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世界的大变局。
这个大变局包含着两大思潮。一种是以美国鹰派为首的思潮。他们认为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美国军事力量无可匹敌的基础上，也就是要依靠美国的强大力量来统治全世界，并在这个基础上，占领全球资源，推广他们的意识形态。与此相对的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另一种思潮是世界大多数人的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事实已证明美国的单边统治不但不可能成功，而且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和更多的人类死亡，以至全球毁灭。因此必须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一种多极均衡、文化多元共生、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全球化。人类的前途就取决于这第二种思潮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目前，这两种思潮的对抗和消长正在推动、酝酿和形成着世界的大变局。
文化自觉的三层含义
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将此总结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第二种思潮的核心是文化自觉。没有文化自觉，就谈不上不同文化的多元共生。什么是文化自觉呢？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和种子呢？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在世代之间联系的认识上。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二是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凝合在一起，相信“和能生物，同则不继”，相信可以形成“多元一体”，三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四是倡导以德服人，反对以力压人等。这些并不是虚拟的东西，而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培养出来的精髓。主动自觉地维护一种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一层意思。
要延续并发扬光大，只有种子还不行，还要创造条件，让种子开花，结果。费孝通认为传统和创造的结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文化自觉应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向，这样的文化自觉就不是回到过去，而必须面对现实。费孝通认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机械文明”和“信息文明”这两个在西方分阶段发展的文明，在我们这里，却重叠在一起。因此，不能照搬西方经验，还应该走自己的路。这种“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是文化自觉的第二层含义。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特别关注当前的外在环境，这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曾面对的。全球化的现实需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行为秩序和文化准则，我们不能对这些秩序和准则置若罔闻，而应该精通并掌握之，并在此语境下反观自己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在这一新的语境中，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中华文化可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什么贡献。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三层含义。
总之，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将此总结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显然，只有具备这样的文化自觉，才有可能建设多元共处、共生的全球社会。事实上，费孝通先生给文化自觉提出了一个坐标：纵轴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个时间轴；横轴是在当前的语境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确定其存在的意义和对世界可能作出的贡献，这是一个空间轴。任何民族文化都可以在这个坐标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如果用这个坐标来衡量，我们在文化自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是传统和现代的创造结合很不够，也就谈不上以新的观点去看待未来。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但是，目前这种完全“复归”的倾向仍然很严重，一部分人寻求的不是对文化的“自知之明”，而是一种势头很猛的夸张的复旧，其中尤有甚者，宣扬“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都错了，走的都是所谓“文化歧出”、“以夷变夏”的道路；甚至认为1978年来的改革开放，也还是“沿着一百多年来文化歧出的路在走，中国文化仍然处在‘以夷变夏’的过程中”，提出要解决百年来的“亡教、亡文化的危机”，就必须“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这种倒退复古，明显排外的取向当然不是提倡文化自觉的本意。
其次，不加质疑地追随西方现代化取向，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接受，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工具，无视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揭示的现代化危机等等倾向仍然存在，此类更深层、更难解决的问题正在引起更多人们的重视，成为进一步推动文化自觉的核心内容。
再者，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只有理解多种文化，才有可能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我国长久以来唯我独尊的“大国心态”是做到这一点的最大障碍。当国家贫弱时，它会演变成阿Q的精神胜利法，当国家逐渐强盛时，它就滋生为企图覆盖他族文化的东方中心主义。历史已经证明，西方中心主义是行不通的，东方中心主义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的老路，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如果我们不了解、不尊重当前的语境（包括其他民族文化的过去和现在），我们又如何能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找到我们民族文化的自我，找到在新的语境中，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及其对世界的未来所能做出的贡献呢？
另外，还有许多充满了旧意识形态限制的思想条条框框和所谓“规范”，这些陈词滥调不仅大大妨害了新生一代的创造才能，而且也压制了他们的文化自觉！
正因为有如此众多的问题，而文化自觉又如此重要，在举世反思文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之时，这个问题更其迫切，甚至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这也是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晚年把文化自觉作为毕生最重要的问题来加以强调的重要原因之一。1997年，有人问他，“费孝通”这篇文章将如何结尾？他说：“我这一生过得很不容易，到现在已经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啼不住’是指别人的议论纷纷，‘啼不住’就让他去啼好了，两岸猿声可以不问，国家的前途可不能不想。从小农经济走向跨国经济，我们不是一叶轻舟，而是一个沉重的大船。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履行时代赋予的责任确实值得认真想一想”。他认为：“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划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划的句号，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就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
