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转眼之间，许毓峰先生去世已经十几年了。作为他的学生，在这十几年里，我并非常常想起他。只是前不久，应约写一篇谈自己学术道路的文章，才引起我对母校和老师的种种回忆，于是就想起了许先生。近几天来，总是想起他。我知道，我该写一点忆念的文字了。
在我读书的时代，现在的曲阜师范大学还是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也还没有什么博士点、硕士点。但是，那时候有一些出色的老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群老师可谓各具特色：许毓峰、徐文斗、朱光灿、魏绍馨、谷辅林、孟蒙……真是各有千秋，一人一种气派。当时，他们大多是副教授。到80年代中期之后，他们才大多成了教授，而那时候，我已在他们身边做助教了。在当时的先生们中，年龄最长的是许毓峰先生，最先去世的也是许毓峰先生。但是，他去世的时候并不老，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他逝世于1987年秋天，当时还不到退休的年龄。
一个印象非常清楚：在校医院最南面那排房子，从东数第二个房间，我与当时的系主任聂建军老师看着许先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然后与他匆匆赶来的孩子一起为他穿上了寿衣。之所以印象如此清晰，因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着一个活人停止呼吸，而后变成死人，也是第一次触摸人的尸体。我一直很害怕死人，从未接触过人的尸体，但面对停止了呼吸的许毓峰先生，我却一点也没有害怕。只记得他的身体很热，拉着他的胳膊塞进衣袖，除了他自己不用力气之外，一点没有异样的感觉。
许先生的公子那时还很小，只知道在一边哭。哭到最后，他写了一封信装进了他父亲的上衣口袋。聂老师说：帮他把扣子扣上吧，那是他爷儿俩的秘密。我知道，许先生长期过着单身生活，与儿子相依为命。我也能感觉到，此时的聂老师很温情，也很慈祥，与平时的样子大不一样。
对于许毓峰先生，我最初的深刻印象来自他带我们实习的时候。那是1981年的冬天。作为师范院校的学生，我们在第四学年必须到中学进行教学实习。分配给我的课文之一是《阿Q正传》中的“革命”一章。在备课的过程中，就难免要与先生讨论阿Q的革命，也难免要论及鲁迅。我曾经写过几篇回忆大学生活的文章，说到刚入大学时的感受，其中有些很不恭敬的话，比如，说学校领导很像大队书记，说教授与看门的老头难以区分。说真的，我在刚刚考入曲阜师范学院时是非常失望的，因为它与我想象中的大学距离甚远。但是，一旦深入进去之后，才知道那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我的所谓藏龙卧虎，并不只是说学校曾有很有来头的教授，也不是说他们取得了多么高的成就。而是有一些不同一般的老师。那时，新版的《鲁迅全集》刚刚出版，少不得要看，而且谈论。作为学生很感兴趣的是关于鲁迅的一些公案。而许先生却说：别看那些注释，要看，就看鲁迅的书信和日记。可惜，我没有听先生的话，因为那些东西很琐碎，也很枯燥。直到十几年之后，我重新阅读鲁迅，才知道当年不读日记和书信是一个多么大的遗憾。如果早读，一些问题也许会明白得早一些。
在历史的转型过程中，人们常常误以为老年人容易保守，容易思想僵化。其实，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是否保守和僵化，并不取决于年龄，而是取决于思想的资源和受教育的背景。最先使我产生这种想法的，就是许毓峰先生。
在改革开放初期，历史展示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景象。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的要求和冲突枷锁的努力，一方面是枷锁仍然坚固地存在，思想僵化是普遍的现象。许先生是老师们当中年龄比较大的，可是，我们很快发现，他的思想一点也不僵化。最先的了解是一些表面的东西。记得那一年学校团委开始组织舞会。可是，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进进退退、摇摇摆摆，人们常常弄不清“风向哪个方向吹”。一会儿是上面要求办舞会，可是没过几天，又说不准办了。而在同学和老师中，对于舞会也有种种议论。