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的中国，经历了“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骨子里的“劣根性”和“优根性”不见得真有多少演进，但起码从外观上，已经比一百年前的洋鬼子更加近似于“禽兽”，则是毫无疑问的。洋鬼子看问题非常浅薄，他们最喜欢从女人穿衣服的变化上判断时代之变迁、民族之盛衰以及国运之枯荣，他们不知道在咱们中国，女人就是“小人之一种”的意思。所以洋鬼子的见解，多半属于“小人之见”。不过咱巍巍华夏，浩浩神州，向来是泰山不辞土壤，沧海不捐细流，连四人帮的话咱都耐心听了十年，对待洋鬼子更应该宽容海涵，半真半假地听它几句，也好骗他们多给咱们几个刷盘子背死尸的再就业机会。何况古人早就谆谆教导过：“道之所在，每下愈况。”女人之穿衣与脱衣，是最“下”不过之处，所以也就是最接近天道之处。因此古代圣贤都非常关心女人裙子的长短、袖口的松紧以及裹脚布的宽窄，古代的道学家都兼任女性时装专家。现今某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出访国外时，也不忘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去观摩一下脱衣舞，回来以后都更加“有道”了。看来倒是我们搞文化工作的同志思想落后了，不能及时提供“道之所在”的文字，再这样尸位素餐下去，会有人像羞辱司马懿一样给我们送上一套女人的服饰，也未可知。为了避免成为“巾帼须眉”，咱们必须把那贼眉鼠眼往女人身上招呼一番了。尽管咱不是道学家兼女性时装专家，但凭着外祖母的回忆和沈从文之流的考证研究，也多少能看出点“今冬明春的流行趋势”吧。下面咱就从几句小诗入手，瞧一瞧一百年来中国女人的“画皮”大变幻。
不惜千金买宝刀
这首“鉴湖女侠”秋瑾的七绝《对酒》，是很多中学生都会背的，全诗是：“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不知道的，会以为这是男性写的。其实中国的男性写的东西，多数是女性化的。一千年前的花蕊夫人早就痛骂过：“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口占答宋太祖》）九百年后，秋瑾又接着骂道：“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闻杰出。”（《满江红》）秋瑾生活的时代，人们已经痛感到整个中国的极度女性化，因此涌现出一批豪侠刚烈之士，以夸张的男性化生活姿态向传统社会挑战。秋瑾身为女性，但她时时反抗命运加给自己的性别身份。她恨苍天“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她宣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满江红》）她说：“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鹧鸪天》）
秋瑾（1875～1907），字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人。她自幼习文练武，忧国忧民。婚后随官僚丈夫“混在北京”，终于不堪忍受“一地鸡毛”，遂抛家弃夫，对丈夫说“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只身前往日本，革命的干活。在日本，秋瑾身穿各种“奇装异服”，穿梭于男性世界，如入无人之境。她有时真的穿着“貂裘”，但绝不像今天的“貂裘小蜜”一族们那样，手里抱个癞皮狗。她的手里是真的拿着“宝刀”的，那宝刀今天存放在绍兴的纪念馆里。后来大概貂裘真的换酒了，她就穿男式和服，穿学生制服，有时穿上马裤马靴，有时又打扮得像个浪人。她的穿衣风格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与她的整个革命活动连为一体的。她发起过“共爱会”、“十人会”，加入过“光复会”、“同盟会”，而且还是“洪门天地会”横滨分舵的“白纸扇”，即大军师。她的英武风采令当时在日本的鲁迅等人都自惭形秽，百年后今天的亿万小男人如果不骂秋瑾是“疯子”，是“变态”的话，真是连上吊都解不开裤腰带的。
秋瑾回国后的革命壮举和慷慨就义，是大多数好人坏人都知道的。这里只说秋瑾的爱穿男装，是代表了当时中国最觉醒的女性的时装潮流的。男装象征着反抗传统的女性地位，象征着独立、开明、改良、解放。秋瑾说，“算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满江红》），她要“唤起大千姊妹，一听五更钟！”（《望海潮》）当时女性觉醒的标志，就是争取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所以穿着男装，不仅意味着文化修养的先锋、超前，而且显示出一种一往无前的“性感”。这种亘古未有的崭新性感，一方面使男性觉得格外鲜活、刺激，另一方面又使男性受到明显的逼迫、压抑，用鲁迅的话说，是直要榨出他们“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件小事》）。