费孝通先生思考总结他90余年的人生，得出的结论是要把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可见这个问题在他心里的分量。
西方的文化自觉
人类需要的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从这种认识出发，很多西方学者站在维护全球文化生态的高度，积极地进行了反思。
如果说，当今中国的文化自觉始于复兴被压抑的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那么西方的文化自觉则是在数百年的繁荣之后，更强调审视自己文化发展中的弱点和危机。这种不同是几个世纪以来，两种文化不同的处境使然。早在20世纪初，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到了21世纪，这种反思和批判达到了更其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美国著名学者理查•罗蒂也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侮辱还是团结》一文，他说：“欧洲掀起重新定位自我的热潮，而且充满了理想主义，这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不管是在美国和中国，还是在巴西和俄罗斯，都会是这样。……许多人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美国人追求霸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全然不顾所作所为对于人类自由的影响。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有的学者对上述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之后提出，在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性文明里，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应该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美国学者J•里夫金将这两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归纳为所谓“美国梦”和“欧洲梦”，前者是指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财富，而较少关注更广阔的人类福祉；后者则是强调生活质量、可持续性、安定与和谐。在他看来，作为“欧洲梦”两大支柱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生态意识在各方面都是现代思想的解毒剂，它将人性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而承认地球本身最值得关怀。当然，这一切远非欧洲的现实，而只不过是一些深深厌倦于美国拜金主义的人们对欧洲的乌托邦式的想象，但它却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和路向。
里夫金以欧洲来寄托他的理想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除上述对当前文化危机的深刻认识外，在重视文化自觉并寻求解决文化危机的途径等方面，欧洲人的努力显然是更为切实的。他们大致从三方面来突破现在困境，以寻求传统与创造相结合的文化发展的未来。
首先是返回自身文化的源头，审视历史，重新认识自己，寻找新的出发点。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便作为参照，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诠释。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Francois Jullien）写了一篇专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的著名文章。他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在他看来，“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他认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他强调指出：“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
第二，不仅是作为参照，还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2004年里查•罗蒂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时说：“我隔了20年再次来到上海，中国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这个奇迹不是改变了我的思考，而是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了我已有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教授特别提出：“弗郎索瓦•于连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他还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斯蒂芬•显克曼编撰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通过比较而思》等。类似观点的著作还很多。
另外，改变殖民心态，自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理顺自己对非西方文化排斥、轻视的心理，这一点也很重要，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尼兹教授认为克服西方中心论的过程是一种困难的“苦修”过程。他把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称为“非殖民化学科”。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他说：“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意识中解脱的方式……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没有这种自省的“苦修”，总是以殖民心态傲视他人，多元文化的共存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基础上，西方学者提出，人类需要的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站在维护全球文化生态的高度，一方面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寻求重新再出发的途径；另一方面广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以之作为“他者”，通过反思，从不同视角更新对自己的认识。
综上所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正在趋向于一个新的、文化的汇合点。这个汇合点一方面是避免帝国霸权的单边统治及其必然导致的战争和暴力；另一方面是建立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生态意识的文化自觉，只有通过这样的自觉，世界和平与人类社会和谐才有可能实现。在实现世界和平与人类社会和谐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重视世代延续、子女教育，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推己及人”，“以德为上”等，无疑都将为人类新世纪、新文化的建构作出重大贡献。
注：本文是乐黛云教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