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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三十年前的政治和解

  

  回溯三十年前社会转型的起点,有一个维度被抑止了下去,但是它并非不存在,这就是政治的维度。可以说,转型之初的第一步,是从政治上的松动开始的,是以政治面向来带动其他面向的。政治实际上发挥着一个引擎的作用。

  这个最早的起点可以称之为“政治和解”。“和解”意味着“对立的结束”,而这个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的,是强加于他人的侮蔑不实之词。一旦某人被驱逐出正常的生活范围,他本人是无法替自己辩解和辩护的,只有等待将他擒获的那只手将他解救出来。这本质上是一个悖论,但除此而外没有其他出路。这是了解那段历史时,需要恢复的具体历史语境。包括所谓“政治”的含义,也需要结合当时的条件来理解。

  这场“和解”最初的和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是邓小平本人获得重新工作。当然没有邓小平,便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但是如果没有人坚持排除障碍,及时将邓小平从被污名与软禁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便没有后来的整个局面,至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实际上,在经过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运动”之后,又一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同时也成为全社会的某个象征,代表着中国是否要走现代化道路,以及是否通过此项努力使得国家再度强大起来。因而几乎社会各界人们都在翘首以待——邓小平能否再度出山,成了这个国家能否出现新转机的一个试金石。在这件事情上,一些如今被人们淡忘的名字如叶剑英功不可没。

  而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之后,那些与邓小平“同难”的1976年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他们的政治身份及处境,却仍然晦暗不明。直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在这之前可以说存在着一个为“四五运动”正名的小小运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组16名教师(署名“童怀周”)自发搜集并以油印的方式传播“天安门诗抄”、上海工人宗福先写作了《于无声处》的剧本并在上海、北京上演、《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上刊登北京青年工人韩志雄在“四五运动”中的事迹(很快被汪东兴严厉批评、该杂志被收回)等。完全可以说,“四五运动”得到正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努力争取。王思睿先生这样的说法应该是十分中肯的:“严格地说,为四五运动平反才是争取民主的运动。”

  如果说,这两件互相关联的事情得到解决,打开了中国社会通向未来的前景(现代化与民主),那么,由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亲手督办的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则进一步释放了这个社会中有关人权及正义的能量。那些从年青起就投身中国民主进步事业的人们,大多出生入死,当他们被非法取缔工作及遭到非法人身监禁之时,也是这个国家的人权状态全面瘫痪之日。当身处高位的人们不能保护自己,那种混乱失序的状态客观上不能使任何人得到切实保障。

  实际上,胡耀邦的工作比今天人们所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他所迈出的每一小步都是冒着极大的风险,顶着巨大的压力,因为那些大多是最高领导批示了的。但胸中的正义,引导着这位不信邪的共产党员,他至今流传的名言是:“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的工作范围不仅涉及文革中遭到压制的党内人士,同时包括广大的社会人士——所谓“右派”、“地富反坏分子”、“四类分子”,各种“历史”的与“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少数民族中的比如“伊玛尼党”案(回族)。短短一两年时间之内,套在无数人头上多年的绳索得以解除,成千上万被驱逐至看不见的角落的人们,终于可以走到阳光底下,与他人享受同一个蓝天。如果不是存在那么多的阻力,胡耀邦应该做得更好。

  从政治上恢复公民平等身份的努力,也体现在1977年恢复高考上面。因为家庭出身而将年轻人拦在大学门外,这在文革之前就开始了。当年龄参差不齐的77级、78级进入学校,高校的教学秩序渐渐得以恢复,学校里教师和知识的尊严也得以建立。1978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令人感到那真是一个解冻时期的来临,知识分子可以将自己的专长和国家建设这个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原来不敢想象的事情成了现实。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和解,可以说是在“政治和解”的带动之下,与整个社会进行和解的重要一步。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也可以看作与千万个破碎的家庭和解,与那些儿女失散多年的父母们和解。此举背后,或许还意味着多年的革命及运动,愿意在家庭的日常生活面前低下头来,愿意承认亲情与家庭伦理的合理性,这是与人们自己身上的人性和解

  在知青回城不久的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16户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摁下手印搞“大包干”,此举最后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于是称之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件事不仅拥有可见的经济意义,而且拥有巨大的政治意义:给农民以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是与占人口80%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之间的和解,也是最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和解

  包括“真理标准的讨论”,包括在平反中不能不遇到的历史真相,都帮助促成了那样一种与真理、与真相和解的气氛。如此一系列新的举措,几乎涉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方面感到解放和受益。人人感到从此往后可以大口地呼吸,感到压在自己身上多年的符咒被解除,感到回到社会和人群中来,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社会的善意被空前地激发出来,沉睡多年的能量得到释放。

  这就是被称之为“共识”的那个时期。种种“和解”不仅没有造成社会的混乱,而且给当时的政权提供了合法性,增强了它的说服力,拓宽了其统治的基础,同时无疑提高了全民的凝聚力,造成了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那种珍贵氛围。

  而曾经做过的事情,正是开启了当下的道路;曾经拥有的起点,正是可以用来打造今天的空间。

  

  《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2日,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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