在晚清民初，中国的知识青年最崇拜的两个外国人是意大利的马志尼和俄罗斯的苏菲亚。有一首诗说：“嫁夫当嫁马志尼，娶妻当娶苏菲亚。”苏菲亚是俄国民意党的创始人之一，她在1881年指挥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晚清的《民报》第二期刊载了《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从此，身穿便捷男装就成为最激进最优秀女子的一大爱好。“女扮男装的女子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已经成为当代人们的普遍意识。金庸小说中许多最杰出的女侠，都是喜欢男装或是以男装出场的，例如黄蓉、赵敏、阿朱、霍青桐、温青青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服饰是纲常伦理制度的外化，“变服易制”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女性有意识有规模地开始穿男人的衣服，只有在传统社会走向崩溃之际才可能成为事实。秋瑾的“貂裘换酒”，换掉的是中国妇女几千年的奴隶身份，换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男女关系时代的发端。即使从最庸俗的实利角度出发，今天的男女也应该感谢秋瑾和她的同志们，因为中国女人从那时起，可以不穿裙子了。借用一句雪莱的名言说：“不穿裙子的时代来了，不穿裤子的时代还远吗？”
不过放眼全中国，一百年前，秋瑾式的时装先锋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中国女子尽管向往着先锋，但自己仍旧穿着传统的遮风袄、扫地裙，再加上一双马蹄鞋。在时装领域有一个规律，最时髦的服装往往是由“坏”女人带头穿起来的。晚清最先穿着男装的，除了革命女性之外，就要数“每下愈况”的妓女了。
在亚洲第一大都会的上海，妓女们得风气之先。上海最早的青楼妓馆大概在现今的虹桥机场一带，后来发展到唐家弄、梅家弄、鸳鸯厅等处。作为国际大城市的色情工作者，服务对象当然不限于炎黄子孙。西洋鬼子、东洋鬼子、黑鬼子、红鬼子，只要有硬通货，就可以“天涯若比邻”。外国鬼子还从自己家乡带来了一批“洋妓”，公开宣扬无耻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外事工作需要加上强有力的国际竞争，迫使上海的妓女们放弃林黛玉情调，改向欧罗巴风格看齐。许多妓女用花巾包头，穿着绣鞋花裤，盘发净脸，皮白肉嫩，天足飒爽，步履矫健，一时成为上海滩一景。广州由于开设了许多洋行，妓女的服饰也比较开放。大诗人袁枚的孙子袁翔甫，写过一首《咏粤妓》：“轻绡帕首玉生香，共识侬家是五羊。联袂拖鞋何处去，肤圆两足白于霜。”放弃三寸金莲，以天足为美，妓女也是先行者。由于不缠足，便可以穿男鞋男靴，进而全副男装。民国初年上海妓女中的“四大金刚”就是颇喜欢穿男装出风头的。有一张妓女合影中，好几个妓女头顶鸭舌帽，身穿高领皮袍，脚蹬黑漆皮鞋，腕戴金表，手提文明棍，一派奶油小生打扮。妓女们当然没有秋瑾那样的思想境界，但是客观上她们也在中国妇女传统服装的千里之堤上，掘出了一片蚁穴。蚁穴有了，洪水也来了，溃堤之日还远吗？
飒爽英姿新女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犹如一场滔天洪水，冲垮了传统礼教的千里金堤。五四使中国女性真正走出了深闺，走入了社会。五四养育出一代子君式的崭新女性，她们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五四女性的眼中，世界是黑白分明的，善与恶，真与假，是与非，美与丑，传统与现代，黑暗与光明，都历历可数地摆在面前。这是中国女性第一次“入世”，因此她们就好像初生的婴儿一样，用最纯真、最简单的思路来看待这个世界。这种世界观也清清楚楚地表现在她们的服装上。
五四女子的装扮，是以黑白分明为主调的。白面黑发，白衫黑裙，白袜黑鞋。黑与白，是服装史上永恒的流行色，所以不论何时何地看到五四女性，不论是在影视中还是在画片上，你都会觉得那是一种美，一种纯真的美，朴素的美，自然的美，永恒的美。那美中包含着太多的快乐与哀伤，理想与幻灭，刚强与柔弱，激越与平静……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那美就如同古希腊神话一般，几乎是不可再现的。
卓越的长篇小说大师茅盾在他的力作《虹》的一开头，描写了一艘冲出巫峡的江轮。甲板上站着两个女性，请看作者对她们的外貌服饰描写：
她们并肩站着，脸对了船头。斜扭着腰肢，将左肱靠在阑干上的一位，看去不过二十多岁，穿一件月白色软缎长仅及腰的单衫，下面是玄色的长裙，饱满地孕着风，显得那苗条的身材格外娉婷。她是剪了发的，一对乌光的鬓角弯弯地垂在鹅蛋形的脸颊旁，衬着细而长的眉毛，直的鼻子，顾盼撩人的美目，小而圆的嘴唇，处处表示出是一个无可疵议的东方美人。如果从后影看起来，她是温柔的化身；但是眉目间挟着英爽的气分，而常常紧闭的一张小口也显示了她的坚毅的品性。她是认定了目标永不回头的那一类的人。
