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俐扮演的皇后甫一出场，浓妆艳抹，酥胸袒露，高高的发髻，华贵的服饰，立即令人联想到这是“一个人”还是一座“形象工程”？浓重的装扮之下，演员本身特有的精神气质荡然无存，人们看到的只是附加在她身上的那些东西，是由她的身份地位堆砌起来的外观，她本人于其中几乎不得动弹。
大片有大的资金投入。在这部影片中，这些资金仿佛主要用来建造一些大的“工程”了：宫廷的内部装修工程（尤其是雕花的廊柱工程）、从刺绣品到满地花盆的菊花工程、长裙拖曳的服装工程、熬制中药的广告工程、像蜜蜂一样奔跑的工兵工程、如团体操般整齐划一的战争工程、以死亡士兵尸体堆积起来的英雄工程（周杰伦），以及影片开头着力展示的大批酥胸与玉腿的工程。
有这样多华丽眩目的工程，令人感觉这是不是一部有关装修或者某个开幕式预演的巨片？电影的主要工作难道在于搭制作为奇观的布景？制作布景的难易程度及其电脑的技术含量，则代表着电影本身的优劣及技术含量？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摄影机就要重新变回照相机、电影学则要变成土木工程学了。
“工程”的特点在于其系统性和封闭性。同样的符号再三出现，自我繁殖般一味堆积，借此造成一种虚假的镜头连贯或叙事推进，其实任何外在的因素都无法加入进来，就像那些摆得密不透风的菊花花盆，没有任何缝隙，体现出一种高度的排他性。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由各部门掌管完成的这部系统化工程大片，是迄今所有大片中最缺乏生气和活力的。笔者指的是它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不与我们所处的现实和精神有着任何交流。
“大”片之“小”
众多的工程连接起来是否通往希望之路？不。它们加起来正好等于绝望工程。在所有这些华丽外表之下，人们看见了什么？仍然是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影片高调的外观与它阴郁的内容其实并不相符。
用不着以曹禺的戏剧做依托，张艺谋电影中本来就不乏这种乱伦、偷情、仇恨的元素。不同的是，这回发生在皇宫的高墙之内。因此问题来了：一个哪怕是大户人家处理丑闻的方式，是否也适合于一个皇宫内部处理诸如此类的事务？
影片中的国王得知皇后与自己的儿子乱伦之后，所采取的措施是让她慢慢中毒身亡，这件事情他只能暗地里吩咐太医偷偷地去做。然而贵为皇帝，他怎么做不可以，难道还需要像现在这样藏藏掖掖地背后下手？照影片中的解释，皇帝是顾虑自己曾经受惠于其父梁王，但谁能将目前这样投毒的做法，仍然看作恻隐之心的体现？
再比如太医的妻子、面部刺字的那位女人，她曾经是皇帝的情人，照影片中巩俐的说法，她是皇帝唯一爱过的女人，如今她却与皇帝天各一方。与《雷雨》中的周朴园对待侍萍一样，皇帝也在墙上永久地挂着旧情人的画像，并教导儿子将插在头上的茱萸多戴几天，以此纪念自己的生母。这里完全混淆了一个需要好名声的封建家长，与至高无上的皇帝之间的区别。这些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表明，所谓大片之大，需要有足以构成大片本身的内涵和规模，需要有传奇性质的英雄业绩英雄美德，能够开创新格局、新视野；在经过一系列冲突较量之后，能够实现新的正义和达致新的公平。总之，需要一些光明磊落的所作所为，体现比较正面的价值，这样才能为观众所认可，令他们心满意足，完成影片的娱乐功能。如果只是将发生在小空间的那些扭曲压抑之事，搬到富丽堂皇的皇宫中来，以为背景放大了人物升级了就成为大片了，这是对于大片深深误解。
包括亲生儿子元杰在得知母后的处境之后起兵造反。同情母亲可以理解，但是率兵起义岂是儿戏？这场战争的正义性何在？说翻脸就翻脸，置自身与国家的安危于不顾，这更像是造反的游民秀才黄巢所为。影片中这些草率的处理，其格局和气象都太小了。我是说构成人们行动的那些理由，看上去太小家子气了。
也太“精英”了。影片的结局是悲剧：投毒的皇帝并没有得到惩罚，他将小儿子暴打至死也没有得到清算，并继续从事着加害皇后的营生，这些都远远不符合商业片所要求的扬善惩恶或大团圆的结局，相反，这是十分“另类”的做法。在这个意义上，如同影片《无极》，这些艺术片出身的大导演，迄今还没有找到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相沟通的基本语言。而想要通过拍摄大片来确定自己艺术片导演的身份，同样是不理解商业大片的脉络所在，完全是南辕北辙。
法与非法
皇帝背地里下药，皇后背地里乱伦，大王子背地里偷情，二王子背地里起兵，三王子背过身来要求权力，太医一家三口也都在积极配合皇家成员，从事不同的地下活动。似乎每一个人都不甘心现状，有着别样的诉求。
问题还在于这样一群心怀鬼胎的“不法分子”，他们如何在现存秩序中安身，如何适应这个秩序？又如何代表着这个秩序、使得这个秩序得以运行？这些疑点重重的人物，令人想起张艺谋的那些早期电影如《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
答案是他们能够从容顺利地过一种“人前背后”的双重生活。尽管他们对于现存秩序以及背后的理念并不认同，是一批毫无信念的人，但是对于祖上的规矩十分捻熟，对既定程序及其语法非常精通，照搬不误。当着众人的面，他们乐于标榜自己是祖先遗产的继承者。关键时刻先祖的法律挺身而出，用来保卫他们。
因此，在张艺谋的电影中，“程序”与“家法”始终是重要的叙事角色，《黄金甲》中的“定点报时”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点灯”、“灭灯”的播报如出一辙，都是为了强化现存秩序不可撼动的性质，造成那种牢不可破的印象。如此，像元杰或者杨天青这样合格或不合格的挑战行为，只能是自取灭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