我在大学一直不喜欢文体活动，对于舞会之类当然敬而远之。一次，许先生问我为什么不去跳舞。我说：我不会，也不喜欢。他说：不会学嘛，年轻人应该跳跳舞，跟女孩子多在一起，交际交际，对身心都有好处。接着，他又自说自话了：“跳舞嘛，还是跳那个‘摇摆舞’，华尔兹没有意思。”完全一副内行的样子。他的话使我有点吃惊：他竟如此超前！谁说老先生保守呢？后来我才明白，他们的确与50年代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不一样，他们从40年代走来，见识过旧大学，经历过现代生活，有自由思想的基础，所以，他们的思想很可能不僵化。
许先生在1949年前是研究宋明理学的，50年代后改教现代文学。他几乎不发表什么文章，而只搞资料。在当时的山东省现代文学研究界，这样一心搞资料的先生有两位，一位是薛绥之先生，另一位就是许毓峰先生。但他拿出来的成果很少，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有《闻一多研究资料》，还是他与人合编的。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不发表，只跟学生偶尔一谈。更多的时候是连学生也不多说。那时候我正在研究中国现代诗歌史，许先生是活的资料库，遇到什么问题，我就去向他请教。当时，我常常到几位先生家中拜访。到徐文斗先生那里去，一般不谈学术，而是喝茶，聊天；到魏绍馨老师那里去，只谈学术，如果没有学术问题，就无话可说；到朱光灿老师那里去，主要是诗歌问题；而无论遇到什么，只要是资料和史实，我就会去找许先生。
去得多了，有时也漫无边际地闲聊。说起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些是是非非，先生常常冷笑几声，当你倾听他的议论时，他却并不评论。说起文坛上某些地位显赫的大人物，他却常常露出不屑的神情。在我的记忆中，许先生说话有一个特点，常常把一些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儿化，比如，把郭沫若的“若”读成“若儿”，把茅盾的“盾”读成“盾儿”。
记忆最深的是他回答问题的方式。无论我问什么问题，他的回答往往都是同样一句话开头：“去读原始资料。”当然，他会告诉你：到图书馆几楼第几排书架，某某刊物某年某期，某某人的文章，好好看一下。
“去读原始资料”，对我来说可谓受益无穷。遇到这样的老师，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有一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在我大学毕业前夕，许先生曾经抱着我的毕业论文和我整理的资料到处寻找出版的地方。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五四新诗运动与开拓者群体》。谁都知道题目太大，无法做成一篇一般的论文，但不知为什么，老师们都没有反对。结果是越写越多，最后写了25万字，成了一本书。1981年，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料还没有多少汇集的材料可供参考和使用，我只好大量翻阅旧报刊。在翻阅的过程中，干脆用了最笨的办法大量抄录。那时图书馆已能复印，但舍不得花钱，就只有抄录，有时候请同学帮忙抄录。到论文基本完成的时候，我把这些资料装订成了《新诗运动初期诗歌创作目录索引》、《新诗运动初期理论批评文章汇编》、《〈新青年〉诗歌汇编》、《“三大副刊”诗歌汇编》等厚厚的六册。许先生知道了，曾经拿去看过，送还时提过一些补充和修订的建议。我却不知道，他曾为了这些东西的出版而东奔西跑。在没有办法出版的时候，他又去找系主任，希望系里出资印行。其实，无论我的论文还是那些资料集，都很不成熟，很不完整。没有印行，一点也不可惜。但当我毕业留校任教之后，听系主任亲自对我说起这件事，我还是非常感激。
我将永远感激许毓峰先生，也将永远在他面前感到惭愧。他给了我太多，而我却没有为他做过什么。他对我有很多的期望，而我在当时却还没有能力理解他。我现在常常在想，当他一次次说“去读原始资料”的时候，当他在谈话中发出冷笑的时候，当他的神情露出不屑的时候，他肯定有言说的欲望，但在他的身边，却没有人能够与他对话。我能够想象我当时的一脸木然，肯定会使他感到失望，也许，他会因此而更感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