她的同伴是一个肥短的中年妇人；五官的位置并不怎样难看，可是扁阔的嘴唇有两只向下拖的角，便构成了一幅阴惨的面容。她穿着上等材料然而老式的衣服。一双缠而又放的小脚，套在太大的黑皮靴内，那拱起的脚背就好像是两个球。这和她的女伴的狭长的天足比较起来，更显出一种伶仃孤苦的神气。
上文第一段描绘的女子就是书中的主人公梅行素，这一段描绘可说是五四女性的典型写真。书中说梅行素的性格就是“往前冲”，“她唯一的野心是征服环境，征服命运！”再接下去说，那狂飙的五四“早已吹转了她的思想的指针，再不能容许她回顾，她只能坚毅地压住了消灭了传统的根性，力求适应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她是不停止的，她不徘徊，她没有矛盾”。如果说巫峡以上扭曲回旋的长江是旧女性的象征，那么巫峡以下浩荡奔放的长江就是五四女性的象征了。
梅行素的形象是五四女性的“正格”。其实在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系列中，新女性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静的，柔的，可以称为淑女型；另一种是动的，刚的，可以称为妖女型。这在她们的服饰上也有所反映。《动摇》中通过一个恶棍胡国光的眼睛描写了方太太和孙舞阳一淑一妖两个女子：
胡国光看方太太时，穿一件深蓝色的圆角衫子，玄色长裙，小小的鹅蛋脸，皮肤细白，大约二十五六岁，但是剪短的头发从额际覆下，还是少女的装扮；出乎意料之外，竟很是温婉可亲的样子，并没新派女子咄咄逼人的威棱。
这天很暖和。孙舞阳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衫裙；那衫子大概是夹的，所以很能显示上半身的软凸部分。在她的剪短的黑头发上箍了一条鹅黄色的软缎带；这黑光中间的一道浅色，恰和下面粉光中间的一点血红的嘴唇，成了对照。她的衫子长及腰际，她的裙子垂到膝弯下二寸光景。浑圆的柔若无骨的小腿，颇细的伶俐的脚踝，不大不小的踏在寸半高跟黄皮鞋上的平背的脚——即使你不再看她的肥大的臀部和细软的腰肢，也够想象到她的全身肌肉发展的如何匀称了。总之，这女性的形象，在胡国光是见所未见。
两种女性虽然不同，但她们美的形态都是简单的，自然的。茅盾自己似乎更喜欢肉感的妖女，因为她们更勇敢，更进取。而事实上，两种新女性，都是反动势力屠杀的对象。许多军阀，见到白衣黑裙的女子就抓，就打，就奸，就杀。例如在“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杨德群等女学生的遭遇，除了由于她们自己的英勇表现外，还由于屠杀者对这些白衣黑裙的新女性怀有一种见不得人的变态的性欲。所以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愤怒地用了“虐杀”两个字。除了军阀的虐杀外，社会上对这些女学生的言论攻讦也十分凶猛。有的说女子剪发造成男女无别，有的说上衣太紧不利于乳房发育，有的说袖子太短意在勾引男人，有伤风化……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五四是中国的“二八月”，是中国人乱穿衣的大季节。每一种穿着都在宣示着某种立场和身份。白衣黑裙从政治意义上讲，代表着革命，代表着与传统的黑暗血腥势不两立，因此，凭着衣服抓人杀人也是“事出有因”的。鲁迅讲过：“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而已集?小杂感》）那些白衣黑裙的新女性，有的成了专家教师，有的成了编辑记者，有的成了交际明星，有的成了高官巨富的太太、情妇，还有的撒传单、作演讲，成长为实际的革命工作者，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幸福，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洁白的短衫上开满了殷红的自由之花，那是我们中国最美的青春，
那是我们中国最美的时装……当我写到这一句时，我用力仰起头，止住那已经盈眶的热泪。
纤笔一枝谁与似
虽然男女平等的思想在传播所到之处是那样的深入人心，但在实际生活中女人可以同男人一争高下的领域和机会还是很少的。只有一个领域对女性作出了相对来说最慷慨的开放，那就是文艺创作。五四以后，涌现出一批女性作家，她们不但以自己的作品令人刮目相看，她们自身的衣食住行也像电影明星一样成为大众注目的焦点。
这些女作家原来都是女学生。不论陈衡哲、冯沅君、谢冰莹、凌叔华、陈学昭，还是冰心、庐隐、白薇、丁玲、萧红，她们大多都有过白衣黑裙的纯真时代。随着社会地位和生活角色的变化，她们的着装也添加了更多的色彩，选择了更多的趋向。可以说，没有一种专门标志她们身份的服装，她们融入哪个人群，她们的服装就适应哪个人群。所以，到了五四女性全面走向社会的30年代，对于新女性服饰的描写明显减少了。只有茅盾，这位中国社会的观察大师，为我们留下了这方面的珍贵记录。且看他在《子夜》中对几位女性的描摹：
