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的媒体上，“文化”一词的使用率比以前大大提高了。显然，进入小康以后我们有了更多的财力来搞文化；此外，现在的经济好像也越来越要借文化的光，文化可以成为经济的催化剂，所以有了文化产业、创意经济等等概念。
文化和经济的结合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美事，不过，不久前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的联合国创意经济论坛上，来自英国的“创意经济之父” 约翰·霍金斯却故意给与会者泼了点“冷水”。他说，1997年英国文化大臣提出创意经济一说，只是想对他内阁里的几位同事强调一下文化的重要性，不料首相听了大感兴趣，马上拿去变成国策，一转眼就传遍了世界。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总觉得有点把文化变成了经济的帮衬，因此，比之创意经济这个概念，霍金斯更喜欢复数的“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英文industries其实既包括“产业”，也包括我们所说的“事业”。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文化有两种，赚钱的和“烧钱”的。机械复制的文化产品容易赚钱，广告和网络游戏是最突出的例证，也常是文化人最无奈的选择；劳动密集的表演艺术则多半要贴钱，而且社会越富裕，人力成本越高，越需要社会的赞助——所以我们农村的草台班子可以赚钱，而欧美的剧团大多是接受赞助的非营利性组织。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将是中国最高档的剧院，每年要补贴的钱也必定最多。这是经济规律使然，可能会让一些指望靠文化赚钱的人失望的。
其实不应该失望。从古时的圣贤到当代的农民都很明了，衣食足，知荣辱，也更需要文化，富裕起来的社会自然更有能力来赞助和享用文化。赚钱和贴钱的文化我们都需要，前者因为有钱可赚，可以成为“产业”，市场自会去推，政府只需监管，不必过于操心去“抓”；而后者我们定位为“公益事业”，如果没有政府帮一把，就很难健康发展。政府的帮助也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拨款派人，二是用减免税收的法律鼓励富人和公司为文化事业捐款。到迄今为止我们用的基本上都是第一种方式，希望在2006年能够看到第二种方式启动。什么时候中国也有了民间的基金会，我们的文化就更有希望了。
即便有了基金会，政府拨款还是必不可少的，但重点似乎不宜放在“精品”上。新中国历来有个很好的制度，从文化部到基层的文化馆文化站，就是为群众的文化生活服务的。现在有了很多高档的文化消费，但老百姓最需要的还是中低档的文化服务。上海有1800个业余合唱团，大多在公园里露天活动；至于公园、小区里的戏曲清唱和舞蹈/健身组合更是不计其数。自己拉场子自娱自乐，当然赚不了钱，也绝对与精品无缘，但这些活动对众多上海市民来说，却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部门能不能建设些简易的设施，例如搭些半露天的舞台，为他们遮遮风挡挡雨呢？这要不了很多钱，远比有些地方动辄几百上千万的冲奖费用便宜，但能对老百姓有持久的助益。还可以派些专业人员（包括艺术院校学生）去帮助他们，例如把戏曲清唱发展为登台扮演，进而组织起多种多样的业余剧团来。但凡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都有很多非职业剧团，我们2010年世博会期间也应该有很多民间演出，才能和国际接轨。有了剧场，再简陋也可以收门票，哪怕五元十元也是收入。尽管赚不了钱甚至收不回本，也是创意经济、GDP的一部分，而且是绝无污染的GDP。更重要的是，这将使基层文化活动走上可持续有序发展的轨道，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文化既可以帮助经济，也可以帮助社会，让生活更美好。这好像是世博会的口号？那口号挺好。
《解放日报》2006-1-1（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