他们继续留在北京。值得骄傲的是尽管胡适把全家机标送到好几位教授手中，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然而北大却没有几个教授跟国民党走！
5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那样辉煌的日子！到处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信！当解放后第一个五四青年节，我和另一位同学抱着鲜花跑上天安门城楼向检阅全市青年的少奇同志献上的时候，当民主广场燃起熊熊篝火全体学生狂热地欢歌起舞的时候，当年轻的钱正英同志带着治淮前线的风尘向全校同学畅谈她治理淮河的理想时，当纺织女工郝建秀第一次来北大讲述她改造纺织程序的雄心壮志时，当彭真市长半夜召见基层学生干部研究北大政治课如何改进，并请我们一起吃夜宵时，……我们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来。那时，胡启立同志曾是我们共青团的团委书记，我也在团委工作，他的温和、亲切，首先倾听别人意见的工作作风总是使我为自己的轻率暴躁深感愧疚……啊！多么令人怀恋！那纯净清澈、透明的、真正的同志关系！
我有幸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又代表全北京市学生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在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北大的传奇人物，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反饥饿、反迫害的急先锋，通缉黑外单上的首犯柯在错铄同志。和他在一起，简直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莫斯科。团长下令，不许单独行动，不得擅自离开我们下榻的国际饭店。然而就在当晚10点，老柯和我就偷偷下楼，溜进了就在附近的红场。我们哪里按捺得住？况且如老柯所说，两个人就不算“单独”，有秘书长还能说“擅自”？我们在红场上迅，一口气跑到列宁墓。我们在列宁墓前屏住呼吸，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灵魂的飞升！后来，我们当然挨了批评，但是心甘情愿。会议结束时，我曾被征询是否愿意留在布拉格，参加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当时办事处主任就是现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同志。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北大。
后来……后来就是一连串痛苦而惶惑的岁月，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记得在北大“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日子，红卫兵突然宣布大叛徒、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和人民，永远开除党籍。批判会一直开到天黑，回家路上，走到大饭厅前那座旗杆下面（现已移往西校门附近），一颗震骇而空虚的心实在无法再拖动沉重的双腿，我陡然瘫坐在旗杆的基石上！是的，这就是那座旗杆，1952年我们全体应届毕业生献给母校的纪念。当时人们还是如此罗曼谛克！他们要为母校献上这一座旗杆，以便北大从红楼迁到燕园时，新校园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将从这座旗杆上高高升起！我们又不愿用父母的钱，而要用每个同学第一次劳动所得的五角钱来完成这一“伟业”。留校的我担任了总征集人。那个夏天，我收到了许许多多五角钱的汇款单。尽管邮局同志老向我不耐烦地瞪眼，我还是在蒋荫恩总务长的支持下建成了这座旗杆！那时程贤策是文学院党支部书记，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曾笑眯眯地警告过我：“你这个口袋里有多少钱都数不清的人哪！可要记好帐，当心人告你贪污！”后来我在斋堂村被监督劳动时，程贤策作为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曾到当地慰问下放干部，那时，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已是“敌我界限”。白天，他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夜晚，是一个月明之夜，我独自挑着水桶到井台打水，我当时一个人住在一个老贫农家，夜里就和老俩口睡在一个炕上。白天收工带一篮猪草，晚上回家挑满水缸已成了我的生活习惯。我把很长很长的井绳勾上水桶放进很深很深的水井，突然看见程贤策向我走来。他什么也没有讲，只有满脸的同情和忧郁。我沉默着打完两桶水。他看看前方好像是对井绳说：“也难得这样的机会，可以这样长期深入地和老百姓在一起。”过一会儿，他又说：“党会理解一切！”迎着月光，我看见他湿润的眼睛。我挑起水桶，扭头就走，唯恐他看见我夺眶而出的热泪！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出事的前一天。我去买酱油，看见他买了一瓶很好的烈酒。我在心里默默为他祝福：“喝罢，如果酒能令你暂时忘记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后来，人们说他就是这样一手拿着酒，一手拿着敌敌畏，走向香山深处！程贤策！难道他真就这样永远不再回来？作为一个大叛徒？一个大特务？我当时的心情惟能表现于中文系最优秀的学生女诗人林钊平反追悼会上的一副对联。17岁的林钊，她为坚持真理，被划为右派，又不肯“悔改”，在多年监禁后终于被枪毙！枪毙后，还向她母亲收取了七分子弹钱！这副对联没有字，上联是一个怵目惊心的大问号，下联是一个震撼灵魂的惊叹符！
程贤策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他无法理解的动乱的世界。距此10年前，中文系解放后的第一个研究生，钟敬文教授最器重的弟子朱家玉早就因不愿忍受成为“右派”的屈辱，深夜自沉于渤海湾；我的老师，著名诗人，宽厚善良的废名先生又目失明于北国长春，传说因无人送饭而饿死于“文化大革命”……林钊、朱家玉、程贤策、废名……这些时刻萦绕于我心间的美丽之魂！他们都是北大抚育出来的优秀儿女，北大的精英！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
20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终于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世界。几年来，人们完成了过去几十年也未能完成的思想历程。我在北大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学术岗位。我曾访问的美国、加拿大，还有欧洲。我确实有机会长期留在国外，然而，再一次，我选择了北大！我属于这个地方，这里有我的梦，我的青春，我的师友。在国外，我总是对这一切梦绕魂牵。我必须回到这里，正如自由的鱼儿总要回到赋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只能从这里再出发，再向前！1948—1988，40年北大生涯！生者和死者，光荣和卑劣，骄傲和耻辱，欢乐和喜，痛苦和泪，生命和血……“四十而不惑”，40年和北大朝夕相处，亲历了北大的沧海桑田，对于那曾经塑造我、育我成人，也塑造培育了千千万万北大儿女的“北大精神”，那宽广的、自由的、生生不息的深层质素，我参透了吗？领悟了吗？我不敢肯定，我唯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转折的各个关头，纵然再活千遍万遍，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北大。
19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