像一枝尖针刺入吴老太爷迷惘的神经，他心跳了。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他第一次意识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明显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万恶淫在首！”这句话像鼓槌一般打得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然而还不止此。吴老太爷眼珠一转，又瞥见了他的宝贝阿萱却张大了嘴巴，出神地贪看那位半裸体的妖艳少妇呢！老太爷的心扑地一下狂跳，就像爆裂了似的再也不动，喉间是火辣辣地，好像塞进了一大把的辣椒。
这一段通过吴老太爷的眼睛所描写的画面，素来脍炙人口。一滴水可以观大海，当时上海作为一个世界第六大城市的“繁华”景象，于此又一次“每下愈况”。
他们两个悄悄地走到一个窗子边，向里面窥望。多么快活的一群人呀！交际花徐曼丽赤着一双脚，袅袅婷婷站在一张弹子台上跳舞哪！她托开了两臂，提起一条腿——提得那么高；她用一个脚尖支持着全身的重量，在那平稳光软的弹子台的绿呢上飞快地旋转，她的衣服的下缘，平张开来，像一把伞，她的白嫩的大腿，她的紧裹着臀部的淡红色印度绸的亵衣，全都露出来了。
这一段叫做“死的跳舞”，可说是一场最刺激的时装表演。
林佩珊这天穿了一件淡青色的薄纱洋服，露出半个胸脯和两条白臂；她那十六岁少女时代正当发育的体格显得异常圆匀，一对小馒头式的乳房隐伏在白色印度绸的衬裙内，却有小半部分露出在衬裙上端，将寸半阔的网状花边挺起，好像绷得紧紧似的。她一面说话，一面用鞋尖拨弄脚边的细草，态度活泼而又安详，好像是在那里讲述别人家的不相干的故事。
这样的女学生装束与白衣黑裙的五四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茅盾的笔力真是雄健。而本来与时装关系最为密切的女作家反而在这方面留下的文字比较少。从一些印象记和回忆录中知道，冰心的衣着特别注重色彩的和谐与素净。她所喜欢的是“娟娟的静女，虽是照人的明艳，却不飞扬妖冶；是低眉垂袖，璎珞矜严”（《往事》）。萧红喜欢穿深色衣服，这与她在东北的地主家庭长大有一定关系。有一次萧红与鲁迅等人一起吃饭，鲁迅对萧红说：红色的上衣要配黑色的裙子才好看。鲁迅和萧红一样，也是喜欢深颜色。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婚时，穿着一件红纱底金绒花的旗袍，配了一件黑纺绸衬裙，在开叉处还镶着花边。萧红到大后方以后，又做了一件镶着金边的黑丝绒旗袍。在大后方和解放区，深颜色普遍受到欢迎。延安有一段时间流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于是乎女孩子们个个穿起了黑色的“安娜服”，为此还开展了一次规模不小的思想批判。女作家在解放区是格外受到青睐的。丁玲从南京逃脱后，辗转投奔边区，李夫记述了她初到保安的情形：
……丁玲终于来了。那也是一个将近黄昏的下午，室外的空场传来了喧杂的人声，许多人在说丁玲来了。我也挤在人群中从门口向室外望去，里面挤了十廿个不相识的人，其中有三个女子。三个女子中间有一个胖胖的，扬着清脆而尖锐的声音在滔滔不绝地谈着路上的情形。一颗头发剪得短如男子，而且乌黑光亮的，衬着一张圆脸和庞大的头，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在转动着。……她身上穿的是一套灰色军装，一顶军帽已经给她卸在手中弄着。……我猜起来或许她就是丁玲……丁玲当时固然谈笑自若，不过我看她的脸上多少带着些女性的忸怩神态。
丁玲到保安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都十分器重她，高干夫人们争相请她吃饭。毛泽东还专门写了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文小姐”成为“武将军”之后，她们的时装就具有了“组织”的性质。丁玲本来也是喜欢深颜色，她20年代在上海与胡也频和沈从文三人同居时，喜欢穿红色和黑色。他们成立了“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杂志。姚蓬子回忆第一次见到丁玲的印象时写道：“这大眼睛的，充满了生的忧郁的丁玲，卷在一件厚重的黑大氅里，默默地坐在车窗旁边，显出一个没落贵族的寂寞和尊严。”黑大氅演变成了灰军装，女性又一次以穿上男人的衣服来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就如茅盾在《风景谈》中所说，只有从发式上，才能区分出性别。丁玲、草明、宋霖、袁静、郁茹，她们先后穿上了列宁装、干部服，她们的人生价值已经不再依靠自己的肉体和衣装去体现，而是依靠“纤笔一枝谁与似”，依靠和男人一样的奋斗，一样的工作，正像陈学昭一部小说的名字所昭示的：《工作着是美丽的》。
美出天然玉不如
40年代的大上海，尽管沦陷，尽管混乱，尽管多变，但它仍是一个车水马龙、五光十色的国际大都会。不管政治风云、军事局面如何动荡莫测，市民百姓仍然以自己的衣食住行为首要生活内容。当时的一首诗中说：“半壁河山土尽焦，忧时志士尚寥寥”，“国事蜩螗何足问，周严婚变最关心”。许多报刊杂志的主要内容还是广告、笑话、奇谈逸闻、影坛掌故、心理测试和生活小常识。关于时髦女性的装束，当时的《万象》旬刊上有一组《妇女时装吟》，描绘得既细致又传神：
雪肌不爱袜来笼，锦革高跟半镂空。
六寸凝脂鲜一滴，大趾甲上染猩红。
新装赤足最时趋，美出天然玉不如。
春野待郎花下约，凌波不畏湿红蕖。
双臂袒露白如银，电烫乌云椭扇形。
一领罗衫刚贴体，轻盈曲线最分明。
这样的时装与万里之外的欧美，几十年后的中国，已然差距甚小。利用服装来尽情展示玉体，最大限度地强调男女之间的对比和差异，这里面也不能不说隐藏着十分复杂的政治文化信息。在40年代的上海，穿衣服最有特色的要数著名女作家张爱玲了。她的弟弟张子静在《怀念我的姊姊张爱玲》一文中写道：
张爱玲很喜欢“特别”，比如穿衣服，总要想穿得和别人不一样。1942年，她刚从香港回到上海，我去看她。那天，她穿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一朵朵的蓝色和白色的大花，旗袍两边都没有纽扣，穿的时候要像穿汗衫一样钻进去。领子矮得几乎没有，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和肩膀一样齐，长度只到膝盖。上海当时虽然许多女青年喜欢赶时髦，但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这种式样的旗袍。我问她这是不是香港流行的式样，她笑笑说：“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是顶普通的式样，我正嫌它不够特别呢！”听人说她有一次穿着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参加一位朋友哥哥的喜宴，满座宾客为之惊奇不止。
张爱玲的奇装异服是她生前死后人们永远喜欢议论的话题之一。当时报刊上每有张爱玲的消息时，她的装扮总要占一定的篇幅。与张爱玲同时代的女作家潘柳黛写道：
有一次我和苏青打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得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一件柠檬黄袒胸裸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装打扮中。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喝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的说：“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俩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妆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俩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不懂礼貌的野人一样。
张爱玲从小就对服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日后的刻苦钻研，大胆实践，她可以说成了一位独领风骚的服装大师。她曾伙同另一位女作家炎樱开办服装设计生意，广告词曰：“炎樱与张爱玲姊妹合办炎樱时装设计大衣旗袍背心袄裤西式衣裙电约时间电话三八一三五下午三时至八时。”张爱玲写过一篇著名的《更衣记》，将中国数百年来的衣着变迁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写到40年代时，张爱玲告诉我们：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纽扣来代替，不久连纽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纽。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如果说张爱玲的奇装炫人多少有一点游戏人间的态度，那么苏青的服饰则是以朴素实用为上的。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写道：
对于苏青的穿着打扮，从前我常常有许多意见，现在我能够懂得她的观点了。对于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苏青的作风里极少“玩味人间”的成分。
去年秋天她做了件黑呢大衣，试样子的时候，要炎樱帮着看看。我们三个人一同到那时装店去，炎樱说：“线条简单的于她最相宜。”把大衣上的翻领首先去掉，装饰性的褶裥也去掉，肩头过度的垫高也去掉。最后，前面的一排大纽扣也要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改装暗纽。苏青渐渐不以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纽扣总要的吧？大家都有的！没有，好像有点滑稽。”
苏青自己在《谈女人》中也用一种颇为实用的观点来评论道：
又如在装饰方面，女人知道用粉扑似的假乳房去填塞胸部，用硬绷绷的紧宽带去束细腰部，外面再加一袭美丽的，适合假装过后的胸腰部尺寸的衣服来掩饰一切，这是女人的聪明处。愚笨的女人只知道暴露自己肉体的弱点，让两条满是牛痘疤的手臂露在外面，而且还要袒胸，不是显得头颈太粗，便是让人家瞧见皱缩枯干的皮肤了，真是糟糕！
张爱玲和苏青代表着中国城市女性在服装美学观念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美的“矿藏”已所剩无多。历史像女人一样不喜欢平淡，一个变化的时代马上来临了。
嘿拉拉的布拉吉
阳光明媚的50年代，一群群欢歌笑语的姑娘，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跳跃着，嬉闹着，去上学、上班、开会、游园。她们穿着五彩鲜艳的布拉吉，嘴里唱着：“嘿拉拉，拉拉，嘿拉拉，拉，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苏联老大哥呀，帮咱们建国家呀……”
布拉吉是俄语的音译，就是俄式连衣裙的意思。衣服从来是一种文化政治符号。当中国男人的服装从中山装、列宁装，逐渐过渡到毛制服的时候，中国的女人穿起了“老大哥”的姐妹的服装——布拉吉。布拉吉是苏联女英雄卓娅所穿的衣服，是苏联红军的全体情人“喀秋莎”所穿的衣服，“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驻守边疆年轻的战士，心中怀念遥远的姑娘，勇敢战斗保卫祖国，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布拉吉一方面具有“进步”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又能够显示女性的身体美，它便捷、轻盈、活泼、经济，上至中央级的大演员，下至幼儿园的小女孩，都能穿，爱穿。举国上下飘舞着千千万万件布拉吉，就像开满了千千万万朵水仙花，清新的空气，朴素的情感，昂扬的精神，火热的生活……一个崭新的时代，
犹如旋转的布拉吉一样向人们展示着美好的理想，美好的明天。只几年的工夫，“布拉吉”就成了汉语中一个最常用的外来词。
除了各式各样的布拉吉，50年代的妇女还喜欢穿长裙、小翻领上衣、半高跟皮鞋。比起40年代，减少了许多奢华和“泡沫经济”现象，代之以更加大众化的“集体消费”审美观。一般妇女的服装总数不是很多，但那时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卓越的，香港的居民很喜欢托人购买广州、上海和北京的产品。所以一年有几套衣服也就足够姑娘们展示青春的风采了。
50年代的中国城市里，盛行周末舞会。那时的舞会正规、优雅，是有距离的亲昵，是同志关系与朋友关系的结合。50年代的“舞迷”，到了80年代，跳起舞来，步伐充满旋律，风度翩翩，令年轻人称羡不已。布拉吉和含蓄的长裙，就是那种温馨浪漫的舞会上的灵魂。
过于花哨、过于暴露、过于昂贵的服饰，在50年代没有受到明确的禁止，但在社会风气上受到人们自然的轻视，因为那意味着腐朽、轻佻，意味着剥削、反动，意味着资产阶级，意味着美帝国主义。崇尚刚健清新之美，是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开国之初的共同点。初期过去之后，有的走向多元繁复，有的走向衰朽淫靡，有的走向极端专制。50年代以后的中国女装，则走向了一种特殊的美学状态。
不爱红装爱武装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敌视、封锁和战略包围的态度，“老大哥”苏联又因对中国奴役收买不成而背信弃义，翻脸逼债，进而在千里边境上陈兵百万，中国处在一种“大雪压青松”的异常严峻的国际形势之下，因此对国防武装力量的高度重视，就成了60年代、70年代的全国共识。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战史给人民留下的美好形象，“最可爱的人”成为许多男女青年向往的人生选择，也成为许多姑娘择偶的理想目标。体现在服装方面，就是军装成了整个民族长期高居于排行榜之首的流行装。
1961年2月，毛泽东写下了那首传诵一时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军装，具有一种统一美、组织美、仪式美。身穿军装，意味着自愿隶属于某个高度统一化的组织，自愿服从于某种统一的组织目标，自愿献身于某项灵魂的仪式。在身穿军装之时，个体感到了融入群体的巨大快感，这种快感来自于个体与群体的彼此认同和相互承担。它使生命获得了极大的依靠和自信，所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凭借这种空前的大统一，中国能够在二十年的时间内与苏、美两霸抗衡，那段准军事化的生活在全体人民心中刻下了抹不去的深痕。
准军事化的过程是与淡化性别同时进行的。这时的女性服装不是突出女性的性征，而是遮掩和弱化女性的性征。宽领长袖，肥腰阔裆，表面上最大限度地隐藏了女性的肉体，实际上却百倍地增强了男性对于女性肉体的想象。身穿军装的姑娘给人带来一种极富挑战性的性感。许多学校中的美女、校花，都成了各大军区招兵的热门人物。最漂亮的姑娘大多数都在部队里，她们成为“最可爱的人”中的“最可爱的人”。
“不爱红装爱武装”也不一定就是要穿军装。除了军装，凡是和男性服装比较接近的服装，都有机会被女性选用。在工厂，男女工作服的样式区别不大；在农村，男女社员的衣着更为接近；在学校，男女学生最普通的衣服就是“白布衫，蓝裤子”，外加一条红领巾。裙子大面积地消失了，布拉吉被视为“修正主义”的象征。女性穿衣必须“不修边幅”才合乎时代潮流。但是这“不修边幅”又必须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如果是真的胡穿乱穿，那也同样被人看不起，被认为是邋遢、埋汰，不讲卫生。就比如穿军装，新的就不如旧的，因为旧的意味着有资格，有历史，有沧桑。聪明的姑娘往往穿一套稍稍褪色的旧军装，偷偷把腰改细一些，把横裆立裆改小一些，胸前戴一枚有夜光效果的毛主席像章，让伟大领袖毛主席随着胸脯的起伏熠熠放光，再配上两条油黑利落的短辫，那真是迷人极了。
以劳动为美，以朴素为美，以贫苦为美，使许多女孩子不但把新衣硬洗成旧衣，而且还要在新衣上打补丁。这是一项十分高级的技巧，因为补丁在多数情况下给人的感觉不美，这就要求补丁的位置、补丁的形状、补丁的搭配，都必须讲究、得体，要给人画龙点睛而不是画蛇添足的感觉。最典型的例子是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革命接班人李铁梅的服饰。铁梅身穿红袄蓝裤，在一肩一肘恰到好处地添上两块方形和椭圆形的补丁，宛如中国园林里点缀的两座小亭子一样，给人一种神奇之美。因此，“铁梅服”曾在一些城市流行一时。
不合乎这个潮流，与这个潮流相反的，则被视为“臭美”。表现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插队落户的著名长篇小说《征途》中，有一个爱慕虚荣、思想落后的姑娘叫万莉莉，小说开头是这样描写她的：
这天，她听说这家百货商店到了一批高级小提琴，一清早就打扮得衣冠楚楚——身穿深灰色新式风雪大衣，头戴浅灰色绒线风雪帽，脚上穿一双半高腰麂皮鞋，来到商店门前等着开门做第一个顾客。
万莉莉的打扮如果换一个时代，可能就是美的，可见所谓“美”，并没有绝对的标准，美是有时间性、空间性，更有民族性、阶级性的。60年代、70年代所推崇的是“飒爽英姿”之美，正如当时一首叫做《姐妹》的诗所描绘的：
紫裙衫，红马靴，
红卫兵袖章，银肚帕……
扬鞭跃马雪山下，
一张笑脸迎朝霞……
妈妈，你猜她是谁？
猜吧，猜吧，好妈妈！
——呵，她就是，
就是我多次提到的阿衣恰！
阿衣恰的英姿到了另一个时代，也不过就是供愚昧无聊的闲人们饭后谈笑的一张“老照片”。
满园春色关不住
准军事化的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渐渐退隐了。改革了，开放了，红杏也就要出墙了。“美”作为一个并不新鲜的词汇突然高频率地大面积地出现，似乎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美一样。其实这个“美”也是有它的特定所指的。它特指那些温柔的、个体的、娇贵的、女性的、肉感的、世俗的“美”。尤其女性，仿佛是被关住了几十年的春色，再也不堪忍受园内的寂寞，如同野火春风般在神州大地蔓延燎原起来。
女性的回归，是新时期文化的重要现象。而女性的回归，是以女性服装的回归为重要标志的。著名导演谢晋在文革前执导过一部电影《红色娘子军》，主人公琼花在影片开头穿着女性的衣服，到了影片结尾穿上了男性的衣服——军装。而新时期的一部影片《啊，摇篮》，女主人公恰恰相反，在影片开头穿着男性的衣服——军装，到了影片的结尾则穿上了女性的衣服。电影理论家戴锦华非常重视这两个细节的对比，认为这是让女性回到了女性的世界。
女人们脱下了军装、武装，好似花木兰回到家乡，“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在部队里开始出现非武装妇女，比如《今夜星光灿烂》。原来的武装妇女则开始脱离部队，比如《追赶队伍的女兵》。以前是非武装的妇女仰慕武装的男人，比如《董存瑞》中牛玉和的老婆来信说家里啥也不缺，就缺他一张立功喜报。现在则是武装的男人开始对非武装的妇女难舍难离，比如《归心似箭》，表面上好像是急于归队，实际上是急于打完仗，好归来给这个女人“挑一辈子水”。各种文学作品里突然涌现出大量的对女性身体和服饰的细致描写，连蒋子龙这样大刀阔斧风格的作家，也乐于告诉读者一双白高跟皮凉鞋里有一双什么什么样的没穿袜子的玉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流行挂历，一代新星身穿各色鲜艳的服装——今天看来已非常土气——李谷一、刘晓庆、陈冲、姜黎黎、张金玲穿着运动服、羊毛衫、皮夹克，大概连广告费也不知道要，傻乎乎地被挂在墙上，按月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打扮。民间有个谜语：“贴墙走，贴墙站，光穿衣服不吃饭。”说的恰好就是她们。
70年代末，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引起了一场纷争。其中袁运生设计的一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面积最大者为2700.340厘米），由于出现了裸体——不但“不吃饭”，连衣服也不穿了，一时毁誉交加。毁者认为有碍观瞻，伤风败俗，有人建议给画中人穿上裙子，戴上兜肚。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等对壁画给予了赞扬和肯定后，纷争才得以平息。从此以后，挂历上的明星们就越穿越少了。
生活中的姑娘们，不如明星那么大胆，但也一批接一批地趟雷阵，闯禁区。她们的衣服，用反对者的话说，是“该肥的地方偏要瘦，该瘦的地方偏要肥”。反对者对于姑娘们的装束变换是最敏感的，他们先是采取道德攻击，把穿着大胆的女性归为“坏女人”，大声疾呼“救救她”。后来发现毕竟不是吴老太爷的时代了，于是又改为“科学引导”，大讲奇装异服的不利于人体健康之处。比如说上衣太紧不利于乳房发育，天长日久会得乳腺癌，至少也是丧失哺乳能力。裤子太紧则不利于卵巢发育，天长日久会得子宫癌，至少也是丧失生育能力。锥子裤不利于穿裤脱裤，既容易使腿脚受伤，又容易夜里发生地震时，穿不上裤子而光腚跑到室外——反对者特别希望这成为事实。喇叭裤则浪费布匹，不利于保暖，接触灰尘太多，尤其是容易被车轮压住而导致一命呜呼。超短裙容易摔跟头，落地裙容易卷进机器。高跟鞋容易崴脚脖子，使脚趾畸形，使腿部静脉曲张，使腰椎间盘突出……有一阵全国的大姑娘都喜欢赤脚穿着红拖鞋满街游走，于是许多晚报都刊登了一则惊人相似的新闻：一个红拖鞋姑娘过马路时，一跤绊倒，死于汽车轮下，红颜不知何处去，红鞋依旧笑春风……
从反对者的一面，可以清楚地看到80年代女性时装的风起云涌，躁动激越。80年代时装的灵魂是反传统，是张扬个性，是反抗压抑，而它所采取的直接对抗的方式其实又是颇为传统的，也就是说，依然具有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政治激情。可以说，80年代和70年代一样，都是一场全国性的“时装行动艺术大展”，只是价值取向相反而已。所以某种时装的流行，一场时装的表演，经常会成为焦点话题。由于反对者的强大，经常需要把一种普通的衣着观念上升到深奥的形而上的美学哲学层次才能唬住人。这又导致后来人们出于逆反心理的胡闹调侃。80年代后期，“比基尼”一词开始流行，人们在屏幕上看到了这无可再减的“最经济”时装。有好事者呼吁大家都来穿比基尼，说这是最有力的性启蒙和“实践美育”，还有不负责任的小报说比基尼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象征，结果受到读者来信的严肃批评。从“貂裘换酒”到比基尼上台，中国妇女尽情展示了她们的满园春色，虽然每一个时代的花色不一，但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主旋律，那就是用时装来争取、来配合、来表现妇女解放。不过当妇女们以为她们已经获得了解放之时，她们却好像有点“不知道该穿什么好了”。
万紫千红都是春？
一转眼到了世纪末，中国妇女经过百年抗争，终于赢得了亘古未有的胜利果实。她们现在可以让男人做饭洗衣看孩子，可以干活比男人少而挣钱比男人多，可以对丈夫打打骂骂推推搡搡，可以拒绝履行妻子的法律义务或者在履行此项义务时向丈夫收取“钟点费”，可以对男朋友始乱终弃或者对别人的男朋友贼忒兮兮，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必依靠某类特殊的衣饰来换取社会承认和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世纪末的女人们在穿衣问题上真正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时代。她们可以着男装，着女装，戴头巾，戴草帽，系领带，系袜带，穿花鞋，穿草鞋，露肚脐，露腰眼，挂胸针，挂项链，可以穿裙子而不穿裤衩或者穿裤衩而不穿裙子，可以左脚蹬马靴而右脚踩拖鞋或者左腿裹着牛仔裤而右腿赤裸上写“我爱克林顿”。这些权利和风采都是令男人望尘莫及，莫名其妙，莫衷一是，默默无语两眼泪的。一个男人，再也无法预测他的女同学、他的女同事、他的女同居明天早晨会穿个啥。男人终于明白了，蒲松龄老爷爷为啥郑重其事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写下那篇永垂不朽的名作《画皮》，原来女人的本质就是画皮鬼呀！
女人们生命不息，画皮不止，于是才有了百年千年万年的画皮史。一百年来，无数仁娃志女，抛画皮洒热血，才换来今日这万紫千红、自由画皮的好时光。然而回眸想想，奶奶婶婶姑姑嫂嫂姐姐们的奋斗，就仅仅是为了让小妹妹们整天描眉画眼，描肉画皮么？女同志们，你真的以为你是完全生活在幸福之中么？请你抽空意识一下这一点吧。万紫千红未必都是春，天桥上展示的未必都是美，大街上流行的未必都要当真。秋瑾、丁玲、张爱玲，她们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她们有没有独特的衣饰，而在于她们拥有独特的思想，独特的心灵。一个民族有许多这样的女人，不但是女性的骄傲，也是男性的荣耀。也许有一天，男人的衣服也会成为观察历史的一个小小舷窗吧。
